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藏在心底的童谣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机缘不巧——我第一次认识王向荣已是1992年前后。
当时，我在高中毕业后作为一个旁听生在榆林高专听了一年的中文课。期间，由自卑而获得自醒，并通过成教考试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开办的写作班（仅办了一届）学习写作。
在延大学习的第一年，我们没有进入校本部，教室和宿舍都在南桥旁边一栋转角的小楼上。有一天，课余时间，我在宿舍收看电视，突然看到了纪录片《望长城》中有关王向荣的镜头：其中一个是他的母亲站在院子里和摄制组依依惜别挥手的镜头，让我几乎落泪；另一个是摄制组进入他简陋的办公室捕捉到他的一个面部特写——他的脸上没有一丝作为一个名人的那种劲，相反，我从他的落寞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我觉得他是我身边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在此前后，作为一个内心初醒的少年，对于艺术，我抱有一种十分纯粹的观念。在音乐上，我是个歌迷，喜欢摇滚，崇拜崔健，用省吃俭用下来的生活费购买大量磁带。时至今日，我还能感到当初买到迈克尔·杰克逊、卡朋特的磁带时的那种欣喜，还有每次乘坐长途汽车由于别的乘客的反对，司机关掉音乐时的那种懊恼。
在阅读上，我有过不忍读完三卷本《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深切体会。我曾在借阅之后，不忍割舍，用一把旧吉他和朋友换了他的那本《梵高传》。《梵高传》促成了我人生的一大转折，让我当时十分迷茫、焦虑且不安于平庸的灵魂找到了一个方向，也给自己的人生确立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写作。我在长久的生活中，暗暗把梵高当作一个追随艺术必须效仿的榜样。在我的心里，一度把孤独和从事艺术画上了等号。但在当时，对于本土的民间文化，并没有过多的兴趣去关注。
看过《望长城》，当年暑假，回到榆林后，我想采访王向荣的计划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经他事先联系，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到艺术团去采访王向荣。他在他宿办兼用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我们青春年少，冒冒失失，没有丝毫采访经验，但他还是和我们讲了不少，时间也持续得很长。
记得，直至天黑后，不巧整层楼停电，他在房间里点了一支蜡烛，还接着给我们讲……告别时，我们想和他约定第二天继续采访。但得知他要接待陕西电视台专程来采访他的记者，接下来还要陪同他们到他的老家去采访。我们在自愧和羡慕中（当时我们觉得陕西电视台高不可攀，对其记者羡慕的心理其实十分正常。但王向荣在我们面前提及此事时并没有丝毫夸耀的成分，这个印象也颇为深刻），对他更觉得佩服。
但这次采访也就此中断。我尤其遗憾的是，这次采访的记录本后来也不知所踪。
不过，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的这位喜好文学的同学，经历一番波折，竟将工作调动到了艺术团（办公地址未变），同王向荣成了同事，并担当作词工作至今，想来这也有一种缘分吧！
再至2007年，我先电话告知西安的朋友狄马，请他转告王向荣我想深入采访他的计划。狄马是王向荣和我共同的朋友。不久，在西安荞麦园，狄马安排，王向荣和我有过一次聚餐。这是时隔十五年，我和王向荣的第二次见面。和第一次见他的目的一样，我还是想采访他。在饭桌上，他对我的请求并没有明确表态。
我知道，这十余年过去，他的名气、影响都更大，接受过大大小小无数次采访。采访对他而言只是家常便饭，我首先需要对他表明我的真实意图。但在当时，我其实并没有准备要给他写传。
