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桂荣，刘嫂子

一

如果说刘志丹这一精神符号照耀和影响了刘力贞，使她一出生就带有红色基因，那么，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则是这一精神符号的接力者，如同薪火相传一般，从与刘志丹结婚的那天起到丈夫去世后的六十年里，她顽强地保留和传承了这一精神火种，并连同她从小在家养成的优良品质也一并传给了女儿，让这些优良品质在刘力贞的生命里得以继续升华。

同桂荣，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脚扎川楼坊坪乡九咀坡村，兄妹九人中，她排行第四，有一兄二姐三弟两妹。她的父亲，刘力贞的外祖父是个勤劳质朴的农民，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富有同情心，常周济穷人，遇到路过村子的乞丐，他就会留宿，管吃管住，走的时候还会给乞丐们送些米面。而她的母亲，刘力贞的外祖母宗氏，是个勤俭持家的能手，烧火做饭，推磨推碾，喂猪养鸡，悉心抚育儿女，照料一家人的生活，只是生性有些好强，受不得窝囊气。

宗氏连着生了三个女儿，惹得婆婆恶言恶语，于是她咬牙下狠心，准备用大烟毒死刚出生两天的女儿，也就是刘力贞的母亲同桂荣，幸好被她的父亲看见拦住了。“外祖父说，一个猪娃下世还头顶三升糠，何况是个人。生下来就得养大，男女都是人。”刘力贞回忆说。

同桂荣家没有出外谋事的人，全家人仅靠种地为生，收成好的时候，还能往地里窖一些粮食。陕北交通不便，多余的粮食窖在野地里卖不出去，经常会发霉变质。她的母亲宗氏是个节俭的人，舍不得丢掉这些粮食，不顾家人反对，照样做了给家人吃。陕北农村，最缺的就是布匹，一家人除了逢年过节嫁女娶媳妇穿新衣服外，平时穿的都是补丁压补丁的破衣烂衫，冬天穿的棉衣，破絮子都掉在外面，远远望去像一只发怒耸毛的老鹰。孩子冬天光着屁股穿件破棉袄，冻得全身发红，夏天则赤条条一丝不挂。至于炕上，只铺张芦苇席子，殷实人家也只能铺条破毛毡，被子不够尺寸，盖了上身露着脚丫，还是几个人一床。生长在这样环境中的同桂荣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节俭朴实的习惯。她六七岁时就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上山挖苦菜，帮着母亲宗氏干活：喂猪，抱弟妹。有时还要帮助她的婶娘哄小孩，因手脚麻利，深得长辈们的喜爱。

同桂荣的八叔父上过榆林中学，是地方上有名的“秀才”。傍晚的时候，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古今，虽然同桂荣没念过书，但是记性好，一听就能记下。这个记性好的优势，使她在婚后能够很快学会识字，并且成为刘志丹宣传革命思想的一大帮手。

同桂荣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不愿做的事别人很难强求。小时候农村的女孩子都要缠脚，但她听说有的妇女就是因为脚小，土匪来了，常常跑不动，钻在柴草堆里被活活烧死了，因此不肯缠脚。她的母亲宗氏认为不缠脚的女孩子是不守妇道，会嫁不出去的，坚持给她缠脚。于是，母女俩玩起了“捉迷藏”，母亲晚上给她缠了裹脚布，第二天她到地里自己偷偷把裹脚布解开撂在山沟。即使晚上回家被母亲发现后挨打，并用针线缝了继续给她缠上，同桂荣第二天也照拆不误，如此多次反复。就在这时候，她父亲得知世道变了，山外的女人都在放足的消息后，便不让宗氏再给女儿缠脚了，同桂荣的脚就成了半大不小的“解放脚”。

同桂荣七岁时，刘力贞的曾祖父刘士杰到九咀坡村为他的长孙刘志丹相亲。刘力贞的外曾祖父让他的三个孙女齐刷刷地站在炕前，请刘士杰挑选。同桂荣长得壮实、机灵，且属相与刘志丹相配，符合农村婚俗“若要富，蛇盘兔”。于是，两位老人家当下敲定了这门婚事。

二

同桂荣十三岁那年，第一次在家中见到了前来送礼的她未来的丈夫刘志丹。四年后，一九二一年的春天，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已经正式结为夫妻。同桂荣当时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她嫁了个有学问，且知书达理的丈夫，担忧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怕丈夫嫌弃她。刘志丹不但没有嫌弃，反而耐心地教她写字学文化，把原本大字不识的三秀子变成了同桂荣。非但如此，在丈夫的教育下，她很快学会了人生中最先会写的六个字——刘景桂、同桂荣，同桂荣的人生也从此开启了新的一页。在刘力贞的回忆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例：“母亲同桂荣过门不久，祖母难产去世了，有人说是母亲‘妨死’了婆婆，父亲耐心做解释，说这件事与母亲无关，祖母是难产而死。母亲很感谢父亲的仗义执言。”

