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下为公”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生命力、持久力的理念。它创立于先秦时期，甚至更早，在中国、东亚文化圈、亚洲文化系统、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今天，伴随民族崛起的“中国梦”的实践，“天下为公”的天下观所具有的人文道德、“公权力”的意蕴，对于遏制权力私有化，官员腐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积极意义。
（一）“天下为公”的普世理念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作者借孔子之口，描述了儒家的社会蓝图。“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子，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公天下”是“大同”；“家天下”则是“小康”。“天下为公”是指“不以天下视为一家私物”；“天下为家”是指“以天下视为一家私物”。《礼记》的作者认为，“大同”社会只在“五帝”时实行过。《史记·五帝本纪》认为“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先秦儒家认为，五帝“禅让”之事申明了，君权（政权）为天下之公器，不得私授，运至而至，运终而退，有德者在其位，无德者去其位。然而，禹将天下私授予子启，开启了“家天下”的先河。显然，儒家是赞成“天下为公”，反对“天下为私”的。
“天下为公”是儒家的社会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先秦诸子的社会文化诉求。“天下为公”是孕育着东方智慧的政治理念。它体现了华夏民族对于人类共同体的使命担当以及表现出的价值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以儒家倡导的仁道构建社会，概括出包括人才选拔和使用、家庭道德、社会福利、经济平等、社会治安等方面设想。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公天下”“行仁道”“公平正义”的思想。
1．天下为天下人所有的“民主”理念
“天下为公”的含义就是天下归天下人之天下。如果用现代政治学语言概括，就是国家政权归全社会所有，人民是国家主人。在这里，“公”的核心不是幸福价值层面上“均贫富”的财富追求，不是崇高价值层面上的“公而忘私”的自我涵养，而是社会正义层面上的“等贵贱”，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和权力的设定。因为，“公”追求的是在“普遍社会生存保障基础上的社会平等与和谐。而社会平等与和谐恰好是现代社会仍然缺失，甚至是带来普遍焦虑和无助感的”。“公”就是公平正义。也就是说，在先哲们的视野中，经济的不平等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春秋时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导致“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成为集体意识，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嬗变成“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权力私有，专制主义的透出可能是华夏民族“万劫不复”噩梦。就像今天，人们所焦虑的不仅是经济不平等，而是以权谋私的腐败一样，“众以为殃”。借助现代政治学语言，“天下为公”就是政权属于天下（国家）所有人的，君主虽处政治架构的顶端，却只是社会公利的代言者，并非天下的所有者。君位作为代天下利益之公器，是可以通过“选贤与能”设置。如果君主无法践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可以通过“革命”变置之。《易经·革》:“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尚书·泰誓》:“天乃佑命成汤降除夏命”。可见，君主是代天行使权力的，也是因为违背天命而被革命的。按照周民族的政治逻辑，君主是否受命，关键在于能否“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述了‘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可见，“天下为公”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立君为天下，执政为民的“民本主义”
如前所述，天下属于天下（国家）所有人的，君主虽处政治架构的顶端，却只是社会公利的代言者，并非天下的所有者。君位作为代天下利益之公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立君的标准是“选贤与能”。在儒家的视野里，什么人为天下之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君主能否为天下谋利，为生民立命。所以，在儒家的天下观中，蕴含着浓浓的人本主义情怀。这种人本主义情怀是以人的普遍平等的生存保障和对于国家心理认同为基础的。比如，孔子眼中的管仲、尧舜：“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为君之道在于仁德，能够以天下生民的福祉为目的；立君之道就在于选拔像管仲、尧舜一样，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天下兴利除弊。孟子把这种思想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民本主义”。这种兴利为天下的思想在先秦时期，除了儒家之外，其他诸子学派也都有类似的主张。如墨家认为“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道家认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杂家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君道不费者，天下之利也。”总之，先秦诸子虽在立君之道上存在差异，但是，相同的是，他们都把为天下谋利放在了君道之首。可见，君道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伦理和文化心理。
3．“为政以德”的“王道政治”
“让理想照进现实”。春秋时期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私有化大潮冲击着胸怀“大同”理想的儒家。然对于深谙经权之道的儒家而言，“大道既隐”已经成为现实，如何让理想照进现实，而非回避现实，恪守中道，与其固守“丘未之逮也”的“大同世界”，莫如正视“礼义以为纪”的“小康社会”。因为，“天下”是关乎世道人心、伦理关系的存在，不单是辽远壮美的自然界，其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儒家的仁的精神。循“仁”而行，就会天下文明；否则就会“天崩地解”，生灵涂炭。在儒家看来，仁的价值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虽然，“小康”与“大同”的际限分明，但是，儒家认为，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礼义以为纪”，实行仁道，使民众能够各安其位、各尽其力，得到各自应得的利益，各家相安无事，和谐相处，实现儒家的“天下归仁焉”的人文理想，即使是“天下为家”，也具有合理性。所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儒家并非是刻意于“与三代之英，而有志焉”的尧舜禹之世，而是以“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为现实的政治理想。
