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问题意识与文化视野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面临一场前所未遇的大变局。其最深刻的表现即是在文化上，这场变局打破了中华文明中固有的娴雅、自足、超越功利、内心体验式的文化精神，代之以竞争的、进取的、以现实功利为旨归的现代商业文化。在这种形势下，书法这种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艺术，所受到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从表面上看，近40年来，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其表面的繁荣热闹和宏大规模，甚至超过历史上一些书法兴盛的时期。然而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危机和偏颇。局外人和一般的作者可能看不到，但理论家有责任去寻找表象背后隐藏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指出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然而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的理论工作大体上是跟在实践的后面做一些阐释说明、歌颂赞美的工作，很少有目光犀利的现象透析和高屋建瓴的深刻论述，也就是说缺乏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博大的文化视野。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刘思凯先生的新著《当代书法现象论》中看到了这种耀眼的思想火花和可贵的理论光芒。
刘思凯先生从当代书坛所出现的林林总总的现象入手，深刻分析了这些现象的生成机理、潜在性质及其深层次的原因。现象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似乎这些现象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自古如此的。而刘思凯先生则不以为然，他把眼前的现象放到历史和东西文化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去观照，从古今的演变和不同文化的交流渗透中去寻绎变化的轨迹与方向。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具有宏观而深刻的理论品格和针对性极强的指导意义。
从现象上看，当今书坛堪称繁荣：上有呼风唤雨、引领潮流的国家级书法协会，下有遍布全国的各个层级的书协组织，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各级书协会员。每年都有规模或大或小、级别有高有低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展览、比赛、研讨、集会以及教育出版等各种活动。书法人每天像出席节日盛会一样穿梭在各个名利场中。各种展览比赛竞争之激烈，有如商界的斗智斗勇。脱颖而出的优胜者一朝声名远扬，万众瞩目，必然名利双收。今天在短短数十年期间生产的书法“名家”“大师”，似乎比历史上几千年的总和还要多，更不用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书法教育和书法出版了。在这喜忧参半、良莠混杂的种种表象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信息，又蕴含着怎样的危机？这些都是理论家应该着力探索的。
刘思凯先生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把当代书坛繁荣热络的表象放到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书法艺术存在的危机。他说：“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哲学反映。当以‘物化’为内核的现代文化以其狂飙的态势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并且成为思考当今社会诸多问题的‘一个必须参照的现实因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传统文化精华而存在的中国书法，在东方本土文化精神和西学价值理念相互激荡与濡化的动理场中，已渐离、淡化，甚至失落消解了其赖以存在的人文精神内核，且正在经历着形式追求替代精神挖掘、矜奇弄巧掩盖审美内涵、技术元素遮蔽心灵自由的问题境地。”（《濡化失落与攻心自救》）他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特征上深入剖析了存在问题的性质和特点：“不难看出，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现代文化的本质是以‘物化’而求得市场的认同，是在创造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这种特质与书法诗性文化品格的不相容性，必然使传统书法陷于‘问题的境遇’之中。”（《濡化失落与攻心自救》）
刘思凯先生是一个勤于思考又极有学术良知的理论家。近年来，他一直在不断地思考造成当代书法“濡化和失落”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书法本体生存基础的瘦化”，一是“创作主体心灵的物化”。由此他提出当代书法“攻心自救”的时代命题。他说：“唯有从书法本体攻起，在人的具体的心性中掘发艺术的根源，把握自由解放的关键，并在‘技’与‘道’的双重推进中，既不断强化本体特征的内在品质，又不失时机地提升其现代性的品格和艺术表征，以切入当代社会审美思潮的主流，进而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如此才是现代文化状态下中国书法意义的根本所在，亦即攻心自救的本真含义。”（《濡化失落与攻心自救》）这些见解都非常精辟，且能切中时弊。
关注当代书法创作的理论家当然不止刘思凯一人，但他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及一般人达不到的精神高度和文化深度。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有创作和理论研究分路而治的良好传统，所谓“善书不鉴，善鉴不书”是也。历史上虽然有像孙过庭、苏轼、米芾等理论实践双栖型的大家，但又确有许多有成就的书家并未留下有影响的理论著述，而对书法史和创作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作者也未必是一流的书法家。如唐代的张怀瓘、窦臮，宋代的李嗣真、姜夔等。应当承认，理论和创作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今天，更应该提倡书法理论研究的专业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业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幼稚，总认为只有创作成就突出的人对书法才有发言权。比如大展大赛的评委都是清一色的书家，少见理论家的身影。而理论界的活动，搞创作的人基本不参加。创作和理论研究割裂开来，这是造成当今书坛盲目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从事书法理论研究的人最好是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以及宽阔的胸怀和视野，自己也从事创作，但并非以创作为主，同时对当代书坛动向时时关注，了然于胸。刘思凯先生正是一位这样的理论家。
