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影模糊的父亲

一

“真娃，你妈说你很听话，这么多天受了那么多苦，都没哭一声。”刘志丹抚摸着女儿的头说。

在此之前，刘力贞对父亲的记忆并不鲜明，他总是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每次回家时间很短。她问过母亲好多次为什么只有自己的父亲老是不在家，母亲就会挤出一丝笑容说：“爸爸要去打坏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刘力贞还记得刘志丹对人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但也在意料之中。”她还记得刘志丹对同桂荣说：“红军没有人带家属，你来了，也要参加工作，就到被服厂当工人吧。”

在南梁，刘力贞随同桂荣在井察沟和父亲一起居住的这段日子，是刘力贞出生以来和父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在这里，同桂荣每天忙着组织村里的妇女为红军做军服、军鞋以及军旗，顾不上照管刘力贞，她便和村上的孩子们一起玩，有时也到家附近的树林里玩。有一次，天快黑了，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各自回家了，她迷路了回不了家，大哭起来，村子里的大人听到后才把她送了回来。

刘志丹责怪同桂荣，你连娃都管不好。

同桂荣说，我给娃说好，让她以后按时回来。从此之后，刘力贞出去玩，都会按时回家，她再也没有让妈妈操心。

年幼的刘力贞尚不解世，并不懂得父亲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只是模模糊糊地认定，父亲是在做着大事情，比家里的事情更重要，她这么一想，也就忘记了那些与父亲久别的委屈。大人给她讲大禹治水三次路过家门口而不入的故事，她在心里说，父亲和大禹一样。

父亲打仗去了，隔三岔五会传来他的消息，说他们到了哪里，打赢了仗，母亲会听得眉开眼笑；偶尔也会有出师不利的消息，母亲会沉下脸来，眉头紧皱，忧心忡忡；有时候什么消息都没有，这是母亲最焦虑的时刻，她洗着衣服，会突然把拧干的衣服再放到水里，然后双手又握紧，将视线投向远方……

如果哪天母亲一大清早起来收拾屋子，整齐装束，给小力贞穿上过年的时候才穿的新衣服，那就只有一种可能：父亲要回来了。小力贞就会站在门口的高处，望着远方的来人。

终于等到父亲了。父亲中等个头，形体稍瘦，但浑身肌肉有力，鼻梁高阔，眼睛深而光亮，嘴角总是露出一丝微笑。刘志丹每次看见女儿时，总会哈哈地笑出声来，连说，我的小乖乖。一把抱起小力贞，用行军过程中没有时间剃干净的胡子茬亲她的脸，把小力贞逗弄得咯咯直笑。

刘志丹回到家的时候，很喜欢坐在窑门前的山坡上抽烟，那时候小力贞才只有四岁，却记得很清楚：父亲常常是在沉思，但小力贞不知他在想什么。她悄悄凑近父亲，学他目视前方。习仲勋、张秀山、蔡子伟等都常来找父亲谈事。父亲就会牵着她的手和来人一起回家，他们谈的话她听不懂，只记住了这些叔叔们的容貌。

孟子曾说：“怜悯之心，仁之端也。”有一次，有位红军战士捉了一只鸽子送给刘力贞。刘志丹做了鸽子笼子，并教女儿喂养鸽子的方法。刘志丹除了想让女儿用养鸽子打发一个人的无聊时光外，他还想像祖父刘士杰从小教导自己那样，在小的时候培养刘力贞的仁爱之心。鸽子日渐长大了，羽毛越发漂亮起来，刘力贞无聊的时候竟把它身上的羽毛拔下来玩耍，父亲发现后非常生气，第一次大声斥责她：“小小的女孩子咋这么残？”说着打了她一巴掌，并抢过鸽子交给通讯员，后来鸽子成了他们的信鸽。刘力贞长大后多次回忆道：“我第一次挨父亲打骂，心里挺难受。妈妈安慰我，我后来才知道，父亲虽然爱我，但他更知道要爱大自然，爱一切生物，说明他心地是多么的善良！”

