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

西安市龙首原北面的那座古城遗址，在许多场合已经被习称为“汉长安城遗址”了。如果认为视此为一种简称，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将其只是当作“汉长安城遗址”，那就与事实不符了。各种文献记录早已清楚地告知人们，这里是“两汉魏晋南北朝长安城”，甚至连隋文帝杨坚坐上隋朝皇帝宝座的头两年，也是在这座老城里发号施令的。

本文通过隋初长安城之零星记录，试图尽量勾勒出当时还存在的宫殿、城门、社庙及朝堂，这样初步的工作距离展现长安旧城的面貌还差得很远，其本身却是有意义的，今后自当继续加以充实。又根据当时极为秘密的有关迁都事项的议论，我们基本掌握了隋文帝杨坚与其近臣有关迁都的各种想法，对于新址的位置及其如何被选定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古人的“八水绕长安”、前人的“西安小平原”“关中核心区”等表述的基础上，从地形地貌上做出了一个关于“龙首山基座”的新判断，期待着对龙首山和两个长安城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

罗列隋初高层政治层面提出的各种迁都理由，可分为下列4个方面：（1）旧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死人既多，阴魂不散，致使“宫内多鬼妖”，这些均为隋文帝杨坚所难以接受；（2）旧城“台城制度”狭小，居住混乱，“宫阙之间，并有人家”，不合制度礼仪，不符合新王朝的气派，必须迁建新都予以改变；（3）旧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这涉及所有居民的实际利益；（4）渭河多沙，关东漕粮运输不便，时常造成“关内饥”之恐慌，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根基，移都可以促进新漕渠的开凿，保证漕运的通达。

总而言之，隋初的迁都形势是各种因素都在起作用，以致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合力，促使着隋初迁都政治活动的完成。就迁都本身的过程而言，可以算是一次近距离、低成本、快节奏的政治运作，动作不算大，做得很成功。按迁都的步骤考察，初期是以杨坚本人的心态为主，其臣属也发表了一些具体意见，从隋廷迁移后的若干政治活动及其部署来考察，汇集渭河、灞河水量于新都大兴城东面，汇入新开漕渠以提高水位，增强水力，保证关东的漕粮运输至国都，或许是触及隋初迁都之举的一个潜在动因。

（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