从我而言，他真正留在我脑海里的还是《望长城》中的那些镜头。而这些镜头，给我又带来了强烈的疑惑，我只是想带着给心灵解惑的目的，对他深入了解。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却并没有明确和成熟的计划。我承认，就艺术成就而言——他高亢、苍凉、深沉的歌声及对陕北民歌天才般的表达和传承，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让他无愧于“陕北歌王”的名号！
但抛开这一符号化的声誉，作为一个人，他有过什么经历？他的精神志趣有何不同于常人之处？他的内心世界是否真的那么强大，从而配得上“歌王”这一声誉呢？也就是说，我曾划定的艺术、纯粹以及孤独之间的等号，是否在他身上能找到一些对应呢？
从我的直觉判断，这么多年，他并没有变。他的内心即便不是出于一种自觉，而是凭借某种天性，但一直在坚守着作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个性和品质，而且通过他的歌声得以传递。至于具体是什么，他是如何做到的？我却并不了解。
2009年2月3日，在得知王向荣回到榆林后，一早，我给他去电话，约定见个面。当天下午，我们走进了西二路一家茶馆，环境清静，他点了一壶熟普洱，开始边喝边聊。但他的情绪不高，看上去十分疲倦，好像是出于应付我的采访要求，来完成一个任务。
他有所准备地主动说了自己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谈到和妻子张巧多年分居的婚姻关系时，提及了当初订婚后“打彩礼”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和心理创伤。这牵扯到了“包办婚姻”这一社会问题，我知道有非常深刻的写作价值，但需要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他的话题沉重，气氛也就有些压抑。其间，有个年轻的茶馆服务员先认出了他，兴奋地又叫来几位同伴，要求合影、签名，他都一一应承，情绪也随之轻松、愉快起来。这次见面，对他所谈的内容，我没有现场记录，只是当天夜里回家后凭记忆补充了一些笔记，所以不算是一次采访。在我的计划里，对他的采访，只要他不反对，能应承，我就算跨出了第一步。
现在想来，当天还有件事值得一叙。这就是我们谈完话，他要回住地时，我见天色已晚，提出开车送他回去。他没有反对。可就在我到跟前的小区取车时，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车钥匙了。我忙乱地找寻了半天还不见踪影。他等得不耐烦，来电话生气地说：“你是不是不方便？要不我打车回去算了！”
我一边道歉一边劝他再稍等片刻。挂断电话，钥匙竟神奇般地找到了，原来就在我上衣的口袋里！我赶快开车去找他，见他正在十字路口昏黄的路灯下拉开一辆出租车车门，一条腿已经跨了进去，我跳下车赶紧先给出租车司机致歉，并把他拉到了我的车上……在送他回南郊德静路的路上，他坐在车后座一言不发。我知道他装了一肚子火气，稍不留神或许就会发作。我小心谨慎，加之觉得解释不清，也只能一路沉默着。
接着几天，我几乎每天都给他打电话，想进行正式的采访。但他都以有事推辞。7日早，给他电话。他说：胃不舒服，在家里躺了两天，今天才能起来……我从他的声音中能感到他的不适。电话中他还告知下午要接待青岛来的几位朋友，让我一同去。我很高兴。在饭前，我先赶到他电话告知的客人们所住的普惠宾馆，希望利用机会获取一些有益的信息。
时值正月，外地不少人喜欢在这一时节来陕北感受过大年的气氛，这一行山东客人的目的也在于此。他们都是《青岛日报》社的同事，有两三位是已退休的长者。但他们个个性情爽朗，带队的李洁副总编（后来得知他不仅是一位资深的报人，还是写出《文武北洋》一书的作家），性格尤其活跃，是个十足的陕北民歌迷，爱唱会唱。他们大都是王向荣的朋友兼粉丝，提及王向荣在青岛的几次演出，尤其是在军舰上一次演出的精彩场面时，赞不绝口。
他们在得知我要写王向荣后，善意且内行地给我提了不少意见。诸如，他们谈到陕北民歌与青海“花儿”的联系，强调了地域性……一位韩姓长者还说要写王向荣一定要把他放在西北这一大环境里去认识，并且建议我找机会到相邻的地区好好跑一跑。
应客人们的要求，晚餐定在了一家经营榆林地方菜的饭馆。从普惠宾馆出来，路上经过鑫乐书店时，客人们走了进去，买断了书店仅存的三张王向荣的专辑留念。
