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回顾历史，感慨万千。每当我回想起“七七事变”后奉命担任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书记，促进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日子，回忆起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奋斗、令人难忘的岁月，就不由得回想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曹力如同志。
曹力如同志是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1902年11月28日出生，和刘志丹同志是同乡同学的战友。学生时代，力如在榆林中学读书时，积极从事学生运动，被反动军阀井岳秀诬蔑为“八大罪魁”之一。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杨虎城部队十军代理政治处长、该部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秘书长、皖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陕甘省委秘书长、陕甘工委军事部长兼南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财政厅副厅长、绥德分区副专员、延属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城工部副部长、陕北行署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兼中共榆林前线临时工委书记、榆林市军管会主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
我和力如同志相识较早。最难忘的一次是在1932年春，榆林探监时短暂的会面。那时，白色恐怖笼罩陕北，塞北重镇榆林驻扎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司令部，城中的监狱关押着一批共产党员。我当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团特委书记，奉命到榆林视察党团工作，同时秘密探望狱中的同志。
为看望和救济狱中同志，我带了五六十块大洋。榆林第三监狱关押着王贵宾等同志，经过看守人员中进步分子的关系，我来到监狱探视。隔着铁窗同王贵宾谈了话，交给他一部分大洋，让他分给狱中的同志使用。后来，我们又拉通关系，由榆林中学学生党员曹士荣带着我，来到榆林看守所探望被关押的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同志。他们都是保安县的党员，因派人到山西购买枪支，来往信函被敌人查获，国民党军队派一个排的兵力到保安县逮捕了他们并押送到榆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力如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军法会审处不得已撤销了“危害民国嫌疑犯”的罪名，按“倒卖枪支罪”判了刑。
在铁窗口我看到力如同志。他面黄肌瘦，浑身是伤，戴着重脚镣，走路一拐一瘸，我心里十分难受。但他意志坚强，说话声音低而干脆。我鼓励他说：“要坚强，要挺住，组织上会营救你们的。”力如让我转告特委，他决不叛党，一定搞好监狱斗争。力如同志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把一部分大洋交给他，让他分送狱中的同志们花用。临走时，我交代曹士荣与曹力如进行秘密联络。
后来，关押在第三监狱的王贵宾同志被敌人杀害了，景仰山叛变了。关押在看守所的曹继之动摇，有自首叛变迹象，力如假装喝醉酒，冲上去和曹继之拼命，吓得曹继之不敢胡说。出狱后，曹继之也叛变了。经过组织营救，王子宜、赵耀先先出狱。1934年12月，力如利用国民党看守所军队换防之际，用巴豆涂肿颈部，不吃不喝，昏昏迷迷，经营救保外就医。出狱后，力如离开榆林城，回到故乡保安县家中养伤。不久，找到党组织，又投入新的战斗。
1937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中断了抗大的学习生活，担任中共陕甘宁特区党委秘书长。不久，特区党委决定将陕北分为东西两个分区，7月任命我为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书记。曹力如同志调任陕北西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吴岱峰同志调任陕北西分区保安司令。分区机关设在延安城北的蟠龙镇，我们一起在那里团结合作地进行工作。
当时，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7月8日通电和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各县群众中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抗战动员和发展生产、振兴文化教育等工作。这段时间，力如学习勤奋，积极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经常下乡，工作勤勤恳恳，给分区机关的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了直属工委，撤销了陕北东、西两个分区，调我到陕甘宁分区（即陇东）担任党委书记，调力如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我们又分手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在抗日战争后期，党的“七大”前后，我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力如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20多万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西北局常委习仲勋、贾拓夫同志和我，随彭德怀同志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后称西北野战军）到前方工作，后方工作由林伯渠、马明方同志领导进行。
力如同志和王维舟、周兴、常黎夫等同志在马明方、林伯渠同志的领导下，率领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部分群众团体和家属撤离延安，先后转移于安塞、子长、绥德等地，并进行支前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延安收复后，力如从事繁忙的西北局机关工作和城市统战工作。1949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榆林前线临时工委书记，在西北局的领导下，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有力支持下，大智大勇地完成谈判任务，并达成《榆林局部和谈协议》，使塞北重镇榆林回到人民怀抱，在西北地区首次创造了和平解放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新疆和平解放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同志给西北局打来电报，请求西北局派曹力如到新疆协助包尔汉同志做政府工作。西北局经过研究，同意了王震同志的请求，并向中央发去了请示报告。1949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并西北局的电报：“同意以曹力如为新疆省政府第一副主席。”
曹力如奉命到新疆赴任，从延安途经西安时，12月8日上午约我一起参观了西安事变遗址——临潼华清池的五间厅和捉蒋亭（现改名兵谏亭）。下午，我们坐中型吉普车返回时，下起小雨。吉普车驶近东十里铺坡底时，为躲避迎面快速下坡的牛车，司机慌忙把方向盘往左一打，吉普车翻扣在沟底的麦地上，发生了车祸。我被吉普车压住，动弹不得。力如受伤严重，流了许多血。我的肩部、腰部、腿部受伤。来了两个农民，抬不动吉普车。幸亏，进军四川的十八兵团后勤部的卡车路过出事地点，20多名官兵迅速下车，齐心合力把吉普车抬起，才把我解救出来，并迅速把我和力如送往西安医院抢救。
在卡车上，我还听到力如同志问他的夫人田星同志：“马部长怎么样？”到西安广仁医院后，由于力如同志流血过多，鲜血可能顺着气管流到肚子里去了，再加上抢救也不及时，心脏停止了跳动。
噩耗传来，陕甘宁边区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西安、延安、榆林相继召开了追悼大会。习仲勋同志代表西北局对曹力如同志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我也撰写了一篇短文悼念力如同志。我写道：“力如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一贯忠心耿耿，有坚强的组织观念，为人谦虚谨慎，宽厚毅沉，能够联系群众，是革命干部中的楷模，遭此意外，尤令人悲痛。”
为了发扬党的优秀传统，继承延安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曹力如》一书，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王震同志生前题写了书名，习仲勋、萧劲光等同志题了词，我应邀为此书写序言，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更重要的是希望广大读者从这本书中进一步了解到中国革命胜利的艰难曲折，进一步了解到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进一步了解到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回顾过去，更加珍惜今天；回顾历史，更需勤奋努力。要认真地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不断地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我们要像曹力如同志那样，永远忠于党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我们要像曹力如同志那样，刻苦学习理论，扎扎实实地工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好人民的公仆。
我们要像曹力如同志那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从大局出发，无私无畏地战斗、工作、生活。
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延安精神，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勇前进！
1995年5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