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起义迭起，元王朝委曲求全
刹那的欢愉
刘伯温受邀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儒学副提举）兼招生办主任（考试官）时已三十八岁。人在四十岁将近的年龄时，精力最充沛，头脑最冷静，行事最稳健，所以这个年纪的人总会小有所成。但这要看遇到什么样的外界条件，格言不是说过嘛，形势比人强。形势不利自己时，是龙你也要盘着，是虎你也要趴着。
刘伯温这次重出江湖，形势看上去不错。邀请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副宰相）苏天爵，苏天爵和刘伯温之前没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刘伯温从书房里拉出来的人应该是他的同学不答失里。
不答失里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级贵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风生水起，这位蒙古王爷是蒙古人中极少数有见识的人之一，长期以来和刘伯温保持着书信往来。刘伯温那年到大都，这位王爷热情地招待刘伯温，谈到现状，刘伯温就对多年来的失败发出感慨。不答失里看到同学混到这步田地，叹息不已，于是就问刘伯温，可有兴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刘伯温当时说，只要能为国效力，哪里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场中的往事，忧心忡忡。不答失里叫他放心，因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苏天爵是个干事的人，那里的官场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苏天爵这人特别爱才，兄弟你到那里，他必能给你大展拳脚的平台。
刘伯温回老家不久，真就陆续收到了不答失里和苏天爵的信，不答失里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刘伯温还未看完信，苏天爵邀请他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的信就到了。
关于苏天爵，不答失里的评价倒是很中肯。苏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轻时在国立大学（国子学）以优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后来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后来，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长（吏部尚书），因操劳过度，本不该白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绩突出外，苏天爵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诗歌写得好，文章更是干净利落，不废话，成为那个时代人人模仿的对象。
当然，也正如不答失里所说，苏天爵爱才，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当他一见到刘伯温，就对刘伯温赞赏有加、刮目相看。
刘伯温也并未辜负苏天爵的赞赏，在教育厅副厅长的职位上，他的成绩可圈可点。他呼吁天下人都要关注教育，把文化事业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须要扫盲，不然国家就得不到像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每当地方上出现兴办义学的事时，刘伯温都是第一个鼓掌的人。
但是，刘伯温已敏锐地发现，此时兴办义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天下正在大乱，而学校本应该建立在和平环境下。尤让他苦闷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苏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刘伯温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赖苏天爵在全力支持，苏天爵一走，刘伯温的多项计划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现黑暗，这种黑暗不是没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种遍地狼烟的黑暗，是一种死的黑暗。风起云涌的反政府武装让刘伯温倍感焦虑，他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保卫他的祖国。
但他的朋友高则诚却不这样认为，这是位民族主义者，也是《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三年前中进士后，来江浙行省政府里做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刘伯温和高秘书经常在一起喝酒写诗，谈论时事。高则诚比较偏激，认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运，汉人必将复兴。刘伯温反驳说：“这么多年了，大元对咱们不薄。你这种思路绝对要不得，这不仅是反政府，还是反社会。革命当然容易，陈胜吴广砍了树枝，拉起大旗，革命就开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还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谁忍见生灵涂炭？”