关于刘志丹的仁爱，同桂荣回忆说：“一次志丹跟我说，自己胳臂、腿常疼，于是我就找来很多碎布拼凑起来缝成一件棉袄，他很高兴地穿上了。没过几天，发现他没穿那件棉袄，问他咋回事，他说，一个战士行军时掉到河里，衣服湿了，我就给他穿了。”

二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策划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实施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采取分区“清剿”、逐区蚕食、梯次推进、逐渐收缩的方针，企图压迫红军进其包围圈，聚而歼之。一九三五年四月，甘军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围攻南梁。同桂荣带着刘力贞跟随红军后方部队紧急撤退。

同桂荣和刘力贞骑着毛驴，密集的梢林，把娘俩的衣服都挂裂了。再后来，驴子太慢换成了马，我们的眼前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年近三十岁怀有身孕的妇女骑在马上，她的身后，一个五岁多的小女孩紧紧地抱着她的腰，在山林中艰难前行。

“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这段在山林中行军的日子虽然苦难重重，但是对于年幼的刘力贞来说却大有收获——她学会了骑马。她可以潇洒地独自踩着马镫纵身上马，能够顺利地从马屁股上溜下来，这一路的辛苦，刘力贞却也乐在其中。一次在林中行军的时候，一根横在路前的树干突然挡住了去路，骑在马背上的同桂荣来不及躲闪，情急之下，双手抓住了树干，被挂在了半空中，刘力贞抱着母亲的腰也被吊在半空中，引得战士们都笑了。三叔刘景儒还幽默地笑道：“你娘俩是要上去吃果子吗？”又一次，刘力贞独自骑上白马行走，突然马惊了，嘶鸣着向前蹿去，见此情形，大人们都惊慌失措。马停下来后，令众人惊叹的是，小小年纪的刘力贞竟然不哭也不叫，镇定自若，紧紧地抓着马缰绳，骑在鞍上对众人微笑。叔父高兴地说：“到底是我家的女儿，真胆大！”这件事是刘力贞记事以来，大人们对她的第一次夸奖。

从林子里出来时，刘力贞的裤子早已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两条裤腿不见了踪影，裤子只剩下了裤腰。“那树梢把好裤子都扫成条条，都没有完整的裤腿了。我父亲见了还笑着说这像裙子一样的。”刘力贞回忆说。

一九三五年六月，刘志丹带着同桂荣、刘力贞到了甘泉县下寺湾。这是一个小镇，也是陕甘边红军游击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大队人马（领导机关）的到来。群众把刘志丹一家人迎到一座大院子去住，他说：“这待组织分配，我们住哪儿都行。”驻扎下来后，刘志丹对同桂荣说：“这地方有柳拐子病，你给真娃拾些野果子吃，可以防病的。”同桂荣说：“跟上你干革命就顾不了那许多了。”

这年初春，刘志丹就去了安定县（今子长县），和谢子长商谈陕甘、陕北两地党政军合并组建党的西北工委、军委等事后，率领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解放了六座县城，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苏区形势一片大好。

列宁小学在下寺湾恢复开学了。同桂荣就对刘力贞说：“你到上学年龄了，张老师也来了，你去上学吧。”刘力贞到荔园堡的列宁小学去过，也认识能用左右手同时挥毫，同时起笔写两行字的张景文老师，她就高兴地去了。在荔园堡，群众把张景文叫“张放心”，那是因为把孩子送到列宁小学他们很放心，又只知道老师姓张，就叫成了“张放心老师”，到这里后群众也这样叫她。这时候的下寺湾一派祥和的气氛。

九月中旬，在下寺湾驻地获悉：从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了保安金顶山一带。刘志丹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游击队总指挥刘景范说：“红二十五军要来了，你们要做好迎接工作，保证他们的吃住。”习仲勋、刘景范非常重视这一项任务，代表刘志丹去欢迎红二十五军，并且接到永坪镇与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了。

张光后来回忆道：“一九七九年，我和力贞陪同岳母同桂荣回去在下寺湾住了几天，老人说，那年初秋，听说临时中央的代表到了西北工委、军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他们说，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右倾，但没有人看重过这事。”很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就以红二十五军来到而改造西北党政军机关，取消了中共西北工委、军委，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组建红十五军团，西北工委、军委的原领导人或降级使用，或免职。

