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的发展趋势

根据相关调查，截至2017年6月，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综合类社交应用排名靠前，用户的使用率分别为84.3%和65.8%。其中，建立并不断强化名人、明星、网红等媒体内容生态直接导致了以上应用人气较高。以上统计数据表明：社交媒体已成为网民最广泛使用的媒介。在该报告中，研究者还专门针对手机网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数量排全球第一。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从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6.3%。以上数据表明了手机不再仅仅是通信工具，而其主要功能已转变为更多地满足人们上网娱乐需求或者获取信息的工具。从以上数字可知，以互联网、微博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空前提高，必将对新时代青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影响了青年社会动员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动员主体精英化

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有发起人，但社会动员主体与传统相比，新媒体时代有如下特征：首先动员主体具有隐蔽性。在网络社会中，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便成了身份的维持物，网络技术所能提供的最多只限于性别上。法国鲍德里亚认为：“在网络空间里，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出现在另一个人的电脑屏幕上的信息。”其次，互联网倡导的首先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精神和文化，这里赋予他们的自由，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更是人的权利和人性需要，所以，不管是信息还是符号，这样的一种技术限制，为动员主体的隐蔽提供了选择和可能。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的主体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元化。网络的发达以及移动终端设备的泛滥，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网络，这里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分性别，不管你是社会精英还是低层草根，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动员主体，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动员中那样必须是国家或政府。以往的网络动员的方向是按照自上而下的社会阶梯垂直进行，即政府、权威或特定的组织为了特定目标而发起的，是典型的精英主导模式。然而，当今新媒体背景下的自发青年动员模式呈现出自下而上的草根化和去权威化的特点。新媒体时代让更多的青年网民摆脱传统媒体的单向沟通的特征，而是具有社交活动与内容生产，成为具有主动传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参与者。个体都有机会成为“公民记者”，突破了信息传播“垄断”，使信息来源呈现多样化。“公民记者”不仅能够提供海量的信息内容，同时能够开展协同行动，使诉求迅速扩散至其社交网络，产生外溢作用，由此引发巨大的动员效应。同时，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主体仍存在精英化特征。网络动员根本上说是受利益的驱动而产生的，网络的存在为这样一群精英阶层表达观点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一开始是没有精英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进行观点的表达，但是，在动员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社会影响力和独特人格魅力的人会从大众中凸现出来，成为网络中的精英，引导大众的社会行动，从而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精英和网络中的精英的重合。“微博打拐”行动中的著名调查记者邓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等人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动员他人参与，都属于精英基层的代表。由于精英的身份对于青年群体具有榜样影响作用，即“见贤思齐”，精英动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青年，其动员效果出众。

二、动员客体从众化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的客体具有广泛参与从众化的特点。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网络工具的大众化，使得新媒体青年社会动员的客体具有了广泛的参与基础。网络的普及为网民获取资讯提供了便利，大量“低头族”的产生使得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成为习惯；微博、微信等网络技术的产生和快速发展，推动了用户的快速增长；以手机为代表的“第五媒体”，依靠无线网络的普及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突破了地域和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媒体的融合化和信息分享，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零距离沟通，推动了青年的广泛参与。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客体具有参与的特点。青年是网络使用的主要群体，青年特有的求知渴望、交流渴望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使得青年极易参与社会动员，并在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青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阶段，需要参与社会行为，对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实际利益进行倾向性选择和模仿性树立，也造成了青年参与动员。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客体具有从众化的特点。从众性是青年群体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它是立足于一个个体心理层面，在个体进入群体时的社会情境或环境因素，其背后的动力就是群体的情绪。青年处于心理发展的“断乳期”，由于其社会阅历的缺乏，且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其思维理性程度偏低，且冲动性较高，受群体的影响过程会缩短，速度会加快。同时，青少年作为具有特殊的群体生活的群体，其从众压力要比其他群体大。该群体属于同辈群体，其显著特点是共性较高。相仿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生活和学习模式，个体的发展、人生困惑和需求基本一致，极易产生心理共鸣。由于青年个体被他人理解和尊重的需要较强，因此对群体评价十分重视，同时对群体舆论敏感，该心理需求使个体对从众压力更加敏感。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指出：“个体经验的相似性使得自己把别人的行为结果作为自己结果的预示，是替代性学习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当青年个体意识到自己与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不一致时，就会更加容易产生从众情境”。

