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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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逃亡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句话用来形容幼年时代的刘力贞再合适不过了。

刘力贞的幼年生活是在疾病与逃亡中度过的。在保安县,刘志丹利用合法手段,组织民众和绅士选举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任职后,他抓紧民团的改造工作,吸收一些党团员,从贫苦农民中招收团丁。除县民团外,全县辖区还有五个分团,刘志丹对这部分武装也进行了改造,在民团中发展革命力量,把保安县衙驻地的永宁山寨子变成了“红色堡垒”。随后,刘志丹与谢子长等人奔波于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活动,为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提供条件。刘志丹只是偶尔回来,父女俩才能见上几面。

刘力贞的出生对于刘志丹来说可谓大喜临门,他兴奋地对妻子同桂荣说:“咱们有孩子了!”刘力贞是个女孩,但在刘志丹的心里,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女孩未必就不如男孩。女儿出生的激动伴随着刘志丹,他在女儿身边时,不停地掀开被子喜欢地看上几眼。就在刘力贞出生的第七天,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陕西省临潼县交口镇新民村王志温的家里,出生了一个取名王鹏飞的男孩,他便是后来刘力贞的丈夫张光。用刘力贞的话说:“他是跟着我的屁股撵来的。”我们在此暂不做详述。

刘力贞刚出生不久,便得了黄疸病。突然发起烧来,不吃奶、不说话,还全身发黄,缺乏育婴经验的同桂荣不知道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只能病急乱投医,请来一个乡下略懂医术的土郎中老婆婆。这位老婆婆用麝香艾草把刘力贞的头、脸、肚脐、后背灸得到处都是疤痕。幸运的是经过治疗,刘力贞很快康复了,大家都以为是这位老婆婆治好了刘力贞的病。后来,刘力贞学习医学了才知道,这种病叫黄疸病,属于新生儿的生理性疾病,病症伴随着发烧无须治疗便可自然消退。

刘力贞出生地芦子沟

同桂荣在产后不久便得了重病,她无法给予女儿足够的母乳。于是,年幼的刘力贞只能以烧洋芋和婶娘分给的奶水度日。陕北农村有一种“穿了死孩子的衣服比较吉利”的说法。此时,一个亲戚的孩子死了,家人舍不得丢掉这个孩子穿过的衣服,也出于好心,为了讨个吉利,便把一件衣服送给了刘力贞。不料,刘力贞穿了这个孩子的衣服后,长了一身黄水疮。经过治疗,疮很快结了痂。同桂荣为了让女儿的病能够好得快一些,急着揭掉了这些疮结的痂,反而给刘力贞身上落下了很多瘢痕。

这两次大病外,一九三四年,刘力贞在南梁革命根据地居住期间,原始森林中寒气过重,染上了伤寒,高烧不退。当时南梁没有药,也没有正规的医生。红军供给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卫生厅厅长的杨在泉懂得中医,从给战马准备的草药里挑拣出来几味药材,把这些药材煎熬的汤让刘力贞喝下,她才又一次从死神的手里活了过来。相比之下,一九三五年秋天,在甘泉县下寺湾时的感冒发烧不是什么大病,却一样险些夺去她的生命。当时,她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弟弟蛮娃都感冒发烧,军队里和驻地都没有医生,只能让刚俘虏的一个国民党军医诊治。年幼的弟弟让这个国民党军医“打了一针”,当天下午就殁了;刘力贞吃了这个军医的药丸后,也当即产生头昏恶心、浑身无力的症状。后来,这个军医逃走了,刘力贞的母亲怀疑这个俘虏有意害了儿子,泣不成声地说:“啥时候,我们能有自己的医生、自己的药啊。”动荡的岁月,整天在行军转移的严酷环境里,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在每个人的面前,刘力贞却一次又一次战胜病魔活了下来,向命运显示出她生命力的顽强。而且,刘力贞还很少享有同父亲、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活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纠集兵力计八个团约万余人,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的部署是南攻、北堵、东阻、西追。在国民党军看来,中、宜截击线,使红军不能东去,洛河川封锁线又阻红军不能北进,南面是大军压境,西面则重兵临门,迫使红四十二师决战。

