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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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安全分析框架

既然文化安全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要分析文化安全,实现文化安全,防止和避免对文化安全的威胁,促进和推动文化安全建设。为此有必要建立文化安全的认识和实践框架,为文化安全思维和实践提供认识工具。

要建立文化安全的思维框架,首先要界定安全和文化安全的概念。

安全概念的含义。从肯定方面看同“平安”“稳定”“安心”“存在”“发展”意思相当;从否定方面看同“威胁”“挑战”“风险”相关;从内容上看同“利益”“价值”“状态”概念相关。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主编的《当代安全研究》指出:“学者已经就安全研究的含义达成了共识,即安全与威胁相关。”〔英〕阿兰·柯林斯主编:《当代安全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关于安全概念有许多经典的意义。沃尔弗斯(wolfers)指出:“从客观上说,安全指的是不存在对已获得的价值观的威胁;从主观上说,指的是不必担心这种价值观受到攻击。”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不想打仗的时候不必牺牲核心价值观;在受到挑战时可以打胜仗并维护其价值观,这个国家就是安全的。”布思(Booth)则将安全概念同解放联系起来,指出:“解放是指人们(个人和群体)不受物理和人为的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要做的事……安全与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解放,而非权力和秩序带来真正的安全。从理论上说,解放就是安全。”贝拉米(Bellamy)将安全与自由联系起来,指出:“安全本身是免于战争的相对自由,同时对于在任何战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抱有较高期望。”〔英〕阿兰·柯林斯主编:《当代安全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这些安全概念的经典定义涉及的要素有:安全主体、价值或利益、平稳、克服威胁的能力等。可以说,安全就是安全主体及其利益和价值处于平稳和放心状态,并且有克服威胁的能力。

文化安全是文化安全主体及其文化利益和价值处于平稳、发展和放心状态,并且具有克服文化威胁的能力。

这一文化安全界定中主要包含四个要素:一是文化安全主体;二是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三是文化安全威胁;四是克服文化安全威胁的能力。文化安全主体问题,主要是辨识和确定谁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和人、主体具有内在联系,主体不清晰,就不知道要维持谁的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问题,主要是解决文化安全的内容和目标问题,回答文化安全要维护什么,保护什么,这是文化安全的对象问题。文化安全威胁问题,是要辨识对文化安全形成威胁的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在威胁着文化安全,回答危险、挑战从何而来的问题。克服文化安全威胁的能力问题,主要是文化发展、文化生命力、文化先进性及其建设问题,还有克服文化安全威胁的对策、方法、途径等问题。

根据这一文化安全定义及其四个要素,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文化安全主体确定;二是文化安全利益和价值评估;三是文化安全威胁来源辨识;四是消除文化安全威胁对策。

文化总是同人内在相连。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周易》创造了“人文”这一极好的词,把“人”和“文”连为一体。人是“一体双元三维度”的存在结构:作为本体的人,既有肉体,又有灵魂,同时还有交往,换言之,人有自然属性、交往属性、精神属性。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见解,人是对象化的存在物。人的内在本质和属性都必须对象化,而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就是文化。

人的自然本性的对象化形成物质文化。人的交往本性的对象化形成交往文化。人的精神本性的对象化形成精神文化。

人的交往本性使人成为社会性、群体性存在,使人的形态分为人类存在、民族存在、国家存在、阶级存在、家庭存在、公民存在等。与人的这些社会存在形态相应的有不同形态的文化,如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阶级文化、阶层文化、家庭文化、公民文化等。

在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中,具有实质性地位和作用的是民族文化、国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民文化(民众文化、大众文化、公共文化)。人类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在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世界历史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这里的世界文学,大体上就是世界文化或人类文化。

我们现在讲的文化安全,主要是指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公共文化安全,同时亦日益重视人类文化安全。在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的历史时刻,人类文化安全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变得愈来愈重要。中国近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概念就是人类文化或世界文化。

将上述文化安全概念定义及其四要素与文化诸形态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更为具体的文化安全分析框架。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国家文化或意识形态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人类文化安全,分别都可以同文化定义四要素结合起来,或者说它们各自都存在文化安全四要素问题。

如关于中华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1)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主体确定。(2)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利益和价值评估。(3)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威胁的来源辨识。(4)消除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威胁的对策(中华民族文化安全战略)。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分析亦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1)意识形态安全的主体确定。(2)意识形态安全的利益和价值评估。(3)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来源辨识。(4)消除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对策(意识形态安全战略)。

关于公共文化安全问题的分析:(1)公共文化安全的主体确认。(2)公共文化安全的利益和价值评估。(3)公共文化安全的威胁来源辨识。(4)消除公共文化安全威胁的对策(公共文化安全战略)。

关于人类文化安全、西北地区文化安全等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按照此分析框架进行。这个框架将文化安全实质同文化安全形态有机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经线,后者为纬线,织成国家文化安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