一九二三年，同桂荣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全家人都为刘家添了第四代人而高兴，但不久，这个男孩因病未及半岁就夭折了，她为此痛苦、沮丧。刘志丹从榆林中学放假回来，多方安慰，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刘志丹给同桂荣讲榆林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学生会和军阀井岳秀斗争的故事，使她也开始关心起国家的事情来了。

二十岁的同桂荣，让二弟刘景范把从娘家筹措的盘缠和自己纳的一双布鞋，送给奔赴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后，她开始在思念中帮助公公刘培基操持家务。渭华起义失败后，脱险的刘志丹受党派遣回到陕北，秘密组织地下斗争，同桂荣就帮着刘志丹为党组织传送信件，站岗放哨。一九三二年，谢子长、阎红彦因病，又被敌军追赶，先后来到刘家。她想方设法掩护他们，上山采药为其治病，使他们很快康复投入了战斗。她平日里也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劝说村里的乡亲们送子参加红军游击队，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同志。一九三四年同桂荣到陕甘边根据地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她乐于助人、慷慨大方等优良品质，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刘嫂子”。同桂荣很会团结群众，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她经常带领农村妇女为红军战士做鞋、缝军衣，更与妇女们以姐妹相称；她把战友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刘志丹的同志来家里谈工作，她总是想法设法做好吃的，大家都知道她的拿手饭是羊肉臊子剁荞面。

同桂荣一生中生过三个孩子，在刘力贞出生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九三五年因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开错药，不足一岁的儿子不幸遇害。为了不让在劳山战役前线指挥战斗的刘志丹担心，同桂荣没有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就是在这年深秋，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错误肃反。同桂荣把张景文、罗培兰、兰田田等叫到家里，说：“住我家，看谁敢提人。”（陕北方言把逮捕叫提人，是从旧时提审演变过来的词。）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张景文，这位陕甘苏区唯一的妇女知识分子干部在白天出去被杀害了。得知张景文被害的消息后，罗培兰、兰田田她们再也不敢出去乱跑了。在如此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同桂荣感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刘志丹东征时不幸中弹牺牲。举行追悼会的前两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亲自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患伤寒病住在医院里的同桂荣。同桂荣听到噩耗，感觉到天塌了下来，当即昏厥过去。

刘志丹牺牲后，同桂荣继承丈夫的遗志，立志把女儿抚养成人，做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正如她所说：“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有一颗心，两只手，在红军里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一九三六年夏，党中央迁到保安，毛泽东设宴招待从白区来的女作家丁玲，请同桂荣作陪。席间，毛泽东向丁玲介绍说：“这位刘嫂子，在陕北可有名啦！”丁玲说：“我来后就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你刘嫂子。”毛泽东笑着说：“这就是她的官衔嘛！”六岁的刘力真跟在母亲身后，见证了毛泽东给母亲同桂荣“钦定”刘嫂子这个官衔。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丁玲到西安来看望同桂荣时问：“真娃呢？”同桂荣说：“下乡去了。”丁玲接着说：“真娃小时候就很聪明，知道谁是坏人，知道保护好妈妈。”

“刘嫂子”这三个字像“刘志丹”三个字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包括今天同样成为一种高尚情操的精神符号，像恒星照耀在陕甘大地上。“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慈爱与严厉相结合，她非常爱我，但绝不娇惯，所以我从来不会哭闹撒娇……”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母亲同桂荣去世时刘力贞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同桂荣在边区党校学习文化，热心助人，样样不落人后，深受同志们的尊重。一九五一年，在东北局托儿所任顾问期间，她的和善、慈祥、耐心博得了全所孩子们的喜爱。“文化大革命”中，她在自己被扣工资的情况下慷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九七四年，全国恢复人大工作，在审议人大代表人选时，毛泽东提议：“刘志丹夫人啊。”六十九岁的同桂荣被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任全国妇联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陕西省政协常委、委员。打倒“四人帮”后，她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冤假错案，为受冤屈的同志平反。她关心老区建设、妇女工作、扶贫、乡村教育等问题，并多次提出建议，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习仲勋曾说：“刘嫂子文化不高，政治上很强。”是的，几十年来政治风云变幻，她坚持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从不随波逐流。

一九九五年，九十岁高龄的同桂荣依然不服老，虽然体力、脑力大不如前，但什么事情都坚持要自己干。一九九八年刚过阳历年，她患了肺炎，后受感染，咽部长了脓包，她紧闭挂着泪珠的双眼，忍着疼痛一声不吭，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召开的同桂荣同志追悼会上，中共陕西省委宣读了这样一段话：

同桂荣同志是刘志丹的夫人，也是亲密的战友，她和刘志丹一起战斗了十六年，以后又在刘志丹精神的鼓舞下，战斗了六十年，而在这七十六个革命春秋中，同桂荣始终表现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追随刘志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历经千辛万苦，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时刻不忘党的教导，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表现了一个老党员的高尚情操。她时刻不忘老区人民，为改变老区的贫困面貌多方奔走，慷慨解囊，集资办学，扶贫帮困，为老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含辛茹苦，抚养遗孤，严格教育下一代，要求他们不能因为刘志丹而有任何特殊的思想，表现了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怀和优秀品质。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一位模范的长辈，我们感到十分悲痛，我们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