高则诚说：“孟子曰过，独夫民贼，就应该革他的命。”
刘伯温说：“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请先把你进士的学位退了，然后辞了你的秘书工作，再谈革命。”
高则诚无话可说，但有事实为他证明：革命已是势在必行。
所以，刘伯温的一腔抱负也就灰飞烟灭，他必须要重新调整工作重心。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
早起的虫子：方国珍
提到元末革命大佬，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绝对威震八方，但那是后来的事。造反风云初起时，方国珍是不折不扣的大哥级人物。
方国珍是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长得人高马大，手臂很有蛮劲，而且是长跑健将，喝点酒后撒风，能把一匹烈马追吐血。这个人的外貌有奇怪之处：浑身上下比煤炭还黑，脸蛋的皮肤却像匏瓜肉一样白。如果让他脱光了站着，就如同一根木炭顶上落了堆燕子屎。
方国珍家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就做走私盐的生意，是当地一巨富。由于走私必须要和当官的勾结，因此他老爹经常出入政府衙门，低三下四。方国珍年轻气盛怒火中烧，对老爹说：“都是人，凭什么咱们要像对待祖宗一样对他？”他老爹说：“你懂个屁，官商不勾结生意怎么做下去？你不给当官的溜须上供，即使有命赚到钱，也没命花。”
方国珍对这种论调长期嗤之以鼻。不过，黄岩这地方有仇富传统。有次，政府军在海上活捉了一群劫匪，劫匪头子正是黄岩人，多年以来对方国珍家的赢利模式羡慕嫉妒恨。在审讯中，他把方国珍一家子也牵扯进来。由于方国珍一家在黄岩混得开，所以逮捕令还没有到黄岩，当地政府官员就已经通知了方家，让他们赶紧跑路，并且许下承诺，自己会到省里去活动，方家很快就会安然无恙。方家正准备收拾东西，方国珍抽出大刀，剁在家具上，说：“这样活着太窝囊，咱们走私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我有更好发家致富的方法，咱们革命他娘的！”
方国珍哥四个，异口同声：“要赚大钱！”于是，方国珍拿出钱来招兵买马，很快，就领着几千人坐着曾经的走私船到了海上。
方国珍之前，也有人革命过，但都是小打小闹，政府军刚要准备上战场，革命者们先逃之夭夭了。方国珍凭借多年走私的经验和胆量，白天在海上休养生息，月亮升起，他们如同北欧海盗一样，悄无声息地把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岸上烧杀掳掠。更要命的是，方国珍经常切断元王朝南北的漕运通道，很快，方国珍成为元王朝南中国的一面革命旗帜，元王朝必须要做出激烈的反应。
激烈的反应就是，命令江浙参政（江浙行省四把手）朵儿只班率领他的剿匪部队三万人消灭方国珍。朵儿只班浑身肌肉，走起路来泰山移动，在江浙地区曾剿灭过数百起造反武装。看上去，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但其实不是这样，朵儿只班对付不成气候的团伙法力无边，可对付像方国珍这种有组织有纪律又很能打的团伙，就束手无策了。
方国珍得知朵儿只班来后，就带着他的部队乘船入海。方国珍常年混迹海上，大海是他的优势所在。这也是方国珍聪明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决不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去。朵儿只班先是采取守株待兔战略，把大海封锁，希望能把方国珍困死在海上。
但是，方国珍是靠走私起家的，没有人能困得住他。所以围困了许久后，朵儿只班宣告守株待兔的计划失败。在上级的催促下，他硬着头皮，走向大海，捕捉方国珍的主力有三千人。朵儿只班和他的部队都是旱鸭子，才上船就有人出现了晕船症状，没有晕船的人面对海浪颠簸，也如同行走在云雾中。特别是朵儿只班，在战舰上总带着个绳子，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绑到哪里。
正如泥菩萨过江，连自保都成问题，当然也就别提打架了。方国珍抓住这样的机会，派遣一批水性好的汉子，钻到朵儿只班的那些战舰底下，凿出几个大洞。在混乱中，方国珍的人活捉了朵儿只班。朵儿只班被活捉时，肚子里灌满了水，被人挤压了很久才算吐完，然后就被用他经常带在身边的绳子绑了起来。
蒙古人很少被活捉，尤其是朵儿只班这样的副省级官员，所以，当方国珍高高在上一路小跑到他面前为其松绑时，朵儿只班一直看着船外的汹涌波涛，他当时大概想要以身投海喂鱼，落个精忠报国的名声。但他的眼睛闪烁飞快，而且肚子咕咕叫，方国珍马上判定，这蒙古肥佬没有自杀的勇气，所以就跟这位肥佬解释说，其实自己没有想革命的意思，但自己没有文化，考不上公务员。后来听说“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才出此下策，大家都不容易，无非是混口饭吃。
方国珍最后以请求的口气说：“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说下我的意思：苍天在上，咱们也是大元的子民，谁吃饱撑的没事，在刀口上过日子！希望他能给我个官做，我马上就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朵儿只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对方是想做官，这简直易如反掌。他当即拍着肚子就答应下来。方国珍就派了一艘小船把他飞一般的送回了杭州城。
杭州政府两个时辰前听到朵儿只班的部队灰飞烟灭，正在面面相觑、惨无人色时，突然朵儿只班生龙活虎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听说了可以不用流血就能摆平方国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他们派人昼夜兼程，把报告递交大都，然后乐滋滋地等着大都的奖赏。
