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综合篇

新经济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和有效治理^[1]

林毅夫

我主要想谈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第二，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结合才能比较好地推动科技发展，抓住新经济的机会，并且能够趋利避害；第三，对成都现在所做工作的期盼。

一、新经济是科技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

在经济增长当中有所谓前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增长，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提出的概念。18世纪之前被称为前现代经济增长，因为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基本取决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不提高。西欧等发达国家在18世纪以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人均收入增长率从前现代社会大概平均每年0.05%，增加了20倍，达到每年1%。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又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每年2%。这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由几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带来的贡献导致的。首先是第一代的蒸汽化，其次是第二代的电气化，再次是第三代计算机、互联网的信息化，现在则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智能化。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代又一代新的技术变化？为什么它能使我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种新技术发明以后会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但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在给定技术条件之下，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就会出现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放慢等现象。而且经济竞争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新的技术发明在刚开始时有专利保护，一段时间后专利保护期到期，其他国家的其他企业就可以不用支付费用来应用这个技术，模仿者的生产力就会跟发明者达到同一水平，发明者在市场上就没有比别人获取更高利润的机会，为了维持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就会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会不断地从事新技术研发，进而促使新技术不断涌现，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一代又一代新的技术变革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此外，新技术会促使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除提高现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外，最主要的是新技术尤其是根本性、革命性的技术会带来新产业、新业态，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有资料显示，现在世界上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7家属于新经济企业，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以及美国的苹果、亚马逊、谷歌。

除会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新业态之外，这些革命性的技术还可以和已有的产业进行嫁接，让传统产业降低成本，产生新的竞争力。“互联网+”就体现了这个思路，互联网加上原来的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的产品更方便地进入市场，或者让相关企业更方便地了解市场需求，让企业的生产能够更好地契合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这些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增加。

二、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在当前以市场竞争为驱动力的新科技时代，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位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关注科技创新的学者经常会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有不少理论认为只要有市场的竞争就可以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政府最好不要干预。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没有政府的“有为”来提供服务以克服在技术创新中必然存在的一些市场失灵等困难，新技术就可能不会出现，即便出现，新技术给社会财富带来增加的同时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

新技术离不开研发，但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而且失败的概率非常大。如果没有专利保护，那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就很低。专利是由政府授予的，如果没有政府，新技术只能作为企业独家拥有的秘密，但独家拥有的秘密不容易被保护，所以最好还是由政府提供专利保护的服务。

此外，技术研发包括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开发成功就能够获得专利，即使风险很大，只要成功，就能“一本万利”。但是，在基础科研领域，企业家可能不太愿意投入，因为基础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论文，是公共产品。但如果没有基础科研取得的成果，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实际上就是无源之水，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投入，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涌现。实际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都是政府在基础科研上投资获得突破后所产生的结果。

除基础科研领域需要依靠政府之外，新技术出现后，还需要依靠很多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才能得到应用。过去传统产业所需要的硬基础设施是“铁公基”，现在新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则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如果不存在，那么将来新业态就很难出现，就不能真正实现新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率。

软的基础设施或制度安排也不可或缺。新技术需要有新的技术人才和生产人才，企业家自己很难凭空或从小学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政府必须在高等教育阶段或研究生教育阶段，针对未来新技术革命以后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进行前瞻性培养。

新技术取得突破后，有很多应用机会和应用场景，这都需要进行尝试，需要出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新业态通常不是原来规模庞大、有根基的企业开发出来的，而是一些年轻人开发出来的，他们了解技术，依靠对市场的敏锐感觉，迸发出一些新想法，而要试一试这些想法，就要有孵化基地，通过不断地试错和培育，从而把这些想法变成在市场上可提供的产品。这些让年轻人能够异想天开、梦想未来的孵化基地，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如果已经有了想法，有了产品雏形，还需要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金融支持。当产品有了一定市场之后可以上市，还需要政府提供适当的金融市场的准入许可。当然，市场上可能会自发涌现出各种投融资服务，但是要让它们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就需要政府在金融管理、金融法治上有所作为。

在现代化经济社会中，任何产业想在市场中形成竞争力都需要形成产业集群，尤其是产业链的配套，而形成产业集群有时是自发的。如果是自发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各种产业中出现一两个产业集群；如果有政府的引导，可能会比较快地形成产业集群，加快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所以，对新经济的发展来说，市场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没有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就会因为存在企业家无法自己克服的市场失灵情况而最终延缓甚至丧失新技术、新产业涌现的机会。

另外，新经济有一个特性，它通常规模很大，“赢者通吃”，成功后可能迅速出现可以进入财富500强的大企业。“赢者通吃”的企业在市场上会有垄断地位，如果它只是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利用其优势来获取竞争力，那是被允许的。但是在市场中，有了垄断地位、积累了财富，很容易就会利用财富争取政治地位，影响政策走向，以保护其垄断，妨碍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治理，在新经济的成功带来垄断时，不能妨碍下一轮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

新经济的出现，刚开始处于探索过程，管理可能不到位，会让一些企业利用管理的漏洞，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攫取个别企业或个人短期的利益，互联网金融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互联网金融有其优势，可以降低信息费用，更好地动员资本和配置资本，但近两年有很多互联网P2P“爆雷”，出现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的恶性案件。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增长，政府的治理要跟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新经济可能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伴随着新经济的垄断特性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这种问题，这也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发现的资本家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的情形，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不满的增加和社会的分裂。所以，政府在支持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帮助在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能够分享到新经济带来的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旧经济会被新经济所取代，政府需要提高旧经济从业人员在新经济中的就业能力，这些从业人员在转业时需要政府能够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也需要一定的二次收入分配，政府都应该责无旁贷。

三、从“成都实践”到“成都经验”

成都市现在率先推动新经济、新治理的探索，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地方先行先试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面对新机遇、新事物，可在地方先试点，然后总结经验，等到成熟以后再向全国推广。

成都市目前有些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应用场景理论，围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市场需求和城市治理来规划和培育七大应用场景（实体经济、智慧城市、双创平台、人力资源协同、消费提档升级、绿色低碳、现代供应链），通过这些场景为企业提供机会而不是单纯地向企业提供优惠。这样的做法非常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由点的突破带动面的发展。新经济有很多市场失灵困难需要政府来克服，包括新的基础设施、新的人才培养、新的孵化基地等。克服这些市场失灵困难需要政府财政和执行能力的投入，而政府又总是面临着预算和执行能力的约束。在有约束的情况下怎么能得到最大的效益？这就需要针对可能的应用场景来分析哪些场景最能够与成都市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比较优势要变成竞争优势还有哪些瓶颈需要克服？政府只有通过集中资源消除这些瓶颈，才能迅速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够使这些新经济变成成都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前所述，现代化产业到处都有竞争，都要形成产业集群，如果根据应用场景来公布机会，根据机会来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和企业进入，并且把这些场景变成市场竞争的一个个新业态和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成都市推行的这七大应用场景将来有可能都变成全国领先的产业集群，即使只有五个产业集群也足够使成都市变成引领全国发展的城市。等到成都市的试点经过两三年发展，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有可能成为“成都经验”，有了“成都经验”就可以在全国其他城市、地区推广，帮助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机会，并且能够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作者简介：

林毅夫先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被欧美10余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