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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作家就从“平等”“自由”“希望”的理念出发，偏重于发扬小说创作领域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平民主义的小人物的苦难，对于西方小说皆然的传奇性英雄叙事始终有着明显的拒斥。然而，莱蒙托夫从卢梭、斯塔尔夫人、拜伦、阿尔弗雷德·缪塞等西欧作家创作中汲取的是一种对“不凡”的追求和“个人英雄”的情结。《当代英雄》就是一部典型的以传奇性的生命故事为载体的文学叙事，英雄悲剧的艺术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特质和诗学品位，也决定了小说核心人物的生命和精神魅力。
阅读《当代英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作品虽然体量不大，但小说中充满了对人性与生命存在最幽微处的洞察与发掘，交织着灵魂创伤、生命苦难、情感经验的文字，还有作者近乎偏执的细密的人物心灵探究，令人战栗的道德诘问，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充满“魔性”的主人公毕巧林——这一莱蒙托夫以自我为原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的。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语境、贵族上流社会以及沙皇军队的日常生活成为有些遥远的叙事背景，而毕巧林的生命体验和复杂情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异质性和私密性。由此，所谓的社会心理小说、“多余人”小说全都让位于“当代英雄”的精神景观叙事。阅读小说的难度在于习惯于妥协、随顺和理性思维的我们与一个冷漠却灼热、乖戾却高远、单纯且复杂，英雄兼魔鬼的毕巧林心灵对话的难度。
毕巧林是个贵族军官，博学多才，教养一流，这是他赖以自傲的身份和精神优势；他年轻英俊、体魄健硕、潇洒风流，这是他成为“偶像级”男神的资本。无论在京都上流社会，还是在山间要塞，无论在男性群落，还是在女性世界，他总能所向披靡、从不言败。他有绝对的男人的阳刚与魅力、壮士般无坚不摧的力量、刚毅坚强的意志、超群的智慧，无论是邂逅的走私贩子，还是自由勇猛的山民，或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军官，任何人设置的障碍也无法将他阻拦。毕巧林绝对拥有时代英雄的生命品格。
与此同时，他也拥有与这一生命品格相应的精神境界。毕巧林曾在上流社会享受过一切可以用钱得到的乐趣，体验过各种女人施与的爱情。但俗世的享乐并没有使他快乐，女人的柔情也没给他带来幸福，纸醉金迷、崇尚虚荣的上流社会生活让他厌倦，知识贵族的精神空虚和思想稀薄令他鄙视。毕巧林始终坚守自我，拒绝流俗自污。他从骨子里有一种对庸俗、空虚的抗拒，对世俗性、功利性的超越，这正是毕巧林超凡脱俗的精神力量所在。他始终雄踞于“俗人”之上，其眼中的“俗”首先是人格上的庸俗。他的老朋友、老战友，单纯、质朴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在见到多年未见的毕巧林后激动得泪水涟涟，毕巧林却有一搭无一搭地应酬了两句后扬长而去。其实，并非毕巧林不懂友情，不近人情，而是因为在这个上尉军官的身上他同样看到了无法容忍的“流俗”。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善良、真诚、热情，但比起具有作家莱蒙托夫鲜明印记的毕巧林来，这个虚构的人物显然过于现实，过于物质，他清晨起床就喝酒，白天无所事事便玩多米诺。至于高加索伊丽莎白温泉当地的地主贵族，还有来这里做水疗的男男女女，或喜欢喝酒、追女人、玩赌博，或自说自话，喜欢卖弄、邀宠，毕巧林对他们冷眼相对亦在情理之中。五官不正、睿智犀利、生活严谨的医生维尔纳让他看到了一颗崇高的心灵，找到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惺惺相惜的诗人知音，然而他仍然看到了好友并未脱俗的“虚荣心”和渴望成为富翁的“金钱欲”。
然而，时代英雄的生命品格与精神境界并未能造就真正的时代英雄，毕巧林成了时代的弃儿。莱蒙托夫用“时代英雄”这一不无讽喻的修辞，欲表达对复杂、矛盾，充满悲剧性的生命存在的一种体察与感悟，也是他在为自己的作为“永远异己者”的“恶魔”及其批评权利的辩护。
小说中并没有对充满种种病态症候的现实世界的直接描述，但毕巧林日记所记录的温泉世界里的众生相以及主人公对其晦暗青春的审视，便能让我们发现一个非理性、梦魇式荒诞的世界构建。他说，“我谦虚谨慎，他们却说我狡猾，于是我变得畏首畏尾。我明辨善恶，可是没有人珍惜我。大家都侮辱我，于是我变得爱记仇了……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贵，人家却把我看得低贱。于是我就变得爱嫉妒了。我愿意爱整个世界，可是没有人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仇恨。我晦暗的青春就是在我与自己和社会的斗争中流逝的”。我们在毕巧林的话语中看到的是一种被现实所摧残的力量，这力量为了自己安全和归属感的需求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反应并要求补偿。但毕巧林把枪口对准的不是社会制度本身，而是社会对行为伦理与生命价值认知的错位，这不仅是他所处的时代命题，它所揭示的几乎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永恒主题。
