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茂雄强与文化担当

——关于书法新古典主义与当下创作几个问题的思考

审度当下书法创作格局与问题情境，作为书法新古典主义，该如何保持其核心价值的独立地位，并以民族文化特有的诗意性品质和艺术表征在未来文化建设中担当起主导风标的重任，不仅关涉到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命运，更是书法未来发展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一、书法新古典主义文化内涵及当下创作的问题情境

“书法新古典主义”是周俊杰先生依据当时书法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站在“艺术思潮”和“艺术时期”的高度上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自此，书法新古典主义便成为书法理论界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漠然处之者亦有之，甚至以“伪命题”“是一个理论上不能成立、现实中无法具体操作的、不存在的派系”而全盘否定者也大有人在。若细察之，这些各据其理、各圆其说的认识和判断所关注的只是书法新古典主义的概念、范畴、表征及碎片，而缺乏从价值判断上去理解文化内涵的基本理路与方式。因而在这种定位倒错的状态下要想准确把握其精神内核，自然是难以奏效的。

其实，书法新古典主义的文化内涵，周俊杰先生在《论书法新古典主义》一文中已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书法新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它的重要特征是对古典时期优秀传统的全面继承。这种继承除因素上的借鉴外，重要的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复兴古典时期的艺术精神。所谓“古典精神”，第一是书法史上“儿童期”的纯真，第二是充满宏伟、豪壮的生命气息和以风骨为标志的雄强、质朴的内在品质。据此推开，则不难发现，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学术构点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其文化内核与审美指向直指恢复古典时期的“纯真、宏伟、豪壮、雄强、质朴”，倾向于阳刚之气的艺术精神；二是时代审美心理需求是其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则是其鲜明的旗帜；三是在创作理路上虽以复兴古典时期的艺术精神为主，但在具体的艺术借鉴对象上，却是以整个中外书法史、艺术史为基础，“凡古今中外一切器物，骨料、木料、竹料、石料、布帛、纸张等所显示出的文字，均可作为营养”；四是其文化构成则是将历史意识、个人情感、时代审美与书法内在机制有机结合，并以时代审美为统领，突出创造的价值与意义，力图在形式上、思想上超越前贤。所以，书法新古典主义内涵清晰、外延明确，是一个开放性、包容性极强，而又颇具内聚力的完整体系，其哲学本质在于倡导一种朴茂雄强的精神维度与艺术美韵。这种雄强与朴茂并非尺幅巨大、笔墨堆积、线条粗重，而是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精神品格中自然力、生命力、心志力、创造力的再现与延伸，是书法家精神境界、人格魅力、学识修养、性情气度与审美意识，通过笔墨线条所呈现出的韵致与神采，更是“参天地之育化”之“道”。它不仅指向历史、指向书法本体，更指向“人类学”这一历史和艺术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艺术思潮，是书法史上一个阶段，而不是当今书法的一个流派”。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再来观照当下书法创作的现状时，则会明显感到当下书法艺术价值建构与文化担当的主流形态无疑是书法新古典主义。这不仅表现在创作状态上呈现出专业化、大众化倾向，而且在创作风格、创作流派以及审美倾向上形成了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局面。尤其是以国展为主流形态的各类书法创作，在其本体规定性与自身文化品格的提升中，无不体现出深厚的传统功力、充满正大气象和丰厚文化内蕴的时代感。这种以追求心灵自由为主旋律的审美倾向以及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与书法新古典主义同构合拍，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然而，当我们站在“问题意识”的立场来反观当下书法创作时，则又明显感到在这主流形态的背后还存在着显在的问题与困惑。

