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范本
改革开放40多年来，虽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户口限制了农民还不能真正融入大城市，但城市和农村的界限正在逐步淡化。其中一大推动力在于，有一批像徐文荣一样的社会企业家，在改革路上不断投下探路石。
在“2019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排名中，横店镇位列第26名；在“2019年浙江省百强乡镇”排名榜上，横店镇名列第6。在“百强镇”“千强镇”中，很多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比如乌镇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小镇，文化底蕴深厚且交通便利。横店则是从一片荒野山地中飞出的“金凤凰”，它的崛起与乌镇大有不同，也更带有一丝传奇色彩。正因如此，横店更能代表广大没有天然优势的农村地区。正如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李兵弟所说：“在实现‘村的美丽生态化，镇的新型产业化，城的融入乡村化，国家的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中，横店带来诸多启发。”对无数村镇来说，横店农民在农村里造了一个城市，让农村实现城市化的发展经验，无疑更具有借鉴意义。
城乡之别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经济是中国经济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但经济上、生活上仍然贫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穷，底子薄，为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国家把精力、财力、物力都集中在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上，无暇也无力顾及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少数城市成了被关注的热点，广大农村被冷落。于是，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城市户口的居民受到了国家福利政策优待，农村户口的农民只能自食其力。[1]
我国农村从“土改”以后就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把农民组织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体系里，导致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这加大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2]徐文荣认为：“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是中国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工。在较长时期内，我国农村实行的都是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这是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推进以重工业为主、资金密集型的工业化建设，农业由此受到挤压和剥夺，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相应受到限制。当这种挤压和剥夺慢慢成为一种常态时，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之后，极“左”路线使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进一步形成，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被拉得更大。
城乡二元结构也曾受过冲击。改革开放时期，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后，人民公社解散，乡镇村的体制重建，冲击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徐文荣也抓住了历史机遇，带领横店农民发展轻纺工业，发展磁性材料产业，农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但是当农村改革进入流通领域、城乡关系等重要方面时，就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曾有几次农民要求改革户籍制度，都遭到了否决。[3]此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社会格局便没有改变。
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1984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判断：“中国有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保守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这个迁徙过程中，小市镇会扩大，新城市会出现。”[4]正如他所说，由于城市二三产业迫切需要发展，引发了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他们涌入城市，为中国城市建设贡献力量。进城农民干的是产业工人的活儿，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在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他们只能以农村户籍在城市生活，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收入很低，生活困苦，而且社会地位较低。这实际上就在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二元矛盾”，城乡二元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甚至愈加突出，比如留守儿童等问题都是由此引发的。
在徐文荣看来，城乡二元结构这种不均衡的社会经济结构将导致严重后果。随着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工农矛盾愈加突出。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农村人嫉妒城里人。城里人在国家保障体制下过着舒心的日子，广大农民则过着贫困的生活。农业生产依旧落后，农村社会依旧凋零。[5]更严重的情况是，如果两个阶层出现分化，会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隐患。同时，有许多进城的农民因为生活未能得到改善，无奈返乡，但他们依然向往城市的美好生活。这引发了徐文荣的深思，他希望农民也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一样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乡镇企业也能同城市企业一样公平参与竞争。
早在担任横店大队支部书记时，徐文荣就在探索一条横店城市化的道路。他在横店大队风风火火搞起了副业，办了五金厂、木雕厂等小工厂。在工业致富思想的引导下，很快横店大队的工分值就从两角提高到了八角，横店大队成为当地有名的先进大队。可是好景不长，这些小厂很快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徐文荣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民只能种田，不能办厂，徐文荣实在是不能理解，却又无可奈何。正是在这时，他认识到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而在他原本的思想里，城市与农村应该是没有分别的。在遭遇挫折后，他更加坚信，应当将农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
无工不富，要搞农村城市化建设就一定要发展工业、办工厂。在一定时期内，因为政策原因，农民没有办厂的权利和资格。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徐文荣不得不服从，但也由此知道了办厂“合法性”的重要性，故而在创立横店丝厂时，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专门去跑批文，最终拿到“准生证”。横店丝厂在众多帮助下成立了，吸纳了200多名农民变成工人。随着工业的发展，横店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他们已经不再担心饿肚子了。20世纪70年代，横店丝厂员工每月收入20元左右，逐渐超过周边村镇。
横店之路
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乡关系具有鲜明特点：“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扭转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6]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实际上，由“三农”问题折射出的制度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法权落实的问题，也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也有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关乎城乡能否平衡发展、现代化事业能否成功建设，意义重大。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城镇发展不平衡也是众多国家遇到的普遍问题，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是中国的思考，更为世界所关注。