作为一种“应激反应”的自傲、冷漠、尖刻，成为毕巧林一种强大的“有声力量”，激发他对现实世界和现实中的人尽情地泼撒敌意。他肆意嘲弄军官格鲁什尼茨基，只要抓住他言行中不洁的动机，便会用各种尖刻的言辞揭穿其为人的卑微和轻浮。他喜欢在好友维尔纳的面前卖弄他的智慧和见识。医生的“我迟早会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的生命感慨被毕巧林的一句更为哲学的话语所消解，“除了你说的以外，我还相信，我是在一个倒霉的夜晚出生的”，他向俄罗斯的“靡菲斯特”表达的是更为深沉和睿智的叔本华式的生命悲剧意识。连深爱着他的梅丽公爵小姐都对他的“毒舌”心惊胆战，她说：“我宁愿在林子里被人捅死，也不愿意被你的毒舌骂死。”毕巧林的心中始终充满着一种由怨艾、怅惘而生成的怨毒气，而高度膨胀的自我中心主义强化了毕巧林恶毒的“魔性”。“我爱仇敌，尽管不是基督教倡导的那种爱。他们给我解闷，让我热血沸腾。总是保持警觉，捕捉每一个眼神，猜测每一句话的意思，揣摩意图，揭穿阴谋，假装受骗，然后突然一击，粉碎苦心经营的阴谋大厦，这才是我所谓的生活。”一个人在表现出特殊的刻薄和粗暴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掩盖其内心隐秘的情结：对现存社会观念的摒弃和现有文化秩序的质疑。而且刻薄与残酷向来是与暴力合谋，成为暴力的过程体现。毕巧林在决斗中杀死了格鲁什尼茨基，一个个美丽的女性也逃脱不了他情感上的冷暴力。
莱蒙托夫不仅从他自己的人生中汲取了足够的情感经验，还竭尽想象地构建了毕巧林与四个女子（有着各自的生活原型）的情爱纠葛，以检视他自己的情感世界。毕巧林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一个个女人的心。然而，他对女人的迷恋并不是情感层面的，而是生理、心理层面的。贝拉让他着迷的是她高挑修长的身材和两只山羚羊般的黑眼睛；塔曼镇十八岁的“美人鱼”让他发狂的是她那个“标致的鼻子”、琢磨不透的性格，还有火辣辣的激情；梅丽令他销魂的是她那对长着如同天鹅绒般睫毛的眼睛，而他之所以要招惹她，是征服欲的驱使；薇拉是他唯一爱过的意志坚强的女人，爱她也只是因为他始终也未能彻底征服她。与她们在一起，他不承担任何情感责任，也不遵循任何道德原则。“不论我爱一个女人爱得多么狂热，如果她让我感到我应该和她结婚，那么，永别了，我的爱人！我的心就会变成石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它再热起来。我愿意牺牲一切，只有结婚是例外。”“难以抑制的爱的冲动，把我们从一个女人抛向另一个女人，直到我们找到一个讨厌我们的女人为止。……这一永无止境的秘密就在于无法抵达终点，也就是说，这种情欲永无满足的时候。”我们从毕巧林与梅丽公爵小姐的情感游戏以及他与将军夫人薇拉的相爱与别离中，从毕巧林卑微琐细的自我情感、幸灾乐祸的心理、工于心计的思维的叙写中，可以读出他逼仄的心胸和并不光明的心理投影。
女人是毕巧林的“最爱”，但“情圣兼情魔”的他从来没有握住过一双真实、温暖的手，他始终被锁在自我的镜像中，那是他孤独的宿命。那是因为他根本性地缺乏精神与心灵的崇高投入到爱情之中，还因为男权主义思想的作祟，他对异性的兴趣仅仅在于“撕下她们身上只有老练的目光才能看透的神秘面纱”，是为了检视他那“冷静的头脑”和“备受煎熬的心灵”。他所有的情感、心理状态都是坚硬的，所以也都是不幸的。读者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美的失落、离去，甚至凋萎、毁灭。薇拉在写给毕巧林的充满血泪的诀别信中说：“你爱我，将我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当作欢乐、焦虑和悲伤的源泉，没有这些感情的交替更替，生活就会单调乏味。……我的心已经在你身上耗尽了一切最宝贵的东西，耗尽了眼泪和希望。爱过你的女人，看到别的男人不能不带些轻蔑，不是因为你比他们都好，哦，不是的！但是在你的天性中有些特别的东西，你独有的东西，一种孤傲和神秘的东西。你的声音里，不论你说什么，总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没有人像你那样，如此经常地希望被人喜爱；没有一个人的恶能像你身上的恶那样富有魅力；没有一个人的眼神能像你的眼神那样让人心情愉悦；没有一个人比你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也没有人比你更加不幸，因为谁也不会像你那样努力地损毁自己。”这不仅是毕巧林最难分难舍的女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莱蒙托夫以一个女恋人的名义书写的其人性与情感的真实表白。
毕巧林灵魂中的光明与黑暗、人性与魔性超越了小说的社会批判，而呈现为人性中的统一存在，不可回避的人性悖论。莱蒙托夫不仅是在肯定人性善恶的合理存在，更是在寻找以毕巧林为代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特立独行”不仅成为毕巧林的一种生存方式，还是他的一种哲学性的存在，成为他抗拒外在世界，寻找超越性人格和实现自我存在的生命之道。畸形的“独处”是主人公被边缘的结果，也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寻找自我的主体选择。独行者的毕巧林不属于任何群体，他完全行走在主流话语之外。他借助于此在社会身份的缺失中睥睨凡世苍生，寻求自我的独立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毕巧林身上，有莱蒙托夫对自由、独立的抒情化致敬，有他关于“特立独行”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有为优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我所提供的可资借鉴的策略和教训。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毕巧林看似在批判、消解现实社会既有的价值和秩序，其实并不能消解他自己对贵族血统的执着，对等级观念的认同，他徒有一个朦胧且无法实现的“英雄梦”，这一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无奈也是他人生中的悲剧一面。