三、动员过程互动化

传统媒介是一种播放型传媒，是一种树立中心意识的传播，这导致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使得受众不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而相较于传统媒体，互联网是一种双向的信息传播通道。在新媒体时代，人与人、人与信息之间互动性较高，成为新媒体的基本特点之一。保罗·萨福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是同其他人发生跨越时空的互动交往。”交互式的信息传播通道体现了动员主客体之间强烈的互动。传统的动员模式中，由于推送的信息很难对受众产生实质影响，但在互联网上是一种双向传播，导致每一个网民都是“信源”，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而且可以传递信息。

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为互动性提供技术支持，其传播特性决定了信息互动过程与模式的特殊性。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之所以新，是因为技术上实现了巨大飞跃。微博的@他人、私信、评论、转发等功能，能让对方及时收到相关信息；微信的朋友圈，语音文字切换等技术都极大帮助了互动性的实现。例如，新媒体中的“点赞”现象是互动化的典型例子，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和青年网民数量的激增，“点赞”已成为新媒中一个“现象级”的社会事件。由于点赞这一互动方式的便利性和传递个体价值取向的直接性，既能够通过最便捷的意义传输形式给予青年个体更多的话语权，又能够给个体创造巨大的主体性展示空间，使其迅速成为青年新媒体互动方式中最流行的现象之一。在“互联网+”时代，青年新媒体使用者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青年习惯于通过社交媒体搭建人际关系、自我间的对话。社会化媒体的发展驱使了青年群体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从面对面的言语转变为“联接”的形式，从青年个体的自我认同以新媒体中快速回应的互联网符号为载体，“赞”正是此类互动符号之一。

四、动员结果认同高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的动员结果认同度高，主要源于动员的结果发生是建立在相同的利益基础上或者是对于相同价值观念的认同。认同在社会学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需要心理层面的参与。在青年动员过程中，动员者要说服被动员者就需要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或他们现实社会的共同利益，由于彼此间存在一致的利害关系，会被感情和经验同化，产生默契，归属感的满足较容易带来安全感。在传统媒体时代，个人对外界事物的情况不清时会强烈地影响个人的认识。这主要是有时尽管群体认识不一定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但每个成员都能信以为真。在新媒体社会，参与者均有机会参与讨论和发表见解，议程设置呈现开放状态，动员方式。这种点对点的互动动员模式使参与讨论的青年都具有影响动员主题和核心内容的机会和权利，增强了青年动员和集体行动的认同感。

网络动员是通过开放的传播渠道表达民意、实现利益，寻求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途径。互联网社会动员的主体往往由青年设置，反映了他们在新媒体上的兴趣和爱好，反映了他们在网络上寻求得到的信息，能够激起人们的情绪，与人们的认识一致，发表政治意见、表达利益诉求等，都与自身利益相关，因而这种与心理诉求相结合的动员，容易得到广大网民的认同，并且通过不同的网络传播方式大肆宣传，鼓动地进行社会动员，引起网民的共鸣，并获得利益，网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相对较高。

五、动员过程不可控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由于互联网本身的约束性较差，加上参与者被动员的因素复杂和网络推手、虚假信息的存在，动员过程的控制性较差。根据物理热力学、传播学和信息论等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在一个“热”系统内必然存在“熵”（entropy）。熵是作为系统内无序、混乱和不确定性程度的指标，与系统的混乱无序不确定程度呈正比，即系统无序混乱的程度越高，熵值越大。熵值的增加意味着系统内部有效能量的减少。新媒体时代的动员可能造成系统的熵值过高。