大都里的蒙古王公大臣们像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几个刚从草场套马回来的蒙古将军们拍着桌子大叫：“奇耻大辱啊，打不过人家，就招安人家，这事居然发生在我们蒙古帝国，使我们背负这种耻辱的居然还是我们蒙古人！”
有人立即跟着起哄说：“应该把那个民族败类朵儿只班就地正法！”
军事委员会（枢密院）的一位参谋慢吞吞地站起来，扫了一遍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朵儿只班的剿匪部队是陆军，那个叫方国珍的是海军，两人就不在一个食物链上。你现在非让一个动物到另一个动物的食物链上去，那和把老虎送到海里，让它和鲨鱼打架有什么区别？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咆哮。应该在江浙征集能在水里打架的人，让他们和方国珍在一个食物链上，这样才能干掉方国珍。”
套马的汉子们一听说去水里打架，马上就软了下来，说：“大海是我们所畏惧的啊，方国珍既然要个官职，那给他就是了。大元王朝除了草外，就是官职最多。”
那名参谋居然冷笑起来，再一次扫了那群套马的汉子，说：“方国珍干掉了我们三万人，又活捉了我们的大将军，实力如此雄厚，却想被招安，显然不是真降。我们如果给他官职，恰好是让他养精蓄锐，中了他的圈套。况且，我们现在必须干掉方国珍，以警示那些想要革命的人。”
但是，永远别让驴听懂真理，浪费了你的时间不算，驴还特别不高兴。驴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给方国珍一个官职算了，谁都不容易。
由于方国珍是多年以来南中国闹革命声势最大的一人，因此大都方面极为重视，不过听说方国珍只是要个官做，马上放松下来，并且迅速通知江浙方面，方国珍要什么官职，都给他。看他那智商，估计也要不到什么好官，马上答应他。
刘伯温当时对中央政府这一举措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因为他被辞退了。被辞的原因很可笑，他认为江浙行省的纪律监察部门官员（监察御史）大为失职。失职这种事当时已是官员的家常便饭，很多人把这当成是官员的基本素质之一，如果不是刘伯温提起，这些官员险些忘了，他们还有职责在身。御史们在吃惊之余，认为刘伯温破坏了官场的和谐气氛，暗示有关部门，让刘伯温滚蛋。
1349年，刘伯温被辞退，在杭州待业。而方国珍这位靠杀人放火起家的革命者，正在台州享受他的元政府公务员待遇。
方国珍的革命对后来的职业革命者诸如陈友谅、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胜利果实，倒霉的还提前送命。秦末的陈胜、西汉末的黄巾军、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黄巢，这些人给后来者做榜样的同时也做了炮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早起的鸟儿有时候会被枪打。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正是给革命者最神圣而真诚的忠告。
刘伯温对革命者没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满腔的憎恶。而且他也断定，方国珍投降只是缓兵之计。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养了一年的红光满面的方国珍突然发动二次革命，攻击温州城，攻击未遂后，又跑进了茫茫大海。据后来官方报告指出，方国珍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仅仅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罗帖木儿担任剿匪司令，去征讨方国珍。孛罗帖木儿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战经验的能人异士随军。
刘伯温当时想应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则诚拦住了。高则诚的理由是：“论参谋，特别是在水里的参谋，我比你强。所以，我去。你准备好酒菜，我凯旋后，咱们喝点。”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高则诚只是读过几本兵书，而且，高则诚是去当参谋，刘伯温从来没听说过，参谋还有水陆之分。刘伯温大吃一惊的理由还有，高则诚向来对革命抱以同情态度，现在却要去打击革命，这是知行不一啊。
高则诚的解释是：“任何人谈革命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刘伯温对这位好友短时间内的变化感到吃惊，不过他心里还是佩服高则诚的勇气。于是，他写了《从军诗五首》为高则诚壮行，预祝他凯旋，当然更预祝的是，政府军能彻底剿灭方国珍，凯旋。
但刘伯温大失所望。1351年农历六月，孛罗帖木儿和方国珍在松门附近的大闾洋短兵相接，结果，孛罗帖木儿的部队还未展开队形便不战而溃，孛罗帖木儿本人被活捉。高则诚在当时早已不知去向，据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拿出了无数战略，可孛罗帖木儿那个糨糊脑袋就是不听。
孛罗帖木儿被活捉后，方国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艰辛。并且说，政府只要给他个比从前大一点的官职做，他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孛罗帖木儿被方国珍那副疾来的眼泪感动，同意方国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后，连夜写了方国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大都方面很快就给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给他官职，大一点的。