王向荣是客人们在饭馆坐定以后赶来的，一位吴姓年轻女子陪同。她以推销“老榆林酒”为业。有一种认识——认为普惠酒厂在全国各地以歌手促销酒的方式，对陕北民歌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吴姓女子便是酒厂聘用的众多歌手中的一员。王向荣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看上去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但他在和山东朋友们的聚餐中，摇色子，唱民歌，唱酒曲，热情有加，有礼有节，使得气氛十分融洽、愉悦。
我不会唱，但在酒席中迫于客人们的考验——说“你要写歌王王向荣怎么能不会唱？”，便只得端起酒杯，硬着头皮唱了四句随编的酒曲，给山东客人敬酒，没想到竟得到王向荣的认可，他鼓励说：“还行了！”我在兴奋之余，尤其从山东客人的反应上，强烈感受到了陕北民歌在外界的影响力。
晚餐后，王向荣因身体不适，需要早点回去休息。我借着酒意把客人们请到歌厅去唱歌，并平生第一次拿起话筒连吼了两三首陕北民歌，客人们这时一致肯定地说：“你还真的会唱了！”——其实，我不盯着字幕、不跟着音乐，连一句也不会唱。这次算是真正“装腔作势”了一回，好像只为了表明我对于唱歌并非是个外行。
在之前的聚餐中，我还听到王向荣说他第二天要到延安参加一个演出，就明确表态要去看一看。
第二天，没想到下雪了，雨夹雪。一早，地面已变白。
昨晚其实喝了不少酒，但我起得很早。我执意要开车上路，并想邀家人一同去延安，既可看看王向荣的现场演出，也算是正月一次短途出游。但家人担心我开车的安全，认为我酒醉未醒、神志不清，强烈反对。
在一番争吵后，最终只有妈妈决定陪我一同去。开车先到加油站加油，这时雨夹雪已完全变成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而且越下越大，雨刷器调到了最高挡，飞快地刮落着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雪花，雪花落在车顶上竟然发出“嘭、嘭”的声音。妈妈坐在车后座，不发一言。但我从车后镜看到她脸色颇为平静，这让我的心情安定不少。出城的路上，我开车接了二姨。这是我和妈妈在车上的一个临时决定。二姨整年辛苦，难得清闲，毫不犹豫应承了我的电话邀约。
驱车上了榆靖高速，雪小了一些，但路面上像是盖了一层黏稠的湿滑的泥浆。大车后轮上卷带起来的泥浆，浓雾一般又厚又密。我小心地踩着油门，缓慢行驶。不过，任何路况，总有胆大的司机，超车道上时而有快速掠过的车子，卷带的泥点“噼里啪啦”砸落到我的侧窗和挡风玻璃上，透过泥污模糊的车窗，我好奇地看着超车道上掠过的快车——感觉这钢铁机器像是飞速隐身一般，变成了一个个滚动的带着湿气的泥团，越滚越远、越小……
我尽量与前车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但不时会有超车道上的车并线插到前面，后轮卷着泥浆，我只得减速躲避，保持低速行驶。车过左界，突然，我看到前方的天空放晴，乌云与晴空之间像是被巨刃切分，有一道壮观而神奇的分界线。
我精神振作，内心也随着敞亮起来——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后边的天空乌云笼罩，黑压压的，飘着小雪。但前方不远却万里晴空一片光明。在我的脑海里，刹那间浮现出美国大片中与此类似的一幅画面——我就像从压抑与黑暗的环境逃离一般，驾车向前冲去。
这时，我听到车后座的妈妈轻声说：“这是人工降雪！”
“啊，人工降雪？”我不相信，也以为是听错了。我扭头看了妈妈一眼，看到她表情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是了。”妈妈十分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新闻上说的，我昨晚看的。”
“是了，我也看了。”二姨接着妈妈的话说。
我不由想放声大笑。
这就像是一个笑话，一场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摆布的魔术！
一早出发时大雪纷飞，还在家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让我是在极度不快和不安中，好像冒着极大的危险上路，没想到不仅很快出了下雪的区域，而且这会妈妈和二姨异口同声都说是人工降雪！
