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有一个办法，似乎是可以解决司马迁的矛盾的，即道与势的同一。换句话说，就是让“素王”孔子成为真正的帝王。帝国的败坏与荒谬不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吗？汉武帝重用亲娅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使帝国的扩张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他的封禅或许是必需的，但是封禅后的求仙却是毫无意义且同样耗费巨大，他对“巫蛊案”的处置使太子自杀，间接导致外戚控制了朝廷大权，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有一个坏皇帝——不，甚至只是一个不完美的皇帝——对帝国的损害是多么的巨大。沿着这个思路，历史向前滚动了一百年，终于出来了一个最符合儒生理想的皇帝：王莽。

王莽似乎是完美的，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学识上，在道德上，他是万民敬仰的圣人，在学识上，他是太学生出身，是国师刘歆的同学，是一个真正的儒生，然而王莽统治的结果，却不过是使帝国由独裁走向了极权。

然而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能说得清的，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太史公司马迁上来吧。

《史记》的最终完成，大约是在太始四年（前93）之后不久，之后司马迁仍在不断地修订，并补录了一些太初之后的大事。据张大可先生的猜测，司马迁最迟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时已去世，因为在这一年的盐铁会议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在辩难中引用《史记·货殖列传》时称“司马子言”，而这是对已故学问家的尊称。

《史记》成书之后，并不为人所重视，据东汉卫宏所说，汉武帝看了此书之后，很不高兴，下令删去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如今流布的版本里，《今上本纪》就是直接用《封禅书》来替代的。直到宣帝时，因为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四处宣传此书，《史记》才得以大范围流传。司马迁父子作此书时，本名《太史公书》，到东汉桓灵时，终于被人们以《史记》称之，“史记”本是对所有史书的通称，人们用《史记》来替代《太史公书》，可见对其之重视。

但《史记》真正为主流文人所承认，还要等到两汉之后。西汉时武帝删削此书，藏于府库，就不用说了；东汉时，正统的儒生是视《史记》为“谤书”的，东汉末的司徒王允更直接怪责武帝没有把司马迁给杀了，使他得以把《史记》完成，贻害后人；相反，班彪、班固父子所作《汉书》，则因为其迂腐的儒家立场，在东汉时成为正统，地位比《史记》要高得多。到魏晋南北朝时，《史记》的地位开始提升。到唐朝，《史记》已与《汉书》《后汉书》并列为“三史”，都是科举考试之目。古文运动中，韩愈等人又以《史记》为旗帜，从而大大提升了《史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唐以后《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夸张的是明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柯维骐的，为了能安心做学问，竟然挥刀自宫了，这样的行为，自然只能算是东施效颦，但由此亦可见出司马迁的影响力有多大。

其实司马迁对于自己在两汉时的边缘地位以及最终得到承认都早有预知，他在《报任安书》中就已经说：“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同时代人对他的不理解，他早就预见到了，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所做的事业是可以传之后世而流传久远的，同样是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也是我最看重司马迁的地方，佛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亦是此意，孟子云“虽千万人，吾往矣”亦是此意，这是何等的大勇气，又是何等的大苦难。

然而作史之不易，两千年过去了，今人与古人却也没有大的不同，这也仍然是大可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