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政治美德与哲学

作为哲学创始人的卢梭，用朝向正确实践或行为的“灵魂”学说为他的《模仿》作结。正确的“灵魂”状态通向美德或中庸，最终通向自由，并且与专政对抗。悲剧诗歌必须废除，因为它败坏正确的“灵魂”状态，导致专制。但同是作为哲学创始人的卢梭，在前面紧邻的一节宣扬，哲学创始人应该提交一个“计划”，一个“善”或“美”的模型，一个“美好”实践或行为的模型——以对哲学的有用性为标准。如果卢梭在《模仿》中的学说前后一致，必定会出现如下结论：卢梭鼓励美德，因为它对自由和哲学有促进作用；并由于悲剧诗歌对哲学有害而废止它，因为它导致专制——哲人的敌人。似乎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前一节中的学说，并把它与他的结论性学说作一比较，同时考虑它们的一致性和前一节学说的意义，卢梭在《模仿》结尾处对美德的刻画，让人不得不想起他在前一节中的学说。卢梭再次提出“善和美”的主题，这是他在继前一节之后首次提出这个主题。在结尾部分，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宣称，正是有道德的“人类行为”构成“善和美”。“有道德的”行为是源自正确“灵魂”状态的“美”（I；30）。

卢梭的结论非常清楚，同时也引出本文结尾的问题。根据《模仿》第二节的学说，它第三节提到的公民美德应该对哲学起促进作用。即使公民美德本身即是自由要求的善，它仍然是哲学的工具。虽然美德可以防止专制，从而有益于哲学，它也有可能是反哲学的，而且非专制可以通过美德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些方式甚至更适宜哲学。因此，此处的问题是：非哲人的实践美德如何有益于哲学？在比较《模仿》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学说时，卢梭给出了答案。在第三节的学说中，卢梭呼吁骄傲或尊严向美德或自由转向，并且呼吁骄傲和尊严与知识或普遍启蒙的形式相分离。普遍启蒙的状态由模仿的艺术家造成，并且在第一节中被卢梭批判为对哲学有害。最初是为了哲学的需要，卢梭启蒙非哲人，让他们了解未被启蒙的美德。未启蒙的美德自身不需要知识，也不会与哲学在知识层面上自以为是地竞争，因此较少受到哲学威胁（特别是较少受到一些哲人的威胁。这些哲人被卢梭学说说服，认为美德是哲学的工具）。因此，未启蒙的美德更少成为哲学的敌人。卢梭的同时代人莱辛曾经论证，为了哲学的健康，在未启蒙的宗教正统学说和哲学之间设置屏障的重要性。出于同样的原因，卢梭煞费苦心地试图征服启蒙，并代之以美德。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存在着同样的希望：在屏障之后，宗教和哲学能够更加自由地“各行其道”，“互不相扰”。[9]美德反对启蒙和专制——卢梭时代聚集在一起的哲学的敌人。

[1]本文经授权译自Interpretation，Winter 1992-1993，Vol.20（2）

[2]参阅卢梭：《论戏剧模仿》（De L’Imitative Theatrale）。Nouvelle版，Tome Dixieme（A Paris，Chezle Joux et Tenre，Libraires，Rue Pierre-Sarrazin.N8，1819；de L’Imprimeire De Crapelet），页224-225。此后，《论戏剧模仿》在本文的正文和脚注中均称《模仿》。据笔者所知，这篇文章只被翻译过一次。译文可参阅《卢梭先生杂文集》（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Mr.J.J.Rousseau，London，1767），卷2，页264—291。该译文于1973年由Burt Franklin再版。但是这篇译文十分松散，可信度不高。本文引用的译文由笔者自行译出。Allan Bloom在他的《政治和艺术》（Politics and he Ar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0）一书中，介绍他对《关于戏剧演出致达朗贝尔的信》的翻译时，只有一次提到过《模仿》。在Christopher Kelly的文章中，《模仿》也只在两页一般性介绍中，被简略地引述过三次。参阅Christopher Kelly：《劝服，但不让人确信：卢梭的立法者使用的语言》（To Persuade Without Convincing：The Language of Rousseu’s Legislator），载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no.2（May 1987），页323-324。就笔者所知，《模仿》自问世以来，几乎没有论及它的重要参考文献。参阅Roger Masters，《卢梭的哲学》（philosophy of Rousseau，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页x-xi.在《卢梭选集》即将出版的一卷中，将收入《模仿》。《卢梭选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由Roger D.Masters和Christopher Kelly编辑；Judith R.Bush，Christopher Kelly和Roger D.Masters翻译。

