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并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基于五卅运动掀起的大革命高潮和广东革命根据地有利形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广东革命政府准备进行北伐战争。北伐军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并没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早在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右派势力就掀起了反共逆流。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并开始密谋反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开始对其进行拉拢。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党没有在危机中认识好如何生存与坚持斗争的问题，更没有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国民党反动派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逮捕、屠杀，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对内竭力维护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起义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决定迅速进入江西省，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秋收起义后不久，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于1927年12月11日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全国各地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局面，并为后来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在所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致使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会议之后不久，又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党领导各路红军，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殊死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战胜了雪山草地等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最后以共产党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毛泽东评价长征时曾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制造九一八事变。1935年8月1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量去为抗日而奋斗。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全体将士书，重申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表示希望首先同在陕北的东北军实现停战。驻守西安的张学良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同意我们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坚决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到西安参加谈判。周恩来向张、杨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于12月23日、24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西安方面同蒋介石的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等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并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至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29路军宋哲元部奋起自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寇侵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就提出，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在抗战初期的出现，毛泽东于1938年5月写了《论持久战》一文。为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为了实现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统一，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从1941年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正式举行，历时50天。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正确路线、纲领和政策。大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较为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及其基本内容。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共产党员1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8月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由于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努力，加上全国人民的压力，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10月17日毛泽东对延安干部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的谎言，使国民党被迫承认民主团结的方针。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调30万重兵，开始向中原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当时，国民党拥有430万人的兵力，有“飞机加坦克”的现代化装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余万人，统治着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美国用军舰和飞机运送国民党军队54万余人到达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并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9万人在中国登陆，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为国民党守护交通线。

而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余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61万人，装备是“小米加步枪”，又分散在各个解放区，解放区人口只有1.2亿多，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

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明显地表现为敌强我弱，国民党反动派处于优势，而革命力量则暂时处于劣势。

到1948年的秋季，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万人。国民党在战略上被迫放弃了“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实行了所谓的“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个地区的大城市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情况表明，革命武装同反革命武装大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中央军委先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余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战略战术运用之好，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经过战略决战，蒋介石的重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指出全党在胜利面前，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为党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在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归于覆灭。之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未解放的地区进军。12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内地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在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