如果说，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国珍较量，是因为不熟悉海上战争而失败，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却失败在陆地上，而且是不战而溃，这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这正是刘伯温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他没有怀疑到这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完全出在军队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肠百结，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愤慨从肺部向上走，在喉咙里驻足，刘伯温想破口大骂，但忍住了。所以，这股怒气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刘伯温就冷哼，到了眼睛，刘伯温就两眼通红，最后到了脑子里，他提起笔来，写下来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武将如银样镴枪头一样，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们有必要欣赏这篇文章，但由于它是杂文，而不是散文，因此，我们只需要欣赏它的白话翻译就可以了：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擅长贮藏柑橘，经过冬夏也不腐烂，拿出它们的时候还是光彩鲜明的样子，玉石一样的质地，金灿灿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卖），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柑橘。
我买了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招待宾客的，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这种欺骗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地思考。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捍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拥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显赫过人，值得效仿？可是无论到哪里，又有谁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内里破败得像破絮呢？现在你看不到这些现象，却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没有话用来回答。回来思考这卖柑人的话，（觉得他）是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多讽、机智善辩的人。难道他是对世间邪恶现象激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来讽刺吗？
刘伯温说：“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动了气，所以写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动气的事呢！
《吊泰不华元帅赋》
1352年，在杭州郁郁寡欢了一年后，有人又把他从角落里拎了出来推进官场。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刘伯温，是因为他在江浙多年来已声名鹊起。这并不是他创造了盘古一样的功绩，而是他的文章与诗歌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气。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刘伯温当初在担任儒学副提举时，杭州福严寺经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缮扩建完毕，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纪念这件事，第一个想到有资格写这碑文的就是刘伯温。但他和刘伯温素无交往，于是就随便找人假托刘伯温之名写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后，寺院住持叫苦不迭，因为文章实在太一般，但我佛向来以慈悲为怀，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依旧用了。有一天，刘伯温的一位朋友到寺院游览，看到碑文，当即断定这不是刘伯温的手笔。寺院住持就道出实情，同时委托这位游客，能否要刘伯温作一篇碑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说明了刘伯温在杭州文坛上的知名度。