1．流媚弄巧替代雄强率真

书法的诗意性品质和艺术性特质决定了书法的存在既是艺术的，更是文化的。然而，由于创作主体对书法本体、审美理念、取法范畴的简单认同，加之展厅效应下评审机制的导向作用，使得当下的书法创作在价值取向与精神建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偏失。表现在：其一，视域狭窄、思维单一。一方面，源于对书法“经典作家”与“经典法帖”的狭义理解，在取法范畴上未能将关注的视点放在整个书法传统这个恢宏壮阔的大系中，而仅仅局限在以“二王”为独尊的文人书法体系上，恪守“中和”，崇尚“中和”，以“尽善尽美”为法宝，以精致、柔美、恬淡为时尚，使创作心灵的自由与率真受到了无端的限制。另一方面，源于对“雄强率真”与“阳刚大气”的偏执理解，或以营造大尺幅、大面积，抄录尽可能多的诗文为能事，以耐心当雄心，缺乏内心情感的狂飙投入与宣泄，或以“傻、大、笨、粗”为雄强，视粗野为率真，“金刚怒目，武士挥拳”，虚张声势、强装堂皇，其内心的空虚与不自信则显而易见。其二，盲目跟风，遮蔽个性。由于当下各种书法大展大赛的推助，加之手札风、“二王”风、明清风、米芾风、王铎风等的流行，使得一大批青年作者成为“书法赛场”的赶潮者。在创作中不是从书法本体规定及各自情感状态出发，而是唯评审是瞻，弃质取表、扬短避长，东倒西歪、蓬头垢面，盲目跟风、以“态”取胜，完全摒弃书法创作的当下意识与独立个性。这种靡弱、做作、空洞、模式化的所谓“创作”之风，既与书法新古典主义精神旨归相背离，又与当下社会张扬个性、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气象相径庭，不仅消解了书法清雄、壮阔、纯朴与大气的精神向度，而且直接泯灭了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独立品格，已构成当下书法创作一大隐患。

2．审美元素屏蔽文化认同

艺术是文化的表征，是一个时代哲学的反映，尤其是中国书法，更是以文化认同为内核。然而，由于现代艺术理念的时空偏差，以及“展厅机制”下视觉效果的过度追逐，使得当下的书法创作与理论倡导同样未能摆脱定位倒错的厄运。一是以西方艺术理念为依据片面扩大书法的艺术性，而对书法本体进行毫无顾忌的精神干预：一方面，肆意夸大汉字书写特质，以汉字的抽象化、拼贴、组合以及成品化为特征，对汉字的自身美以及书法本体规定性进行无端的肢解与破坏；另一方面，对书法普遍性和艺术性认知简单，对其创作规律随意处置，从而导致技术性缺失的笔墨泛滥，“任笔为体，聚墨成形”、满纸涂鸦的无序状态在某些层次和区域还严重存在。二是过分强调书法作品中“看”的成分与价值，渲染制作，形式至上，夸张、变形以及通用技巧的堆砌和豪华包装的滥用成为一种时尚，以形式的创新掩盖技法与功力的匮乏。三是源于当代人知识结构、文化理念的现代性构成以及书法创作的专业化倾向，当下的书法家在努力创造艺术价值的同时，却淡化了与书法这门独特艺术相关的文、史、哲知识的积累与传统文化素质的提升，文辞不畅、谬误百出、简单复制、重复自我等“文化败血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另外，浮躁功利的创作心态又使书法创作成为一种追逐名利的手段和工具，以致“俗书”“奴书”“媚书”泛滥。其结果不仅消解了书法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与人文品格，而且直接导致书法文化认同性的全面流失。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当下社会文化转型的现实语境下，出现一种“以书法家最关心的是形式问题”为先导的“艺术书法”的理念。笔者以为，这种既无准确文化内涵又泛化创作外延的艺术主张，不仅缺乏明确的学理支撑，而且直接抽掉书法的文化内核与人文价值，否定书法的技术与功力作用，而徒在形式上“创新”与“流行”的文化指向，必使书法创作或束之于“纯艺术”的高阁而“起舞弄清影”，或沦为文化的“垃圾”而失去诗意性的品质与艺术的风采。

这种“重形式、重表现，轻质感、轻内涵”的价值追求，表明当代人的精神处于深度的“意义危机”之中。因而，走出定位倒错的误区，将创作主体的心灵从“物化”与“狂躁”中解救出来，在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求广泛的一致性，从而实现古典精神与时代意识的主题化，进而完成其诗意性文化的价值与担当，则是当下书法创作的首要任务，亦是书法新古典主义艺术思潮面临的一大课题。