按说，关注当代书坛及创作现状，应该是理论家的天职，然而关注当代并不容易。原因有三：第一，当下的现实纷纭复杂，很多事情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漉，很难看清本质，更难判定其未来的走向。没有对书法史深透的洞察和准确的把握，没有扎实的理论修养和高屋建瓴的宽广视野，是很难从纷繁的现实世界中理出头绪的，更不用说提出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了。第二，关注当代，必然涉及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出于利害的考量，许多理论家三缄其口，顾虑重重。所以，没有秉笔直书的大无畏精神，没有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就很难做到切中时弊。第三，当代正统派、学院派的学术研究，多为重考据轻阐释，重历史轻当代，重小课题轻大论说。一篇阐释当代的大论说的文章，在很多重要的学术研讨会上很难入选，更难获奖。刘思凯先生的研究方向正是这个领域。其论文的特色，一是关注当代；二是以阐释为主，基本不搞考据；三是统摄全局，宏大叙事。这样的文章并不好写，在各种研讨会上入选的概率较低。但是近年来，他的多篇论文在全国重要的理论研讨会上却能屡屡入选获奖，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研究确能切中肯綮，他的文章实在太精彩、太深刻，于是挑剔的评委们也不得不被他征服。
怎样评价刘思凯先生书法理论建构的价值与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非我的一篇短短的序言所能胜任。而且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还处在当下进行时，不好过早地下结论。在此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看法提出三点，以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
第一，当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是刘思凯先生的基本理论品格。书法理论家的责任是多方面的，比如考察历史，比如深研技法，再比如书法的教育、出版、组织、交流等等，都是理论家应该关注的。但我认为，理论家最需要关注的，还应该是当代的书法艺术创作。刘思凯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他以一个当事者的积极心态，和当代书法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密切关注当代书法艺术的每一项成就、每一个热点，以及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他明白，理论家的责任不是仅仅为了给已经发生的事实寻找注脚，不是为了给本已繁荣的书坛添点热闹，更重要的是寻找当下书法艺术遇到的问题，以及寻找相应的对策。他以一个理论家冷峻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在繁荣的表象下寻找潜藏的危机。为了提醒人们的注意，他甚至用一些警钟式的语言，如“濡化”“失落”“突出重围”等。这并非危言耸听，这正是刘思凯先生对当代书法创作“爱之弥笃，责之愈切”的表现。
第二，刘思凯先生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历史意识和全局意识的基础上，把当代书法放在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这虽然是一个曾经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话题，但他的研究视角和关注重点仍然与众不同。这里仅举几例。比如他提出的书法本体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根性”问题。他认为，书法的结构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先民们原始的宗教思维和审美意识，体现了人和宇宙的“真声和谐”。同时，书法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体现了一种对艺术和心灵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的概念自然有其天成的合理性。”（《重建什么？》）他指出，书法的这种“民族根性”应当是书法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用西方现代艺术的概念和语言来硬套中国的本土艺术，其结论只能是南辕北辙。另外，他对书法艺术本来的“精英文化”性质也做了很多论述。他在列举了当前书法界参与者众，但整体水平堪忧，许多大展大赛收稿数量巨大但出色者偏少的现象之后，分析了问题的诸多原因，其中提到当代书法失去了精英文化的特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濡化失落与攻心自救》一文中，他引用了沈鹏先生的一段论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标志着我们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而独具特色的，无疑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应该成为中国艺术的主导。”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的确遇到了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从表面看来，其参与人数之多、社会关注度之高、活动形式之繁，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故有人认为，现在是历史上书法艺术发展的最好时期。然而问题是，书法艺术的水平和高度，是否靠参与人数的多少、社会关注度的高低来决定？刘思凯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当代书法艺术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时指出：“大众化身份的自由转换以及各级书协组织会员门槛的矮化与泛化，使当代书法家在走出传统‘士’的阶层与文化人身份的同时，而失去了精英文化的依托。”（《精神的高蹈》）提出这样的见解，不但需要独到的眼光，而且需要理论家的良知和勇气。
第三，刘思凯先生虽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但他的理论不是封闭的、悲观的、灰色的，而是开放、乐观和积极向上的。他坚定地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强调书法艺术的民族根性，但他并不排斥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在他的文章里，就经常援引西方哲人的观点和论述来分析中国当代书法的现状。而且他认为，在艺术理念和艺术精神上，中外艺术应该是相通的。他指出，“现代性的文化内涵与书法精神内原在其本质上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是以人的自由为本质，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并以张扬个性、追求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多元性为特征。因而与书法的畅意性、创造性、诗意性品格以及个性风格的建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契合性与对接能力”，因而他主张，书法应当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现代性，在其固有的本体规定性和文化品格的观照下，不断提升现代性意识，“才能在未来文化建设中永葆其鲜活的生命力，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天职与使命”（《突出重围》）。
刘思凯先生并不是专职的研究人员。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在单位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平时工作繁忙。但他把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思考书法理论问题。每次跟他通电话，他都会把最近的理论思考详细地告诉我，一次通话超过一个小时是经常的事。每次与他通电话，都会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也使我觉得惭愧。相比刘思凯先生的勤奋，总恨自己年华虚度，碌碌终日。
思凯兄大著付梓，索序于我，便写下了以上文字。不敢言序，只算是读后感吧！
2019年2月28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届学术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