20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探索乡村振兴，通过改造传统农业、因地制宜开发特色产业等，开辟出各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如日本的“第六产业”、韩国的“新村运动”、德国的“村庄更新”等。他国探索各有特色，也呈现出一些共性和规律。对于中国而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科学规划和落地生根，这些国际经验恰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乡村振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造村运动。当时日本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村人才外流、农业萎缩，一度陷入凋敝状态，随后日本采取了“一村一品”发展模式，强调因地制宜，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振兴逐渐衰败的农村。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本国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日本农业专家今村奈良臣提出“第六产业”的概念，即鼓励农户种植农产品，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同时，也进行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这种模式在日本的农村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农户户均年收入从1950年的21.5万日元增长到高点时期1994年的909.01万日元，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日本的乡村振兴之道在于以振兴产业为手段，进行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综合开发，集约化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由于国家发展策略等历史原因，韩国也曾陷入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中。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韩国爆发“新村运动”。在第一阶段，由韩国政府率先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入手，如乡村公路、桥梁、饮水工程等，并免费向各村发放一定的水泥和钢筋，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在第二阶段，韩国政府实行分类指导，根据各村实际情况，将全国农村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不同类型，并采取不同扶持措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在第三阶段，韩国政府充分激发基层组织的自主性，致力于促进民主法制建设、集体意识教育等，实现了由国家主导到民众自主学习、发展的转变。韩国乡村振兴的经验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将乡村振兴的重点从支援基础设施建设，转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再到民主法治和社会建设等乡村文化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与我国的国情不同，“三农”问题的层级也不同。作为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和完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超越了原先单纯发展经济的思维模式，更加发自于民心，根植于乡土。以产业兴旺为例，产业是农村发展的压舱石，能够充分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但农村的产业兴旺又不能局限于传统农业，乡村振兴战略要求通过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真正实现产业兴旺。例如，山西皇家村就通过借助清朝名相陈廷敬的故居，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实现了经济多元发展。
乡村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路径与规律。横店集团党委书记吕跃龙，曾任浙江省衢州市副市长，他谈道：“‘三农’问题一直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徐老爷子，或者说横店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于，未来中国乡村往哪走，怎么走。”横店解决“三农”问题，是将其看成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在农业方面，横店的经验在于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发展文化产业，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逐步降低，少数人从事农业生产，大部人从事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方面，农村本是一个地理范畴，框定在农村的人为农民，农民以农村土地为发展依托。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温铁军认为：“对我国农村来讲，土地不能简单地要素化，尤其在乡土社会承载生态文明这个大的体系之下，土地更多承载了乡村空间资源的多元价值。”徐文荣正是充分开发了农村土地，在横店推行农村城镇化建设，征用横店农村土地，集中开发管理，让更多农民获得了非农就业机会。在农民方面，徐文荣认为，农村户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他带领横店集团及横店“四共委”，不仅从经济上带动农民致富，还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农民教育，促进农民产生乡土认同，进而吸引了一大批横店人才返乡创业。实际上，中国农民自古就以百业为生，他们并非单一的种植者，而是农村中百业的经营者，与现今的城里人并无差别。徐文荣不过是抓住这一本质，解决了横店的“三农”问题。
从思想和行动上消除城乡差距，让农村发展回归本质，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这正是横店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所在。“三农”问题要因地制宜地解决，脱离实际环境和条件谈经验并不科学。横店的“三农”之路具有独特性，但因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而具有了一般性的指导意义。
徐文荣语录
＊我一直强调企业家要有奉献精神，不要把自己变成赚钱的机器和守财奴。特别是乡镇企业家，更不能关起门来办企业，而要把解决“三农”问题视为己任。
＊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三农”问题已经产生了新的变化，过去的“三农”问题属于“老三农”，新时代下的“三农”问题属于“新三农”。“老三农”要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小康问题，“新三农”要解决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问题。
＊在新时期，我在横店提出了“农业永远稳定”“农民永远幸福”“农村永远美丽”的“新三农”目标。
＊有理想不去实现它，那就是空想。办企业，不能靠空想，而要脚踏实地地干。提高农村的品位，提高农民的品位，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不是一句空话，必须真抓实干。
＊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要跳出传统农业，以现代化大农业的眼光来搞大农业，要以产业化、工业化的方式来组织生产，以市场化的眼光来经营。要让农民走出土地，搞工业，用农村工业化来带动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我们横店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
[1] 徐文荣．破解世纪难题：横店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与实践［M］．上海：中西书局，2012．
[2] 中国新闻网．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当前对策［EB/OL］．［2013-07-24］．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24/5080326.shtml.
[3] 中国新闻网．解决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当前对策［EB/OL］．［2013-07-24］．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7-24/5080326.shtml．
[4] 国研．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J］．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2004（2）：38-39．
[5] 徐文荣．破解世纪难题：横店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与实践［M］．上海：中西书局，2012．
[6] 周其仁．城乡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