当然，他在官场上的屡进屡退也为他在江浙读书人阶层争取到了难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时进时退，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实是家常便饭。聪明的权术人物把隐退当作是一种智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要想成为群众的偶像，再也没有什么比转入地下更为有效了。因为短暂的消失，会使他的形象更为传奇化，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灿烂的云朵与光荣的光环里。当他从中浮现出来时，根本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让民众对其增加千万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场，刘伯温的光环与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炙热的智慧火焰，燃烧成诗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万人传唱。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浙东战区司令参谋（浙东元帅府都事），到台州、温州一带防御第三次革命的方国珍。
方国珍为什么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从黄河说起。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却是位歇斯底里的母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这位母亲大人的性格特征。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先生为了阻挡日本而在花园口决堤放水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主河道经历了五次大改道和迁徙。洪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鲁、豫、皖、苏五省的黄淮海平原，纵横25万平方公里。到了元王朝，黄河母亲更是抽风，终元一朝，它冲出固定航道就达200余次，无数百姓死在它那黄黄的泥浆里。
元政府对黄河是手忙脚乱。1351年，元政府宰相脱脱和建设部（工部）官员贾鲁确定了两个方案搞定黄河：第一个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坝，这是堵；第二个方案是一边加固河堤一边疏通河道，以达到将黄河引回故道的目的。脱脱认为要治本，所以采取第二个方案。
不过有人反对。因为当时天下如同喷发前的火山，第二个方案必须要征集百姓为政府做义务劳动，而这没有人愿意。
脱脱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可惜，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毅然决然地下令采用第二种方案修理黄河。
至少有15万民工被鞭子和刀枪驱赶到黄河边上，开始加班加点的工作。
中国帝制时代的政府做事向来不跟人民解释，15万民工大都居住在黄河边，他们多年来可以感受到黄河对他们的残害。倘若政府派出专员对这些人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治理黄河是对他们有益的，黄河岸边绝不会怨气冲天。
被当时政府称为邪教的白莲教门徒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和颍州（今安徽界首）人刘福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找了民间艺术家凿刻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劳工们的工地上。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寿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后开始在南宋流传，元朝初年，这个邪教就时常跟元政府作对。韩山童和刘福通把白莲教弄得更加神秘化，据他们面不改色地说，现在弥勒佛正转世，而明王也要投胎做人。紧接着，他们又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黄河劳工们很快就挖到了那个制作粗糙的石人，黄河岸边骚动不安。
刘福通与韩山童趁热打铁，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约定良辰吉日直捣元朝的老巢大都。
遗憾的是，白莲教中出现了叛徒。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政府通缉，倒霉的韩山童被杀，天老爷眷顾刘福通，让他顺利逃脱。刘福通几乎是在没有武器和战旗的情况下仓促革命，当方国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务员福利时，刘福通顺利地攻克颍州。他的部队把一块红巾扎在头上，所以又称为“红巾军”。红巾军冲锋时，一片火海，煞是美丽。
这片火海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短时间内攻占多个战略要地，直逼江浙。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做好堵截刘福通的准备。江浙方面立即动员军队，准备北上。
方国珍天性狡狯，以己度人，认为元政府调动部队的真实目的是对他下手。所以他先下手，带着他的人马又跑到海上，三度造反。
我们永远记住一条人生哲理：把别人想得很复杂的人，自己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元政府故伎重施，又向方国珍抛去橄榄枝。被派去的人是台州达鲁花赤泰不华。此人招降方国珍，是一百个不愿意。