我恍然大悟妈妈出行时表现平静的缘由——原来是装着这么一颗定心丸！她这会看到了晴空和阳光，证实了电视新闻，心情自然更为放松。我的不快和顾虑一扫而光。
临近中午，车到延安。进城后，我先单独去看望了父亲生前的一位好友。父亲两年前病逝，归葬老家那个小山村，他老人家曾亲临吊唁！这份情谊，我还一直没有答谢。他在得知我带着妈妈、二姨到来时——她们在路边的车上等我，要求一定在他的家里吃午饭，盛情难却。我知道他一贯的古道热肠，不吃这顿饭难以让他安心。
再说，妈妈自父亲去世两年以来，其实一直没有走出失落——情绪积郁，难解愁肠。如此，她和熟悉的父亲的老友见一见，或许会有一些好处。老人家作诗之余，一贯擅长厨艺，亲手炒了几个菜，熟食辅助。这顿饭吃了两三个小时。正月时节，为了避免伤感，话题没有过多涉及父亲，大家都显得小心翼翼。
饭后，我对他老人家再次表达了感激之情后，开车带妈妈、二姨游览延安城里最有名的景点。
二姨初次到延安。但对景点每人40元的门票，颇为心疼。尤其是对上山后所收的10元停车费，更觉得不合理，同蛮横无理的收费员有所争执。妈妈同样为之不快。从景点出来，已到下午。我在和王向荣通话中得知的演出舞台（已经搭建）附近找到一家宾馆，登记了房间，是个母子间，房间宽敞，窗户临街、敞亮，床也宽大。
妈妈对此打趣说：“还高级了。”
二姨也觉得满足，先利用洗漱条件，洗了个热水澡。
稍事休息，在街上找了一家面馆吃晚饭，三个人点了三种面：妈妈的酸汤面，二姨的拌面，我的丁丁炒面，另要了一盆醪糟汤。我从妈妈用餐的情况，看出她情绪尚可。饭后，在街上转了一会，到了晚上，我在宾馆房间给王向荣去电话，问他到了没有？他说：今天不来了，明天到。休息时，妈妈和二姨睡大床，我睡小床。在我进入睡梦前，我一直听到她们老姐妹在谈话。第二天一早，我又是在妈妈和二姨的轻声说话中醒来的。
这一觉，我睡得很踏实，体力恢复，精力充沛。我一早给王向荣去电话询问，他说：彩排在中午，晚上演出。这一天是正月十五，下午家里也有聚餐的安排，我考虑后，决定不等了，不看了。妈妈和二姨也都同意。
返程时，我们选了210国道。走这条道，要经过一些集镇和几个县城，还有不少的村子。——我熟悉这条路，曾往返无数次。但这次之所以选择走这条路，主要是想改变一些来时走高速妈妈所感到的荒凉的印象！
中午在田庄吃了羊肉面，再到人山人海的绥德城后，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看上了正月十五的过街秧歌。随后，返回榆林。
对这次出行，妈妈、二姨都有些看法，认为我火烧火燎地白跑了一趟——连王向荣的面也没见！我略有遗憾，但觉得不虚此行。妈妈和二姨结伴同行，一直高高兴兴的样子，让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想到以后应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再说，我知道还会有更好的机会完成采访工作。
2009年2月底，榆林市召开第一届文代会。报到这一天，我一早给王向荣去电话问询。他是文艺界名人（不只是在榆林或陕西范围内，在全国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一直栖身于榆林市民间艺术团，是艺术团在职专业演员。加之，他又身兼陕西省音协副主席，自然是榆林市文代会代表。
中午时，他来报到。见罢面二十来天，他的气色不好，说是胃仍不舒服！我自幼在陕北生活，见过身边不少亲人对自己身体上的毛病不加重视，即使难受，也不吃药，不愿去医院。这除了过去缺医少药的因素之外，还有“人的命，天注定”这一观念的作用。
但说到底，其实就是讳疾忌医！王向荣看来也是如此，而且比普通人更能扛！持续将近一个月的胃部不适，他竟然一直忍着，不去医院检查。按说，他有医保，并无经济上的顾虑。但为什么要忍这么长的时间？难道是有别的原因？我替他有些担心。为此，劝说他还是检查一下为好！
在开会期间，他抽身去了一次医院，做了胃镜检查。诊断结果出来后，他对我高兴地说：“我的胃好着了，没事！”这基本是我预料中的结果，但从内心还是替他高兴。他这么多天不适，显然是因为心理上背着包袱，一边难受一边担忧，却还要硬撑！现在包袱放下，轻轻松松，脸上马上显得活泛不少。
文代会开了两三天。有一天，也就是召开隆重的代表大会时，主席台上摆了三四排座位，安排了将近三四十位榆林文艺界有影响的代表和领导就座。但主办方可能是由于疏忽大意，不记得王向荣是陕西省音协副主席这一官方身份，并没有在主席台给他安排座位。
