余热生辉夕阳红
为革命奋斗了七十年春秋的革命老人,深受人们敬重和爱戴的革命老前辈吕剑人同志写的回忆录“我的革命经历”,是党史研究的宝贵资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作为他的老部下,我拜读以后深为感动,赋诗一首以表崇敬之情。
坎坷革命路,峥嵘岁月稠。
矢志匡神州,苦斗不言愁。
行航唯马列,风雨莫回头。
振兴我中华,甘当拓荒牛。
早在大革命时期,吕老就积极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支持“二虎守长安”,反对封建军阀刘振华、驱逐吴新田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于1927年春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后就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在长期从事党的白区工作和隐蔽斗争中,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受尽了磨难,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为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老任中共西府地委书记和陕西省委特派员,足迹遍布西府各县城乡农村、机关、学校,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运动,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武装队伍。西府各县早期党员大部分是这时入党的。1940年以后,在国统区有所暴露和“太红”的党员,被分期分批调回陕甘宁边区,有的送去学习,有的就地分配工作,有的上了前线。我的堂兄蒲林是凤翔的地下党员,上抗大学习后被派往晋察冀,以后牺牲在抗日前线,至今连尸首也没有找到。我进边区后,被上调西北局,后到中央机要局、军委机要处、边区政府等处工作,抗战期间一直在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1946年8月我和吕老又在马栏见面了。当时吕老由陕西省工委统战部部长调任南线指挥部政委,并负责选派干部到国统区工作,分批派出武工队到关中、陕南开辟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我被分配到凤翔武工队,队长杨生枝,指导员邰云亭,以及亢绍平等同志都是我小时同学好友。武工队在马栏组建时八人八支枪,10月的一个夜晚,由吕老亲自送我们登上了征程。在关中分区礼堂我们脱去军装换上便衣,吕老作最后指示说:“你们就要出发了,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央和西北局要求我们要在西府地区创建根据地,你们的任务是建党、建军、建政。最重要的是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临行还为我们每个人斟了一杯送行酒。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武工队出发后,昼伏夜行顺利到达目的地,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山区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抗粮、抗丁、抗款,摧毁敌人保甲组织,改造了刘岐周非法武装。到1947年夏天,邰云亭因病回边区,杨生枝同志不幸惨遭敌人杀害,吕书记派王生春通知我回边区汇报工作,在旬邑马庄桥地委会上让我汇报工作后,当即宣布武工队新的领导班子,亢绍平为队长,我任指导员,这时武工队已发展到40余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吕剑人同志无论任西府工委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府总队政委,还是任西府地委副书记和西府军分区副政委,都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西北局的路线、方针、政策,使西府各县武装力量发展很快,乾县、礼泉、永寿、岐山、宝鸡、凤翔、麟游等县游击队非常活跃,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保卫边区解放关中作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我们凤翔武工队进城后很快发展到200余人,改编为游击队。不久主力大军撤出,敌人“清剿”,在最困难之时,吕书记带西总一支队在北山后周公村,与我们会合。在听取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调西总参谋李福祥任凤翔游击大队队长,我任政委,又把唐万林游击队编归我们。游击队力量加强后,根据吕书记指示,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我们很快发展到4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到冬季奉命撤回边区休整。部队行至永寿县境内和敌二〇三师遭遇,打了一仗,多数同志进了边区,我因负伤和十几个同志返回了凤翔。1949年春节初七早晨,我们20余人的游击小分队,在离凤翔城十里的寺头村西宝公路上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截获敌军车辆,俘敌九十军军长家属,以及护送的营长以下50余官兵。缴获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6挺,长短枪47支,电台1部以及望远镜等物资。我及时向地委写了报告,边区《群众日报》做了报道,大大鼓舞了士气,群众情绪高涨,要求参军的青年很多,很短时间又扩大到300余人。2月间,宝鸡焦振祥游击队百余人来到北山根据地,岐山王均贵游击队20余人也来了。这时我们已在凤翔、岐山、麟游三角地带,建立了区乡政权,敌人保甲组织多数被摧毁,敌人只能龟缩在县城里面。1949年5月,吕剑人同志任书记的中共宝鸡地委成立,21日,我游击队在亢家河主动配合一野四军、一军围歼了敌人三〇师和五十七军10000余人,俘敌9400余人,敌师长王敬鑫被击毙。由于游击队作战有功,受到一野司令部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吕老任宝鸡地委书记,我到地方任凤翔公安局局长,游击队500余人改编为县大队,后调军分区编入独立十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赴朝参战。1952年吕老调新疆工作,一去就是27年。我在1965年去新疆参观时看望过他,那时他是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他进行了顽强的抗争。1979年回到陕西后,我们又见面了。近年来我经常去看他,他那正直刚强的性格对我印象最深;他那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沉稳精明的严细作风,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品格是大家公认的。他70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值得永远学习。最后敬送诗一首:
江山百战幸犹存,
长征接力有来人。
老马识途自奋蹄,
余热生辉夕阳红。
199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