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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大西迁的争论首先发端于上海。

在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上海市的建设方针由原来的“不发展”改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适应这个新形势，上海市申请交大西迁后，帮他们再建一所机电大学。1956年秋，上海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某所高校教授作为人大代表发言，第一次对交大西迁提出不同意见，建议上海市设法留下交大，不再西迁。这位代表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引发了一场争论。这也代表了上海一部分人的观点和心声——他们不是不愿意把交大这棵大树挪走，而是舍不得。这股风当时还刮得不小。好在当时主政上海的是陈毅。等人大会议一结束，包括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内的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就到了交大，表态上海仍旧支持交大西迁。接着，上海市政协派出代表团到西安进行实地考察，回来后写了份考察报告，认为交大迁西安的决策是正确的。这场争论才暂告平息。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时隔不到一年，1957年4月，交大内部也发生了一场更加复杂和激烈的争论。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一些人认为交大的主要矛盾是迁校，个别人认为1955年决定迁校是错误的，根本否认合理部署支援西北建设的重大意义。交大在4月下旬召开工会会议，展开争论。接着召开校务委员会，会上抵制迁校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成了一个一面倒的会议，后来甚至形成了交大“不迁”的意见，影响很大，使上海停止了装箱（正在准备西迁）、西安停止了基建。俨然是一个“迁不动”的格局，形势相当紧张。

稍后，风波扩大到了上海和西安两地。

上海的一些新闻媒体甚至报道了交大不西迁的“暗示文章”。

西安方面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加剧烈。这是因为西迁问题不仅牵连交大一家，也波及那个时候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北而来的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这些同样从上海、苏州以及南方一些大城市迁往西北的单位把交通大学当成了“风向标”。大家的心思其实和交通大学不少人一样，故土难离，舍不得南方的青山绿水，舍不得江南水乡的“日出江花红胜火”，舍不得自己的故乡亲人，因此，虽然已经迁到了西安，此时却想要重返故里。大家说，我们看交通大学的！要是交大都回了上海，我们也要回！

此时的情况是，交大西迁已迁了一半。

一、二年级，也就是五五级和五六级以及所有基础课程教师和工厂、仪器、实验室等已经搬迁到了西安，而三、四年级学生和专业课教师以及工厂、仪器、实验室等还留在上海的徐家汇校区。可以说，一半身子到了西安，另一半身子还在上海。这个时候，不仅中央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交通大学感受到了很大压力，而同时感受到很大压力的还有上海和西安两地的政府。

上海市副市长刘季平明确表态说：“支援西北是国家一个战略原则，这不但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而且是全市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上海的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问题。如果最后得出不搬的结论，支援成为空话，我们上海无以对国家！”

“我们上海无以对国家！”好沉重的一句话啊！

而对于陕西省政府和西安市政府来说，已经搬过来了一半的交通大学如果再搬回去，先不说对西安这座企盼交通大学落地生根的古城会带来怎样沉重的打击，就是已经搬到西安的不少交大师生感情上也接受不了。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古城人民对交大的欢迎和期盼！

任梦林和王则茂拿着高教部就交大西迁事项致陕西省政府的正式公函直接从北京到了西安后才发现，即使没有介绍信，也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和陕西、西安方面的接洽。陕西各级政府早已经知道了交大要来，热情的陕西人民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他们感受到的是西部人如火的热情。总务长和基建科长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为新校区选址。陕西省政府把他们介绍到省委宣传部，宣传部部长热情洋溢地给他们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又热情洋溢地把他们介绍到西安城市建设规划局。规划局李局长一听，像接待贵宾一样，毫无保留地把西安城市规划图整个摊开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介绍西安的城市建设规划。告诉他们说：“只要在西安市的规划范围内，无论哪块土地，你们都可以随便选址。看上的，我们都同意！”

这就是西安。

千年落伍的西安想要崛起，他们多么盼望颇负盛名的交通大学能来西安啊！

对于交大西迁，西安显然已有准备。在任梦林和王则茂的请求下，西安先给他们指定了五块地方，让他们先去考察。两个人便和规划局的李局长、城建局计划科的张科长一个个去查看这些校址。李局长和张科长都非常热情，实际上看的地方远不止原先指定的五个地方。

而最令他们感动的是被征地的农民。

这些淳朴的陕西农民，一听交大这所老牌名校要迁来，虽然他们要迁离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却像自家办喜事一样，欢天喜地地、一点儿条件都不讲地整村整村地很快搬迁完毕。这种情况让任梦林和王则茂喜出望外。这和他们在上海徐家汇遇到的情况简直是天差地别！后来交大西迁成功，不能不说和陕西农民的无私奉献有着重大关系。当围绕着迁校的风波骤起，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亲历过这一切的总务长任梦林几乎是含着眼泪说道：

“陕西省和西安市为交大迁校成功不惜付出最大努力。当地政府有求必应，有难必帮，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比如，交大师生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但西安是北方城市，大米供应有限。交大师生到西安最初吃的大米，是西安供应给外宾吃的。交大师生春节吃的新鲜菠菜，是西安市从广东专门运来的。还有，我们的东西搬来后因为没有仓库堆放在露天，被征了地的附近农民不仅没有人动一下，反而主动地组织起来替我们看护，过春节他们居然还来慰问我们！”

任梦林眼睛红了：

“多好的政府，多好的老百姓。这两年接触下来，有时候都感到不好意思再去找他们……如果再搬回去，我感到无脸见西安父老！”

“无脸见西安父老！”

任梦林的这句话说完，校务会议上一片唏嘘。

当时的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是方仲如。

方仲如和西安市市长刘庚亲自出面邀请交大几十位师生在市委举行座谈。

方仲如说：“西安赞成和热烈欢迎交大全部搬来西安。国家决定把交大搬到西安这个地方，是经过深谋远虑的，是完全正确的。以我在西安工作的亲身体会，同学们、老师们，我深深感觉到，西北工业建设迫切需要交大这样一所工业学校来给以支援！我相信，交大迁来西安，对于西北的工业建设，也就是对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交大西迁如果半途而废，陕西省和西安市表示完全不可接受。

甚至，对于交大迁校迁一半留一半，陕西省和西安市也表示“后果不可设想”。他们一再坚持交大全迁西安，以全面发挥一所著名高校在大西北开发和建设中的作用。

问题最后只能上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