这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也开始了“肃反”，好多干部被关押、枪杀、活埋。刘力贞在列宁小学的张景文老师被活埋了。这个坏消息和游击区人们惊慌的神情，使幼小的刘力贞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就在一九七九年那次回下寺湾时，刘力贞对张光回忆说：“军民混乱的情绪，死人的消息，对不太懂事的我震撼极大，对我以后的生活也影响很大。”

三

一九三五年九月，同桂荣带着刘力贞来到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所在地永坪镇。刘志丹要前往劳山指挥劳山战役，和他们母女俩住了几天又分别了。十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劳山战役将要打响之时，不顾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态势，发出了“肃反”，逮捕西北红军高级将领和陕甘地方高级干部的指示。刘志丹指挥的劳山战役大获全胜的捷报传来，同桂荣和刘力贞除了高兴之余更盼着刘志丹早日归来。然而，掌握着陕甘革命根据地大权的“左”倾分子加紧发动了错误肃反，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关进了监狱，并且不时传出瓦窑堡城外在活埋人的说法。一天午后，徐海东的夫人到家里给同桂荣说：“老刘回来了，在瓦窑堡关着。”

同桂荣母女俩来到瓦窑堡，打听到刘志丹关押的地方，但是不让见。托了个人说情，看门的战士把她们放进去，一个一个窑洞地正在找刘志丹，这时管监狱的干部来了把她们撵了出去。

“肃反”进行到最严酷的时候，她们母女俩在根据地几乎都没有站立的一小块地方生存。还好，老同志们都很关心她们，刘力贞回忆起来越说越感动：“一次在路上走着，碰见一队戴着头罩的人被押着走了过来，一个人悄声说，刘嫂子，你不要怕。这时，迎面走来的白如冰拿出两块银圆说，嫂子，你先用着。”

同桂荣被当成反革命编到劳改队。她白天劳动，晚上担心丈夫的安危。据刘力贞回忆：“房东沙家的老婆婆，郝明珠姨姨的母亲经常来给我们送吃的，劝慰母亲……”

在一位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刘力贞和母亲终于要去监狱看父亲了。院子里的“牢房”窗子全用砖封了，只留一个通气和送饭的小洞。刘力贞刚喊了一声“爸爸”，还没看到刘志丹，哨兵就传来话让赶快离开。母女俩从这位哨兵口中得知，埋父亲等人的坑也都快挖好了。革命队伍里也有坏人，还如此的残酷，幼小的真娃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她在心里记住了一个词——“左”倾，她常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使她在后来的成长中时时警惕“左”的东西，也能敏锐地辨别“左”和“右”的是非。从此时开始，二十世纪决定中国的各个重大事件与刘力真的生活紧密相连。

四

陕北笼罩在错误肃反的阴影下，就在这时，中央红军到达了下寺湾。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中央决定打一场歼灭仗，下寺湾是这场仗的战勤保障大后方。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还关押在“左”字监狱里，他们的战友马锡五、杨玉亭、王子宜、罗培兰等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骨干力量，联络游击队参加战斗，参与到新成立的陕甘省委工作中，十五天时间，筹集了保障一万五千人一个月的粮草，动员组成了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有力地保障了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后，被毛泽东评价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第一场战役——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在总结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时说：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荫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经中央代表团审查，纠正了“左”的错误，刘志丹、习仲勋等释放出狱。刘志丹从狱中回来要抱刘力贞，可年幼的真娃不让抱。刘志丹便硬把真娃抱到怀里哈哈大笑。

“真娃子，快来亲亲爸呀。”这是刘志丹刚从“肃反”的监狱里放出来，见到女儿时说的第一句话，而这个声音在刘力贞耳畔回响了一生，以至于数十年后，她仍记得“肃反”的恐怖气息：头上戴着布罩的“囚犯”，关人的无窗窑洞，以及活埋人的大坑。以至于刘志丹去世多年后，她还常常能够梦见英俊的父亲骑着他的白马回家来，一进家门口就喊着“真娃，快让爸抱抱，让爸亲亲……”的亲切场景和大坑、戴着布罩的行人同时叠影出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张闻天亲自把毛泽东、彭德怀签发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送到刘志丹家中。命令中称：“本会设立后方办事处，以周恩来兼主任，刘志丹为办事处副主任。”