红军与国民党军以一比八的悬殊兵力展开了殊死搏斗。刘志丹以灵活的战术先攻克营面之敌,再趁机攻其主力,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地区南下,歼瑶曲民团,再歼小石岸民团,继而突袭五里镇民团,歼四十余人,折向西北,涉过沮水,突袭保安县蔺家砭,击溃大匪霸张廷芝部蔺士耀营,然后溯三道川向甘肃省华池县进发,在蔺家砭西南杀了一个回马枪,歼灭尾随之敌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继而抛开张匪,向元城疾进,攻其不备,歼灭民团谭世麟部三十余人,继而直取赵梁子再歼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

此后,刘志丹调兵摆下攻打合水县城的态势,准备好了包围圈,调动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五团主力增援,进入西华池城外的我军包围阵地。这股敌军在骑兵的马鞍子上都拴着一根绳子,扬言这是生擒红军的捆绳,但当他们一进入伏击圈后瞬间全军覆灭。

五月十四日,谭世麟部无奈地退出南梁根据地,溃逃到芦子沟,把刘志丹家的祖坟掘开焚骨扬灰后,在芦子沟及附近的村子里到处张贴悬赏五百至一千大洋捉拿刘志丹一家人的告示,并通告如有收藏刘家人者格杀勿论。

刘志丹在主战场带着部队在南梁一带反“围剿”,刘景范是游击队长,正在执行与主力红军协同作战的任务。刘培基和三儿子刘景儒带着老小十来口人(刘力贞,祖父刘培基、祖母,同桂荣,刘力贞的二婶、三婶,以及她二婶三婶的孩子们,大约四个妇女、七个孩子,这些孩子中,最大的十岁,最小的还没有过满月。刘力贞的三婶怀有身孕)转移到了芦子沟附近的高楼湾村子。天刚黑的时候,刘力贞的母亲同桂荣与祖母到沟里寻水时,遇到了搜捕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婆媳二人便谎说她们是在这儿躲避红军的当地国民党军官王启彬的家眷,国民党军人信以为真,便让她俩带路去找刘志丹的家人。婆媳俩抱着保全家人、视死如归的决心在半路上突然故意滚下山崖。幸运的是被长在山崖上的树木挂在了崖坡半路,并未掉下去,躲过了一劫。国民党军人以为她们二人跌死了,放了几声空枪,便扬长而去。这些军人走远后,婆媳俩才爬上山崖,找到了家人,顾不得细说经过,便决定让一家人转移。为了不暴露全家人,他们把较小的尚未懂事还爱哭的一个孩子留在村头树下。村里的老百姓发现后,第二天下午,把这个饿得已经不会吃奶的孩子送到了刘力贞一家人躲藏的地方。

刘景范女儿刘米拉回忆说:“爸爸把一个纸卷放在炕洞里,逃避时我爸爸夫人(刘景范前妻)就把纸卷掖到怀里跑。她和我大妈(同桂荣)就为了这个纸卷下坡时说孩子,你们先躲,孩子们哇哇哭,国民党军人闻哭声赶来了,她俩就骨碌骨碌朝山坡滚下去了,挺危险的。她们又没有文化,不知道里边包的是什么,但就是有这个意识,刘景范放在炕洞里的,这个东西不能让敌军弄走了。这就是她们的自然觉悟。”

刘力贞跟随家人逃到了罗儿坪二姑家里,他们一家人在此躲藏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耳朵里,她的二姑父为了保护刘力贞一家人惨遭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刘力贞堂叔等另外几位亲人。这次遇难后,他们怕再连累了亲友,就不敢到亲戚家里去躲藏了。一家十几口人目标太大,不便躲藏,刘培基决定分散行动,他和三儿子刘景儒去了蒙地。四岁的刘力贞跟随不到三十岁的母亲,先在袁家沟斜对面拐沟里的一个叫窨子的石崖洞里躲藏了几天后,继续逃避。