二、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当代性价值与文化担当的基本视点

思考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当代性价值，不仅牵扯到历史与现代转换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态度与责任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存在都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一定的时间、空间历史条件下的存在。人的历史观念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并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周俊杰先生同样指出：“书法艺术任何一种现象和思潮的出现，均是由本体及其特定时代影响下，经历了若干年的准备历史地呈现来。”因之，要研究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当代性价值，必须基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从书法本体出发，在历史的维度上辨析其民族文化的根性；二是发掘其与当代文化语境的对接能力。就前者而言，笔者坚信书法新古典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以及应有的价值与地位，书法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与褒扬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尤其是西中文先生的《书法新古典主义辨析》一文，更是站在书法史学角度，从文化、哲学意义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于廓清迷障、理清思路颇具启迪作用。那么，着力分析书法新古典主义与当下文化语境的互通暗合，寻绎其广泛的一致性与活的因子，进而确立其文化的担当与责任，则是思考书法新古典主义当代性价值的根本所在。

第一，社会文化转型——多元并存、创造自我的现代文化理念为书法新古典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缘与提升空间。

首先，就时代特征而言，尽管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整体价值观念伴随着科技进步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发生着现代转型，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还尚未到达。然而不管怎样，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多元化以及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与气势，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社会存在。这种以整个民族为主体，以全面重建自己的民族自信为气魄的时代强音与恢宏气势，无不呈现出民族精神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以及巨大的坚韧性、原创性和包容性，在本质意义上与书法新古典主义所倡导的，旨在“恢复”古典时期那种“纯真”与“震撼人心的、倾向于阳刚之气的蓬勃生命力”的艺术精神是相融的、契合的。民族精神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时代审美心理又为书法新古典主义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艺术反映时代往往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顺承式反映，一种是反省式反映。而书法新古典主义则是两种方式兼而有之，既有“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审美反映，又有现代性理念下民族文化寻根情节的心理需求。所以，时代需要书法新古典主义艺术理念，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提升空间。

其次，就现代性内涵而言，书法新古典主义与其精神内核又天然地互通暗合。因为，现代性是指伴随着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以及信息经济时代转型过程中建立起的一种与现实相关联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模式，是一个时代的意识与精神。这种意识与精神有着两个不同的精神向度，即思维模式的精神向度和社会运用模式的精神向度。就前者而言，它是通过对人的自然力的强调，使人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人的理性为自然之法，一切都要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就后者而言，是指近代以来西方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其哲学基础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核心，以人道主义和尊重人权为最高原则的人学本体论，强调人的自由精神，并以张扬个性、追求创造、实现自我价值为特征，往往伴有自觉的先锋意识与行为，并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文化审美思潮与实践行为。笔者在前文《濡化失落与攻心自救》中就现代文化状态下中国书法的意义进行过思考，对其生存空间与文化建构的基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就书法新古典主义与现代性文化本质而言，笔者以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一致性：一是共同强调人的价值与意义，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内核，突出纯真的、率意的心理状态与精神追求；二是突出个性，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价值的体现，张扬个性是其共同特征；三是创新、创造是其共同的价值追求；四是对技法、技术价值的普遍认同构成其基本的理论支撑；五是非主题化、多元化与形式因素的多样性是其艺术的基本表征。这种以人的自由创造为内核的精神追求以及巨大的文化包容性与多样性，必得为书法新古典主义的繁荣劈开一片自由的天地。同时，也为书法作为诗性文化的标本和“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在未来发展中依然发挥效力，进而为人类精神资源的鲜活动力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第二，未来书法文化发展的主流担当必然是书法新古典主义。沈鹏先生指出，在未来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标志着我们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的，无疑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应该成为中国艺术的主导”。以笔者拙见，作为艺术思潮而存在于当今书坛的书法新古典主义，在新的文化时空嬗变与未来书法文化发展建设的态势中，意欲依然雄踞主流形态，就必须紧紧抓住三个支点：一是牢固的守成意识，固守书法传统文化的民族根性，并在精神层面对其做出新的拓殖；二是积极的提升态度，广泛吸纳现代艺术思想理念，并在文化内核深处熔铸其诗意品格与时代特质；三是鲜明的个性风貌，以人的心灵与审美主流为中枢，发掘艺术的根性，并从“自我心源”上予以彰显和提升，以形成独自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表征，进而完成其精英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1．关于守成意识