精神的苦难、生命的迷惘、情感的失落、前景的茫然还不是毕巧林生命悲剧的全部内容，因为悲剧的要素不仅仅是巨大的痛苦，还要有对痛苦的深层反思，对自我的灵魂拷问。毕巧林对其的生存状态和危机拥有一种高度的自觉，他对其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有着清晰的认知和真诚、无情的谴责。“我沉迷于空虚低俗的情欲，在情欲的磨炼下我变得像铁一般又冷又硬……我无数次地扮演着命运之斧的角色！我就像一把行刑的利器，毫无感情地落在那些在劫难逃者的头上……我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爱女人只是为了爱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我贪婪地吞噬着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欢乐与痛苦，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我奇特的内心需求，而且从不知餍足。”这是毕巧林始终坚守的美好而珍贵的自省精神，尽管在这种自省中有一种自贬式的自恋，因为它缺乏一种真正的自省，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自嘲与逃避的策略，因为我们在主人公有限的生命中没有看到他任何积极的人生价值的调整。
毕巧林始终在寻找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尽管对于他而言，它们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痛苦地责备自己人生的迷惘，探究生命悲剧必然性的内在依据。他不断地发出人生的内心责问，一个又一个问题总在搅扰着他，令他备受折磨，他始终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探寻内心的每一个波动，审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他在自身的忏悔中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真诚，不仅坦诚承认自己的缺点，而且还想象出不曾有过的，或者是对自己最自然的举动所做的有欠真诚的解释。毕巧林日记清晰地记录了他深刻的忏悔：“我感觉到自己身上这种不知餍足的欲望，仿佛要吞噬人生之路上遇到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得失的角度来看待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把它们当作维持我精神力量的养料。我本人再也不会为情欲而疯狂，我的虚荣心被环境所压制，但是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对权力的渴望，所以我最大的满足来自于让周围的一切服从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充满爱戴、忠诚和敬畏。”他的忏悔表明，人的神秘之处在于，他既有力量使自身的欲望达到满足的最大值，而且有更伟大的力量对自身欲望和行为进行无私的检视。对于罹患现代梦魇、跌落精神泥淖的现代人来说，这一忏悔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力量。“永远不要拒绝一个忏悔的罪人，因为他绝望之后可能犯更大的罪行”，毕巧林这句严肃而沉重的话语是对他人生忏悔价值和意义的最好注脚。毕巧林的“恶魔”心性并没有遮蔽其冷静、纯真、高远的品格，莱蒙托夫称他是“当代英雄”并非妄说。
毕巧林无因由地在从波斯回国的途中去世，莱蒙托夫在小说中一带而过的这一告白试图向读者表示，这是一个没有当下、没有未来，更没有人理解和接受、充满悲剧性的“当代英雄”的必然结局。小说叙事人在“毕巧林日记”中说，“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未必不如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有意思、更有教益，尤其是当这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内省的结果”。在毕巧林“智慧的痛苦”后面隐藏着莱蒙托夫对那个现实和人的一种深刻的洞察，小说是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命启示录。