在台下，我和他挨着坐在后排的座椅上，他不满地说：“我是省音协副主席，他们不知道？……”
我没有接话。我想，抛开官方身份，仅以“陕北歌王”这一声誉，他也足以在主席台就座吧！不过，我感到他的不满并不强烈。他散淡的个性决定，他对这种座次的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看重。事实上，他事后对主办方这种工作上的失误，并没有丝毫理论。
散会后，我私下让安排会议的一位同事留了一间房给王向荣，对他开始正式采访。在第一天的采访中，他习惯性地盘腿坐在宾馆客房的床上，像经历过不少世事的一位老农一样，首先讲的是村子，还有村子里的人。
他讲到了母亲，说：“我妈是我最好的老师……”他开始慢慢复述母亲讲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女娲”和“狐狸精”的故事。“狐狸精的故事”很长，有三个不同的结尾，他都一一讲到了。
后来，他像是累了，斜靠在床头，闭着眼，开始哼唱母亲唱过的童谣：
大明了
小明了
姑姑带着花来了
什么花
铲铲花
什么花
喇叭花
……
雁雁
摆溜溜
红衫衫
紫扣扣
我在你家房檐上捡豆豆
捡的一碗两袖袖
……
下雨下强
草鸡告状
告给和尚
和尚诵经
诵给山神
山神讨卦
讨给老蛙
老蛙凫水
凫给小鬼
小鬼掏炭
掏出个黑肚子老汉
……
哦哦睡睡
羊捣碓碓
狗烧火火
猫捏窝窝
捏得两疙瘩糖窝窝
气得我们老命不吃
撇在那锅盖上
……
这些深藏在他心底的童谣，舒缓、轻柔，像一股甘泉，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力量。他在记忆深处捕捉到的是什么呢？这不只是歌，而是一种依恋，更是一种温暖。我感到这不是他在唱，而是他又偎依着母亲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听母亲哼唱。
歌声止息，余音绕梁。王向荣身子斜靠着床头，闭着眼入睡似的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妈会唱的童谣特别多，这几首只是她经常唱的……”
他完全沉浸在对母亲的怀想里。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童谣。但对“羊捣碓碓”和几个词汇无法理解，不得不打断他的思路问询。他依旧闭着眼解释说：“我想是羊长两个角，捣碓碓！又怕，又感到神奇……”我看他有些劳累，加之，见天色已晚，便主动告辞，再次道谢后，同他约定第二天一早接着采访。
第二天一早，我准时赶到宾馆，吴姓女子也在房间。她刚从北京回来，遗憾地谈到自己本想参观纪念堂，但由于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不得不作罢。接着，她就开心地说自己没花多少钱，买到了十大元帅纪念章，并从包里拿出来在王向荣面前炫耀。这一段时间，我和吴姓女子见过两面，但对她的性格并不了解。但从她交代北京之行的言谈中，却一下子对她有了一些把握和认识。
这次采访共持续了三四天。每天一早，我先电话联系，只要他有空，就赶过去采访。有时午饭、晚饭一块吃，持续一天。他的应酬活动多。有一天，整天没有抓住他，到了晚上再打电话联系，想补上这一天的遗憾。但他说是同朋友们打麻将着了！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噼里啪啦”的洗牌声，便只能作罢。
即便如此，这次采访——按照我的要求，以时间为序，他从童年一直讲到了近年来的生活，其中不乏生动的故事和细节，算是一次比较全面和成功的采访。我不仅为掌握到他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兴奋，而且深切认识到书写他的价值！他从偏僻的乡村走出来，唱着这块土地上一代代人传唱的歌谣，成为享有盛誉的“陕北歌王”“西部歌王”。这样的人生，本来就富有一定的传奇。况且，他还是一个独具个性、追求艺术和自由、情感丰富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他那一代人中少见的个人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