泰不华进士出身，才华横溢，极有责任心，曾在中央政府担任礼仪部副部长（礼部侍郎）时，多次对国家政策和时政提出中肯的意见，获得敢于说真话的美名。泰不华身上最可贵的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方国珍第二次革命时，泰不华是一支剿匪部队的指挥官。方国珍在陆地上对温州城发动总攻时，泰不华突袭方国珍的战船，方国珍见后院起火，匆忙撤退。后来，方国珍击败了元政府剿匪总司令孛罗帖木儿，并宣称接受招安。泰不华听说中央政府重新接纳了方国珍这个淘气的孩子后，有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唉声叹气不已。双方达成招安协议后，方国珍就退守民屋中，没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圆，泰不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举消灭方国珍的机会。但当他把夜袭方国珍的计划呈送孛罗帖木儿时，这位官场肥佬却怒目圆睁，说：“老子我奉命招降方国珍，你却要宰他，你这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违抗上命？”
泰不华仰天长叹说：“此时不除方国珍，将来还有咱们受的。”
孛罗帖木儿的智商无法理解泰不华的叹息，正如驴听不懂音乐一样。泰不华的担心很快就在1352年农历三月得到证实，方国珍跳跃着欢呼着进行了第三次革命。
泰不华主动请缨，发誓要把方国珍砍成数段，扔到海里喂王八。中央政府同意让他担任剿匪总司令，但不同意他把方国珍砍成数段喂王八的计划，同时给出了对付方国珍的法宝：招安。
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泰不华无法不听从中央政府的意见，所以那次誓师大会，手下的军官看到他神情忧郁，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泰不华收起了自己的情绪，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其实所谓作战计划，只是用重兵压住海岸线，给方国珍以威慑，然后派人去招安方国珍。被派去的人叫王大用，是个临时招募来的江湖豪杰，泰不华对军官们说：“方国珍这厮出身江湖，找个江湖人跟他沟通起来容易些。”
出乎泰不华意料的是，王大用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认为是方国珍扣住了王大用，其实是方国珍看上了王大用，反客为主，对他进行了招安。王大用是个软耳根，被方国珍一顿恭维，马上就改头换面，认准方国珍是他今生的主人。他掏心掏肺地把泰不华的布防信息透露给了方国珍，方国珍欣喜地跳起来，迅疾派出一支拥有两百艘小战舰的突击队，从泰不华防线最薄弱的海门突然楔入，进入洲港，马鞍诸山一时暴露在方国珍的攻击范围内。
方国珍的攻击异常迅疾，泰不华的反应也迅疾异常，得知方国珍的两百艘小战舰进入洲港后，立即调兵遣将，集中所有战舰，准备在洲港和方国珍一决生死。
方国珍向来不是个肯打硬仗的人，听到泰不华的海军正准备全力以赴歼灭自己的小分队，急忙派人来泰不华处求和。被派来的人叫陈仲达，能言善辩，能把死人说成活的。他对泰不华说：“方国珍所以有此鲁莽举动，全是因为王大用的蛊惑。现在方国珍已知错，而且方国珍有菩萨心肠，不想刀兵相见、生灵涂炭，所以和从前一样，接受招安。”
泰不华冷笑，认为此时自己正处于上风，消灭方国珍正是他这几年来的理想之一。可陈仲达不但能言善辩，还对元政府的政治有着透彻的了解。他提醒泰不华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那就开战。如果还有别的，那希望泰不华能三思而后行。
这个“别的”当然就是中央政府给泰不华的命令：招安。
泰不华想不到对方能一下就找到他的致命弱点，而这一弱点恰好又不是他这种性格的人所能避免的。他只有一个选择：相信方国珍，接受他的投降。
第二天，泰不华乘坐舰船和陈仲达一起乘着潮汐下澄江出海，来见方国珍。在陈仲达的指引下，泰不华的舰船突然触沙不能前进，更倒霉的是，他和方国珍严阵以待的海军迎头相撞。
泰不华此时还有一线希望，认为方国珍没有不投降的理由，就命令陈仲达向方国珍申明来意。陈仲达心里也叫苦，来时，方国珍可是说得好好的，是要投降，但看现在这阵势，根本就不是投降。他稍一分心，泰不华已从其眼神中看出危机，猛地抽出刀来，陈仲达正想辩解，突然看到天空一下子剧烈地晃荡起来，天成了大海，大海成了天，他又看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不见了，腔子里正喷涌出一道血柱来。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脑袋已经离开身体。最后，他的脸浸入大海，耳边听到了泰不华悲愤的声音，“冲啊！”
事实上，没有人向前冲，因为他们的船已成了摆设，只有方国珍的人能过来，他们却过不去。泰不华站在船头，连砍了十几个想要蹿上船来的海盗，他的刀已砍得卷刃，他的气力已经用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怒目而视蹿上船来的海盗。结局是，泰不华脖上中了一矛，血如泉涌，他捂着伤口，依旧站在船头，用刀拄着地，看向北方，好像正要说点什么，没有来得及，马上就被人推进了海里。
泰不华牺牲的消息传到杭州城时，刘伯温正在读书。他出奇的冷静，因为他和泰不华并不熟，或者说交往不深。所以他合上书，站起来，独自在家晃悠，开始对任何人都不理睬。几个时辰后，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大叫一声，像着了魔一样，低声嘀咕着一连串惊人的离经叛道的言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当时的想法。
三天后，刘伯温终于脱卸了那个折磨他的包袱。他又恢复了精神，坐在书桌前，一篇文章一气呵成，名字叫《吊泰不华元帅赋》。写完后，他把笔扔在桌子上，格外平静格外冷酷地说：“大元没救了！”
招安是最臭的棋
刘伯温说“大元没救了”时，根本没想过要效仿方国珍等一干造反精英和元王朝为敌。他只是恼火元王朝的无能，悲愤元王朝的不幸。他在《吊泰不华元帅赋》中说，在上者闭塞如死人，下面的人愚蠢无能，好不容易出了个人杰泰不华，却是生不逢时。