其一，所谓“守成”并非顽愚的保守，而是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精神与品格的坚守。伽达默尔认为，事实上传统里总有自由的因素，甚至是最纯粹的、最稳固的传统也不是靠曾经有过的东西的惯性力量得以自由延续下去，而是靠不断的确认、把握和培养，他的本质是保存，保存是理性的行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对待传统的基本态度，即理性的、活跃的保存。于书法新古典主义而言，要使旨在恢复古典时期的艺术精神真正建立在理性的、活跃的维度上，首先必须走出两相对峙的思维误区：一是坚决抛开西方“现代性”理念下“进步论”的干扰，确立“艺术的发展并非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而是一个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的立场；二是摆脱“历史遗存下来的墨迹均可视为书法珍宝”的泛传统论，以及仅将传统拘囿于文人书法范畴之内的狭隘认识，在创作主体心灵深处确立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思维理念和方法，使视觉重返民族传统文化的故乡，并从连续性、存活性、传承性、共同性与突变性上真正理解传统的内涵，珍视古典的价值与意义。

其二，固守其书法传承发展的物质规定性与固有轨迹。这个轨迹便是“书写汉字”与“汉字书写”。“‘书写汉字’强调它的文化基因，‘汉字书写’强调它的书写性，即书法的艺术因素”。这是书法有别于其他艺术的主宰性特征，又是书法在世界文化范畴内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根本所在。鉴此，我们唯有深入书法的文化传统，发掘其文化精神，坚守其“纯真、充满宏伟、豪壮的生命气息和以风骨为标志的雄强、质朴的内在品格”，以及“以象写魂”、人与艺术真声和谐的哲学内涵和文化理念，才能够从基因链上真正把握书法艺术的民族文化根性，并从精神层面找到与时代意识对接和转换的切入点，以审美心理与艺术思维为中枢“理性的、活跃的”保存其民族文化的精华，当是书法新古典主义的立足点，亦是未来书法文化发展建设的出发点。

2．关于提升态度

提升是艺术创造永葆活力的根本。其动力源泉在于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审美要求，以及艺术家求新求变的文化态度。“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既是书法新古典主义创作理路的旗帜，更是当下社会文化转型期书法赖以生存的文化宿命，“其思想源头依然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根性，建立在艺术家‘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艺术资源的整合、化裁、取舍与选择”，是一个于渐进中不断注入时代鲜活性的过程，志在推进中国书法的发展进程。然而，这种提升与创新，并非“决断式”的立异，而是艺术本体规定性与时代特质在创作主体情感驱使下的自我设造，有着先决性的条件和要求。因之，笔者十分赞赏殷海光先生这个态度——“有条件的厌旧是可以的，无条件的厌旧则是不可。对于旧的事物保持一个合理的扬弃态度可以构成进步求新的动力，就世界而言，唯有蕴寓丰富的文化积累才可能有本钱从事新的创造”。所以，包括书法新古典主义在内的各种书法艺术的提升与创新，都必须基于四个条件：一是必须遵循民族思维特征和审美心理，坚持汉字书写的物质规定性和书法文化的艺术基因，走以“技”入“道”的传承理路，使其沿着自身繁衍生长的内在规律自然地提升，才能使中国书法永远姓“中”。二是以开放的心灵面对开放的社会。既要有中国文化的守成意识，又要有吸纳、借鉴、整合新兴文化理念的能力与水平；既要有民族性，又要有广泛性。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求“大”、求“异”、片面追求“书法的艺术性”和“艺术书法”的创新误区，以宏富的精神内涵，全面的、民族的、理性的思维去表现当下社会“宏大叙事”的时代精神。三是正确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书法创作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个体的突进构成整体的繁荣，任何艺术家都无法摆脱时代审美与艺术指向的左右。这是时代精神与审美主流共同作用的必然驱使。因之，每位书家唯有从自我意识出发，以独特的书法语言和生命体验对其创作做出不同的表现和诠释，才能汇聚成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大合唱”“交响乐”。四是要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和责任意识。书法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学者，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认知模式，要有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的姿态，必须担当起文化建设的责任。那种以消解书法的文化内涵为代价，不顾民族文化根性，徒有形式翻新的“探索”和“创新”，只能阻隔书法传承发展的内联基因，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呼唤书法家的文化良知，并在其心灵深处营造一片精神的家园，使其成为发展、提升和创新的源泉及文化品格的生发地，便是当下书法提升、创新的文化基点。只有这样书法的创新才能具有永恒性、时代性和超越性，并以新的姿态和文化担当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与价值。