[3]参见Leo Strauss，《自然权利和历史》，页258-262，290-293；Leo Strauss，《论卢梭的意图》（On the Intention of Rousseau，载Socail Research 14，页455-487，464，464 n.35，467，468，476-477，477 n.58，482，487；Masters（1968）36，62，62.29，75-76，90，96，104，153，181-182，241n.32，226，228，229，231，233，241n.117，254）。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和我对它的论述，可参阅《自然的不平等和卢梭〈第一篇论文〉中的政治哲学》（Natural Inequality and Rousseau’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s Discourse on Inequaltiy），载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December 1990），页763-780。

[4]卢梭关于柏拉图的阅读材料之一是Marsilo Ficino的拉丁文译本。参阅M.J.Silverthorne，《卢梭的柏拉图》（Rousseau’s Plato），载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116（1973，235-249）.Frank E.Manuel引用了这篇文章。参阅他的《优势心态之梦》（A Dream of Eupsychia），载Daedalus，107，no.3（1978）1-12，P.12，n.2.本文正文和脚注中引用的柏拉图均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 of Plato，New York：Basic Books，1968）。它是由Allan Bloom翻译的注疏本，并附有一篇译者的阐释文章。

[5]参阅《模仿》的“宜传词”，注意卢梭以“我”作为《模仿》的开场，在结尾时，他似乎又被称为“格老孔”——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对话者（I；1，30）。在《模仿》中，卢梭称荷马为诗人中的“大师”，后世的诗人都模仿荷马，卢梭自己则模仿柏拉图或他的苏格拉底。在《第二论文》中，卢梭声称，他不过是“重复他的‘大师们’的教导”，其中包括柏拉图（I：1，10）。参阅Roger D和Judith R.Masters译，《第一论文和第二论文》（First and Second Discours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8），页103。在他的《卢梭：让·雅克的法官》一书中，“卢梭”确实把《论戏剧模仿》归入“让·雅克”值得称道的作品中（《卢梭全集》［1990］，卷1，页101）。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它采用的是纯粹模仿的形式。读者应该了解，基于《模仿》自己提供的论据，以及与它的原型的关系，这篇文章实际是上卢梭自己学说的体现。孟德斯鸠曾试图掩盖他的作品“Temple of Gnide”（1725），但没有成功。孟德斯鸠声称，这部作品是他对“希腊手稿”的翻译，并讲述了“希腊手稿”的发现。比较卢梭对孟德斯鸠作品的描述和评价，和他自己在“宣传词”和《论戏剧模仿》开场使用的戏剧化手法。参阅卢梭：《孤客遐思录》（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Charles Butterworth编，New York；Harper，1979），页49-51。

[6]例如，可参阅，I：7，8，17，18，许多内容在柏拉图的文本中都无法找到。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模仿》作为卢梭学说的权威性，并描述这部作品的主要方面，笔者在此处没有（而且认为没有必要）确认卢梭文本和柏拉图文本的其他所有差异，并对此进行论述。在我的另一本即将完成的书中，我继续了这一工作，在本文的基础之上有所发挥。如果我们首先没有抓住卢梭用他自己的术语表述的学说，我们根本不可能着手描述卢梭学说与柏拉图学说之间的差异。因此，目前对这两个文本的比较只限于表达纯粹事实，而不在于揭示差异的重大意义。这个事实是：卢梭采用“纠正性”模仿，是为了表明《模仿》作为一个整体，是卢梭自己的学说。就当前目的而言，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7]正如柏拉图的所有单篇对话都没有以哲学或“哲人”命名，或专门呈献给哲学或“哲人”，卢梭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系统阐述哲学可能性的理论条件问题，或系统阐述哲学是否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等等。

[8]卢梭认为悲剧诗歌通过败坏灵魂的正确秩序，为政治专制做准备。卢梭在持续呈现城邦的“部分”，它们与灵魂部分的类似关系，以及它们自己的关系时，也明显采用了这个观点（比较I：27，30，31）。

[9]莱辛的引文可参阅Ernest L.Fortin，《理性的神学家和非理性的哲人》（ Rational Theologians and Irrational Philosophers），载Interpretation，12（1984）353-354。卢梭政治学说主要方面的文献回顾和笔者对此的论述，可参阅《卢梭的自由主义》（Rousseau’s Liberalism），载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1，no.3（Autumn，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