除了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们还要对长篇小说中所呈现的生态伦理观念做一个简单的追认。莱蒙托夫在小说中对大地、山峦、峡谷、河流、各种植物之灵踪的追寻是不可掩其光彩的。他的笔下有那么多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大自然形象，有那么多对自然魅力的倾心书写，然而，仅从大自然描写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他写悲悯的山河大地、宁谧纯洁的雪山、惊魂不散的草木花树，他这是以对自然的无比敬畏尝试建立宇宙神性的可能。清晨的雪山上，宁谧一片，山路就像通向了天穹，一种愉悦的感觉传遍全身，站在世界的巅峰，叙事人获得了一种神灵赋予的孩子气，“当我们远离尘世喧嚣贴近自然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变成孩子，所有后天获得的东西都从身上脱落，心灵恢复到原初的或是最终想到达的状态”。作家没有像许多质疑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写作者那样，把人排除在大自然之外，在他的笔下，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因为自然而获得性灵延展、精神圣洁的人，一个沉潜在伟大的静谧中的人。莱蒙托夫小说的开阔与深邃还在于他所理解的大自然的开阔与深邃，在于他作为大自然之子深深地扎根于大地的根须。
莱蒙托夫还是19世纪小说叙事文体独辟新路的拓展者，这种拓展并非只是对社会心理的揭示，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灵魂困境——人性之困、情感之困、精神之困——的关注和思考。莱蒙托夫通过暧昧与悲壮、寻找与反抗同在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主人公复杂人性和复杂灵魂的揭示。在别林斯基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利器的时候，莱蒙托夫就已经自觉地从文体层面和叙事技术开始切入小说创作了。长篇小说采用了不同的文体：旅行随笔、高加索小说、世俗故事、心理小说、神秘小说、书信体小说。小说有三个叙事主人公，从梯弗里斯前往高加索的一个好奇的旅人、上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自己。通过他们的叙述，毕巧林慢慢地向我们走来、靠近，直至我们完全看清楚了他，从他的外貌肖像到他的情感灵魂。自然，作家的着眼点不在文体本身，其文体探索和叙事技术是为思想和情感表达服务的。小说中日记体式的运用就是为了显现毕巧林精神世界纵深的。此外，小说中用词的色泽饱满度非常高。别林斯基说：“长篇小说的文笔时而像闪电的火花，时而像雷电的劈击，时而像撒落在天鹅绒上的珍珠。”批评家讲的首先是智慧，其次是力度，最后是优美。一部好的小说其实不是如何写得波涛汹涌，而是思想深邃、情感充沛、意义隽永、色彩鲜明，能引领读者穿越迷丛，走向光明。
《当代英雄》曾唤起乔伊斯书写英雄的巨大激情，他说：“这本书对我所产生的作用太强烈了，就有趣的程度而言，屠格涅夫的任何一篇小说都不能与其相比。”[15]他的《英雄斯蒂芬》，后更名为《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自传体小说就是这一激情的产物。邦达连科说：“这是一部最俄罗斯化、最欧洲化的长篇小说。”[16]
（张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1]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7, С. 57.
[2]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286—287页。
[3]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7, С.11.
[4]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287页。
[5] Вячеслав Пьецух, Русская тема, М. Глобулус, 2008, С.159.
[6]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 С.110.
[7]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4页。
[8]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 С.151.
[9]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 С.11.
[10]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 С.154.
[11]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53页。
[12]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133页。
[13] М.Ю.Лермонт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1957, С.123.
[14]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137页。
[15]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338页。
[16] 邦达连科，《天才的陨落:莱蒙托夫传》，王立业译，新星出版社，2016，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