于是，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了“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政治”。倡导仁德，反对暴政是儒家的天下观的核心。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孟子认为“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只要实行仁德，天下人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围绕着你。实行仁德如同救人于水火，解人以倒悬。而实行仁德的内容就是“庶富教”而已——使人民富足，进而使天下人接受仁德教化。儒家主张仁义反对暴力。“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天下之道——政治统治，是以仁道为基础的。离开仁道，单纯追求统治者的利益，背离民众，就会“失道寡助”。行仁德，反暴政是儒家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宝贵财富。
“文革”期间，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大同”联系起来，导致严重的社会灾难。之所以如此，在于“天下为公”的主旨是公共所有，指不以天下视为一家私物，禅让授圣。而非指所谓的“一平二调”“大锅饭”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公”是一个政治理念，而非经济理念。“在政治史上‘公’本是一种君主称谓。后来它演变成含有公共、公益、公义、公正、公平等意蕴的政治概念。”由于概念的“误用”，导致将“公天下”转化成了“公财产”，各地出现了通过“一平二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导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灾难。
所以，“天下为公”是指权力为公，社会为公，而非指个人权利和财产为公。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立竿见影”，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即权力为公的基础上，倡导富裕光荣，让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人民公社化与改革开放两场社会变革，生动地阐释了“天下为公”与耕者有其田之间，即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之间并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通过科技进步创造和创新劳动资料。人民公社的破产并非说明社会主义的“权力为公”观念与人民公社的经济形式相抵触，而是人民公社所追求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当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追求经济联合的主观意愿日益浓厚。广大农村，农民自发建立的专业合作社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
（二）“天下为公”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在传统社会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天下为公”因与当代社会发展理念相契合而具有积极意义。
1．“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全球化运动与中国崛起作为一股时代潮流，搅动着世界风云，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似乎正在形成。但是，全球化运动和中国崛起的实践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当今世界一些地方存在着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中国威胁论”成为一股思潮。如何回应之，成为考验中华民族的现实问题。传统的“天下为公”“天下一家”、仁道精神无疑能够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帮助。以仁为出发点，由我及人，注重和睦相处、互敬互谅的观念，对于今天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人来说开阔了世界性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一种“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愿景，一方面学习、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观念，认同人类共同价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投身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推进经济全球化运动，投身联合国维和任务、构建了上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双边多边合作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亚投行、“一路一带”，为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2．“立党为公”的“家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立党为公”是指中国共产党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外，没有任何的私利私求可言。其核心是“公”。所谓“公”是指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全社会的公共事务等实体性含义与公平、公正、公开等程序性要求的统一性。
从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来说，“公”是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小康奋斗目标的统一。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公”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党为公，是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都要反映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
坚持“天下为公”，就要在实践中坚决反对“权力私有”，要以广大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工作中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决反对以权谋私、消极腐败、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侵蚀党的先进性的思想和作风。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在理想价值上具有“一致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下为公”思想的新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