新媒体发展使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和舆论的垄断能力被逐步削弱，另一方面新媒体开放性打破了政府对社会的集权控制，出现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而只是出现阶段性策略化的领导者，因为他们与动员议题存在着地缘上的接近性或认知上的统一性，临时性地担负起了发起者和倡导者的角色”。由于这个非主权化因素与力量的作用，动员活动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团体或组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受到挑战而削弱，政府对公民控制力减弱，继而导致其网络监管力不足。新媒体本身缺乏管制，这就使得它有可能突破政府的管控，使得政府对动员的掌控变得困难。动员形势将变得复杂，必将导致动员的不可控性。

我国尚处在一个法律未健全、无中心、无边界的网络离散结构中，大量真假难辨的信息在网络空间流动；非理性的网络动员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威胁社会秩序，形不成对动员参与者的约束与限制，可能还有获得一时的参与快感，而不自觉地成为动员过程的某一节点；网络社会动员中形成的群体压力和舆论压力也可能压制个人自由、侵害个人的合法权利，任何热点事件、突发事件等都可以被主体利用网络平台渲染成动员事件；网络动员中显现出来的巨大的民间力量在不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反政府、危害社会稳定和发展地点因素，不健康“网络推手”构成了任何事件都能被制造成动员事件的导火线，极易造成“情绪性民主”的不良倾向，如“媒体审判”“人肉搜索”充斥网络。

六、动员成本低廉化

社会动员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获取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作为一种“资源动员”的过程，社会动员要从国内外环境中提取资金、产品、人员、服务等资源，青年动员的关键在于激发青年的积极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满足青年的利益是动员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青年参与社会活动多是由组织安排的。所以传统的社会动员主要靠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组织长期积累的强大资源，包括组织、金钱、人力和时间资源。基于网络，社会动员的能量和他的内部资源越来越具有非正向关系，而是与某个阶层、某种社会意愿或者与整个社会的资源、发展趋势密切相关，青年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比过去大为提高，往往许多网络爱好者不求利益，把自己收集的一些信息通过一定平台共享给大家，这就是资源共享，因为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多节点融通性使得新媒体空间的资源和权力富有流动性，它们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新媒体本身。

在网络社会，网络把人们的精神行为维系在一个虚拟世界，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问题不是缺少什么资源，而是在于是否具备从新媒体中获取所缺资源，利用有限的资源，使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发挥现实的共享功能，引领更多的人参与集体行动。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转化为思想观念领域当中的价值诉求和规则意识，又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价值规范和精神力量成为渗透、凝结、表达和建构社会现实的思想形式，它造成“总体性社会”开始瓦解，新兴社会要素日益增生，人们的自主意识、效率意识、金钱意识出现了新内容，使得传统媒体主导舆论场的范围发生改变，因其去中心化和全球化特点，为使得跨国界的协调行动有效进行，低成本的互动是关键因素之一。

在互联网之前，传统的动员方式是自上而下，往往处于权力流上端的人，才能引导人们参与集体行动。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人们参与公共事件讨论。结合BBS、E -MAIL、LOICQ等多种途径，极大地降低了动员的成本。网络动员“在潜在的意义上”是一种廉价得多的动员方式，“网络环境下大量信息通过单位成本几乎为零的网络渠道得以传播”。就事件成本而言，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动员并不需要巨大的物质资源投入，普通的网民具有自组织的潜能，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发布动员信息，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在互联网上，也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受众。传者和受众的规模都空前提高，网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发布信息，组织动员，大大降低了动员的时间成本，提高了动员的效率。运动领袖为了实现动员的目的，不需要具备充足的时间进行组织和动员，花费大量时间，获得资金并与目标相似的其他组织发生联系，而网络动员意味着只要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把握舆论主导权，靠“多数人的小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