其实,同桂荣带着女儿,连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挑选没有人去的地方去。刘力贞还记得那一段漫长的夜路,在微风的吹拂下星星闪闪发光,小力贞忍不住停下来抬头看,但很快就被母亲拉着向前走。

刘力贞也问了妈妈是要去哪儿,但娘亲只是告诉她,要去一个躲坏人的地方。她又问:“坏人在哪里?”娘亲只是摸摸她的脑袋,说:“宝宝乖,不要问了。”她看母亲小心谨慎的样子,隐隐觉得现在要是发出声响就会发生什么坏事情,强忍住不再问了。

那时候是五月,陕北还很冷,她穿着单鞋,踩在冰冷的泥地上,脚底都被冻硬了,母亲拿着好多东西,没办法再抱起她来。有条狗像是听到了她们的脚步声,从远处的村子里叫了两声,让母女俩又惊了好一阵子后赶快离开小路,朝着无路的树林深处走去。时间悄然流逝,母女二人走得全身都快被汗水浸透了,终于在一个石崖上找到一孔窨子——古代人们为逃避战乱在悬崖上挖的小石窑。同桂荣觉得离敌人远了,不会被发现了,这孔窨子可以避寒,就带女儿攀爬石崖上窨子,不小心摔了下来,刘力贞伤了下巴骨,娘扶她起来,再次用力爬才躲到了里面。她们把带着的一块被子铺到地上,和衣躺下,然而还是能感觉到地面的寒气。好在窨子里多少可以避风,小力贞的脚已经冻得快要失去知觉了,同桂荣就把她搂在怀里。过了一会儿,同桂荣感觉女儿好像睡着了,却发现自己的衣襟已经被小孩子的眼泪鼻涕浸湿了。

经过一夜的逃难和奔波,她们总算可以松懈下来了。同桂荣也睡着了,醒过来天已大亮,身边却没了女儿的身影,她心一慌,抬起头就看到孩子蹲在窨子口,专心致志地在看些什么。

刘力贞到了这地方,睡醒后一切都是新鲜的,天空蓝亮,地面葱绿,一排排大雁天上飞,树上鸟儿叫唧唧。

住在窨子里,晚上怕光引来搜寻她们的人,不敢生火,只能严严实实地裹紧被子相拥入眠。

刘力贞的二姨,让放羊的丈夫在山里四处寻找她们母女二人。几天后终于找到了,晚上给她们送来稀饭和馍馍,这是刘力贞自逃难以来吃到的最可口的饭食了。为了不连累二姨夫一家人,同桂荣坚持躲在窨子里。刘力贞的二姨夫就经常晚上来送饭,直到有一天晚上,送饭时遇到了狼群,惊慌中打碎了饭罐,才硬是把她们母女俩接到了他家山上放草料的窑洞里。“一天夜里,二姨夫带着表姐找到我们,把我们接回他家,怕别人发现,他白天把我们锁在山上的草窑洞里,并在窑洞门口拴了一条狗,晚上才敢让我们回他家吃饭……不久,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叔叔派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寻找到我们,把全家人陆续接到了南梁根据地。”刘力贞回忆说。

在南梁根据地,习仲勋把刘培基和儿女们安排住到一个院子,把同桂荣和力贞安排住到刘志丹的住地。刘志丹从前线回来说:“咱们红军不能带家属,不能让我开这个头。”习仲勋说:“你这是特殊情况,关系到一家老小的命。”刘志丹说:“等一等,敌人退了,还是回去吧!”从此,两家人建立了永恒的情谊。习仲勋的小儿子习远平在纪念刘力贞逝世的文章里说:“在志丹伯伯牺牲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和志丹伯伯一家人始终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友谊经受了岁月和风雨的考验,历久弥坚。”习远平:《两代人的革命情怀》,2014年11月8日《陕西日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九九一年四月,在深圳迎宾馆,习仲勋拉着刘景儒手的一帧照片,陪同的女儿刘晓林还记得习仲勋风趣地说:“咱俩是同一年生的,是两头牛,你四月,我八月,你还是我三哥哩!我看你就是黄牛,一头爱国爱家的老黄牛。”刘晓林:《怀念父亲》,《难忘的记忆》,中国文化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