3．关于个性风貌

个性化并非个人化。个性化是个人化的发展与终极目标。鲜明的个性风格是书法家毕生的追求和成功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不同书家风格的汇聚史。尤其是在当下语言置后、视觉凸起的当代社会审美理念中，鲜明的个性风貌则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与书法提升发展一样，个性风貌的形成亦有着书家个性积累与时代审美的双向作用和条件的共同影响，是书家学识、修养、文化底蕴、艺术理念与独自体验在性情驱使下的自然流露。因之，要使当下书法创作形成鲜明的个性风貌，创作主体必须站稳三个基点、抓住一个机缘。

三个基点：一是站稳技法与功力锤炼的基点。所谓艺术本身就含有技术的成分和价值。书法的技术性不但是法度、功力与秩序的具体化，还包含着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的规定性。与其他艺术相比书法的技术性是第一位的、无法替代的，既是书法得以生成的手段，又是开发、积累、提升、传播艺术，使之走向完美化和社会化的重要保证。书法的艺术性特质决定了书家必须注重艺术性技术的锤炼与提升。二是站稳发掘经典书家、经典作品内涵与艺术感召力的基点。经典书家、经典作品，不仅有着丰富的“技”的规定性，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以“道”为统括的精神内原，特别是风格流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当下书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可资渊源。每个人唯有对不同风格、流派的书法作品进行取法和学习，并将其意趣涵泳在心，锻炼为金，陶冶为自己的血肉，才能在创作中以独自的艺术语言与生命体验汇聚出个人的风采。三是站稳强化书家文化修养的基点。书法是人生重要的修养手段，而书法最高境界的抵达却有待于人格自身的不断完善。因之，呼唤书家心灵的回归，使其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得到充分的自由，并以渊博的知识、广阔的情怀、高尚的人格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立的批判精神、不凡的审美情趣和科学有为的姿态，构筑起现代文化状态下书法艺术的精神主体，则是实现个性化创作风貌的关键所在。

一个机缘：即书家个体心灵与审美体验交融的机缘。这就要求创作主体一方面从个体心性与审美感悟出发，在经典的长河中选取最适合自己秉性，最能表现自我情趣、志向与艺术感悟力的法帖与摹本，确立自己的主攻方向和主导书体，经过长期的锤炼、体验、提取与积累，以形成独特的、个性化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从传统法式与现代性表征的关联点出发，在书法本体规定性的驱使下，不断吸纳、整合新的文化思潮与理念，走出传统书法表现形式相对单一的模式，广泛借助现代手段，以全面的、民族的且具个性的思维去探寻书法与当代文化交流的机缘与因子，经过自然的提升与转换，进而形成既有民族审美理念，又有现代艺术思维和个性价值判断的书法艺术表征。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盲目追风、形式翻新而又文化流失的创作弊端，以诗意的、丰富的个性体验与艺术理念，完成书法个性化进程，进而实现书法原始的古典精神的回归与超越。

总之，书法新古典主义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与艺术思潮，不仅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更有着广阔的时代审美需求与提升空间。我们必须站在理性建构的立场上正视书法创作的问题情境，从创作主体的心灵出发，在历史、当代与个性风貌的维度中，不断确立雄强朴茂的精神内蕴与现代性的艺术表征，以实现书法新古典主义的当代性价值，从而担当起中国书法文化未来发展主流形态的天职与使命，其意义不仅是当下的，更是将来的。

本文获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并被辑入《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中国书法家协会编，黄河出版社200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