“小不忍，则乱大谋。”在一九三五年秋的“肃反”中，刘志丹偶然提前看到了逮捕他的密令，为了避免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发生冲突，两败俱伤，为了不让全国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毁于一旦，他顾全大局，亲自到瓦窑堡保卫局说明情况，但他们不仅不听刘志丹的意见，还把他和他的战马关进了监狱。

后来有一次，周恩来在看望同桂荣时曾说：“刘志丹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对党忠贞不渝，光明磊落，遵守纪律，顾全大局。他在‘左’字监狱里受了那么大的苦，但没有一点怨言，带着狱伤东征抗日。走时，我把他送到清涧，群众夹道欢迎红军，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流着泪水上下摸他，说志丹是清官。他在群众中有那么高的威信，我看到这些情景也流了泪！”同桂荣在一九九六年为纪念刘志丹去世六十周年写的《刘志丹顾全大局》一文中这样忆叙道：“此次出征，他深刻感受到了任务的艰巨，已经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准备——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希望你要谅解……”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向华北进犯，为巩固和发展苏区，党中央决定东征。东征前，经过一周的整训，刘志丹把陕北几个县的游击队及新征集的农民组建成红二十八军。出发前一晚上，他专门回家告别妻女，让她们第二天一早看部队出发，并为他们送行。“临走时，父亲抱起我亲了亲，并说我是他的好女儿。”刘力贞回忆道。

然而，上天并没有给他们一家人这样的机会。第二天早上刘力贞和同桂荣在接待完刘志丹的战友杨森后，急忙赶到东征部队集结地，但刘志丹已经率领着部队出发了。而他们一家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却是永别——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刘志丹在察看前沿阵地地形时不幸中弹牺牲。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悼词时，曾找陕甘苏区的不少同志了解刘志丹的情况，找到当时在瓦窑堡养伤的红二十八军团长王世泰，整整谈了三个小时。刘志丹的遗体运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悲痛地说，志丹是个好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视入殓，并且代表中共中央及其他领导人亲切慰问了同桂荣和刘力贞。

刘力贞代她病重的母亲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回家后把当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给刘志丹致的悼词讲给母亲听。父亲出殡的时候，她的母亲躺在担架上参加了仪式，“父亲被安葬在瓦窑堡城南的一座果园里，当时满园的梨花开得正盛，园内洁白一片……送葬队伍一里多长，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拉纤，被抬在担架上的母亲放声痛哭，不少送葬的人也高声地哭着，周恩来副主席发表了讲话……”刘力贞心情沉重地回忆道。

马文瑞回忆说，当时要刘志丹简历，派他找档案材料，他抄出一件，上面还写着：刘志丹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直到一九四二年才推翻了这顶帽子。这顶帽子，也成为刘力贞一生无法走出的阴影。

张光回忆起这段历史说：“中央同志到吴旗镇和老百姓接触多了，感觉到这里人的觉悟很高，把中央红军当成自家人，送粮食、送羊，他们的领导人怎么成了反革命？经过调查，认为是错案。但搞‘左’的人说，不是反革命，但还是严重‘右倾’，还拿张汉民的例子说他勾搭白军。”一九三六年周恩来到西安解决双十二事变，杨虎城说：“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和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并尽力帮助，为什么还要杀他？”周恩来对杨虎城提出的这个问题，做了非常坦诚的答复，承认问题的发生都是“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所致。周恩来说：“张汉民同志的被误杀，不仅使你受了损失，也使我们受了损失，我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的好同志，不只张汉民同志一个。”

半个世纪以后，由原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主持审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对张汉民被错杀做了这样的记述：“由于当时省委（中共鄂豫陕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党在陕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误将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当作‘叛徒’‘法西斯蒂分子’错杀，给党造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