这是刘伯温第一次把刀枪对准了元朝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元王朝本身。在此之前，刘伯温只是认为元王朝的官场有问题，可泰不华的死却让他在电光石火间看到了元王朝的政治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当他说“大元没救了”后不久，行省就给他送来了任命书，要他去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一职。他想都不想，收拾东西就上任了。这就是刘伯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心中虽然对国家已不抱希望，但如果有机会，他还会挺身而出。什么是豪杰？虽然对现状极度不满，但仍然想改变现状。什么是废物？对现状极度不满后，屁都不做，只在那里唧唧歪歪。
刘伯温无疑是豪杰人物，但众所周知，豪杰人物的人生之路永远是坎坷不平的。
泰不华壮烈后，元政府对方国珍的策略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江浙行省左丞相尊达实理就命令右丞特理帖木儿和参政樊执敬集结重兵剿杀方国珍，刘伯温能重新回归，正是樊执敬一手促成。
刘伯温刚到办公地点庆元，樊执敬和特理帖木儿就跑来问刘伯温如何对付方国珍。刘伯温毫无保留地说：“方国珍现在气候已成，我们暂时只能采守势，坐等机会，然后才能出击。此时如果贸然出击，泰不华元帅就是榜样。”
这话特理帖木儿早就说过：“现在最要紧的是巩固实力，然后出兵。”但问题是，樊执敬却说：“方国珍现在正起着坏榜样，应该早消灭他。”
刘伯温内心冷笑，口无遮拦地说：“方国珍能有今天的成就，还不是拜某些人所赐，该剿时不剿，不该剿时非要剿，这就是逆天。”
樊执敬就问：“依你之见呢？”
刘伯温说：“加固庆元城防。方国珍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海上，必然要到陆地来补充给养。而他第一个到的地方要么是他起事的台州，要么就是庆元。只要我们加固庆元城防，闭门不出，坚壁清野，方国珍就会活活被我们耗死。”
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刘伯温说得有道理，因为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加固庆元城防御工事后，效果立竿见影。方国珍在庆元城下吃了很大的亏，懊恼地逃走，由于心情不顺，又在台州城下吃了大亏。据元政府的情报人员分析说，对方国珍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刘伯温认为此时时机一点都不成熟，但他所有的领导都认为已经成熟。于是，刘伯温被叫到台州，商议如何剿灭方国珍。
就在他们一厢情愿地制定剿灭方国珍的计划时，有人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这个人就是徐寿辉。
徐寿辉是蕲州罗田（今湖北罗田）人，在1351年农历八月前以卖布为生。据知情人透露，徐寿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蕲州黑社会中的一名当家人。当他卖布时，是个童叟无欺的小商贩；当他做当家人时，是个忠肝义胆的豪杰。刘福通和韩山童在黄河边装神弄鬼发动革命时，徐寿辉在蕲州开始让他的小弟们四处活动，并以红巾军分部的名义起事。在那个乱糟糟的年头，每个人都想发家致富，所以徐寿辉很快就拥有了一支部队。由于他部队的主体都是黑社会的古惑仔，平时就受过打架斗殴的严格训练，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在攻陷了一部分地盘后，徐寿辉信心爆满，宣称他不是红巾军的分部，而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他要建立自己的山头，称帝。
他的战友邹普胜是个天才级人物。他对徐寿辉说：“我看历来称王称帝的人，都没啥水平。你看他们的国号太俗了，我们要搞个震动天地的国号。”
徐寿辉就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邹普胜说：“国号就叫‘天完’吧。”
徐寿辉问：“有什么讲究吗？”
邹普胜说：“我们是注定要灭掉大元的，先在气势上压倒他。他叫‘大元’，我们盖住它，所以叫‘天完’。”
徐寿辉心花怒放，向邹普胜竖起拇指说：“你真是个天才啊。”
这是一种靠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信心的心理战术，值得很多人效仿。
现在我们应该称徐寿辉所建立的国家为“天完”帝国，如果他运气好，将来统一中国，那就叫大天完王朝。徐寿辉开始时的运气的确很好，1352年，徐寿辉在亲密战友陈友谅的建议下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这一口号就像是磁石，把湖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全部吸了过来。于是，徐寿辉的天完兵团横扫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大片地区。1352年农历七月，当刘伯温在台州和那群领导们制定剿杀方国珍的计划时，徐寿辉的天完兵团如暴风一样，一举荡平了饶州、徽州，然后绕过村庄长驱直入，兵临杭州城最后一道屏障的昱岭关。昱岭关在天完兵团的猛烈攻击下，立即陷落。徐寿辉不作片刻停留，兵锋直指杭州城。他的兵团在短短的半个时辰内把杭州城外的防御全部扫荡完毕，又在半个时辰内对杭州城完成包围。杭州城中的守军拼死抵抗，但他们不是天完兵团的对手，杭州城陷落。
当时负责守卫杭州城的樊执敬在城池即将陷落时，突然逆用兵法，大开城门，扬刀跃马而出。天完攻城兵团吓了一跳，但随即认定这是老天让城里的守军走火入魔了，于是，一阵冲杀，樊执敬死于乱军之中。据说，樊执敬临死前，跟在他身后的突击队一哄而散，这让他万念俱灰，挺胸迎接死神的降临。
刘伯温得知这个消息后，捶胸顿足，又开始独自在房间晃悠，又像是着了魔一样，絮絮叨叨。最后，写了首《悲杭城》，里面怒斥杭州城守军的无能和懦弱。
当他还没有从悲愤中彻底清醒，方国珍抓住徐寿辉攻陷杭州给江浙行省带来震荡的机会，猛攻台州城。但是，方国珍的能力不足以支撑他的理想，所以在台州城下扔了几千具尸体后，狼狈而逃。
这是多年来，老天投给刘伯温唯一一件美好的礼物，刘伯温高兴得发狂，作了一首《筑城词》：
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无盗。
但是，刘伯温也明白，仅靠城高墙厚，不足以建立奇功。战国初年，魏国国王和政治家吴起乘船游览魏国江山，见到险峻之处，魏王就得意扬扬地说：“瞧啊，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天然之宝。”吴起说：“一个国家的存在，在政治修明，不在山川险要。夏王朝和商王朝，四面都是险山和大河，结果还不是被灭了。如果政治腐败，同舟共济的人都能成为敌人。山川险要、城高墙厚就成了一马平川。”
现在，刘伯温清醒地意识到，元王朝的政治腐败已到根部，所以一切山川险要和高城厚墙，都会变成一马平川。
刘伯温对元政府军队素质的印象极为深刻，在他看来，整个元政府特别是江浙行省已经没有可以打仗的军队。通过各种渠道，刘伯温得知，即使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军队，在战场上亦失去了当年的光辉。他们和敌人还未接触，就自行溃败，用蒙语叫喊着“跑啊，快跑啊”。
刘伯温回望蒙古兵团横扫地球的历史，连一个叹息都发不出。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孙悟空说过，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刘伯温希望元政府，特别是元朝的部队能有所改观，他也曾努力过。比如在方国珍攻台州未遂的1352年农历八月，他就特意去了趟永嘉。因为他听说在那里有个和尚，能文能武，而且希望能遵从佛祖的教导，普度众生。
刘伯温见到这位永嘉的和尚时，和尚正在大口吃肉，而且是一面耍着棒子一面吃肉。刘伯温大为惊叹，又和他谈论兵法，永嘉和尚说得头头是道，再和他谈论为将之道，和尚滔滔不绝，刘伯温惊为天人。
不过，刘伯温总感觉哪里不对。把这位和尚带回台州后，虽然上司重用了这位和尚，但刘伯温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和尚发挥他的正能量。
刘伯温正绞尽脑汁思考是和尚徒有虚名还是这个政府已不能被融入新血液时，方国珍又重现舞台。此时，是1353年农历十月。方国珍这两年来没有讨到任何便宜，所以他决定让自己这只迷途的羔羊重新回到元政府母亲的怀抱。
元政府开会，暂时同意浪子方国珍的回头要求。刘伯温听到此消息后，气得死去活来。他说：“方国珍现在还活得很好，就是因为咱们的政策有问题。他是第一个发动武装革命的人，杀我们的官，杀我们的百姓，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宽恕，应该倾全力捕杀。”刘伯温最后提出了一个论点：现在天下如此之乱，就是招安惹的祸，招安是鼓励那些冒险家造反。一个街头混混，不种田不耕地，因为革命而被招安得到政府的奖励，请问将来还有谁会安心从事实业？大家都把革命当成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这个天下还会好吗？
招安还有一个弊端，由于政府用官爵赏赐盗贼，导致很多真正的贤达之士对官爵蔑视，不再愿意亲近政府。鲁迅说，浙江的芦荟到了北京，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美其名曰“龙舌兰”。而北京的大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刘伯温在后来的著作《郁离子》中说：“有些东西之所以价格高，就是因为少而难得。如果有一天，明珠比沙子还多，黄金比土还丰盛，人人都能得到，那明珠和黄金还会那么贵吗？官爵是表现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件东西，不能随便示人，正是要对官爵‘抠门’，才能让天下才华之士对这种‘奇货’趋之若鹜，而得到后会更加珍惜。”
刘伯温还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印证自己的见解。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美玉，让人雕成酒杯，说：“以后，有大功的人就用它喝庆功酒。”后来，有人立下赫赫战功，赵王就用这个酒杯为功臣倒酒。从此以后，赵国人将谁能用这只酒杯喝上一次酒看得比加官晋爵还重。后来，赵王迁即位，用这只酒杯给一个靠谄媚而得到尊贵位置的人喝酒，许多人再也不把那酒杯看在眼里了。
刘伯温还有个很色情的比喻：用官爵来赏盗贼，官爵就从处女变成了妓女，有谁会把妓女当成老婆那样疼爱呢？
政府招安叛乱者和警察满足劫匪的要求一样，都是一种姑息和放纵，使得人人起而效仿。评点《水浒传》的金圣叹就说，招安是什么？有罪者你把他赦免，而给他高官厚禄，无罪者自然就心生此念，天下还能太平吗？
几年后，刘伯温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慈悲为怀的和尚坐船，遇到风浪，正当大家惊恐之时，突然佛祖显灵，风平浪静。有人看到水中有只毛茸茸的东西飘浮着，和尚就对大家说：“这也是生命，救它上来。”大家把这个生命解救上来后，发现是只老虎，就想把它推到水里去。但和尚阻拦说：“它可是一条生命啊。”坐船的人说不过和尚，就纷纷下水逃走。当老虎恢复体力后，跳上去把和尚当成了一顿大餐。
刘伯温这个故事寓意很明显：老虎天生吃人，这是本性，无法改变。对于这样兽性不改的人，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同情和幻想。
把这个故事摆到现实中来，刘伯温所指的那只老虎当然就是方国珍那类人。这个故事说明了刘伯温性格中的一点：恩怨分明、是非分明，理性得几近于冷酷。
曾有人问过刘伯温：“老虎吃人固然是错的，但它的确是条生命，圣人有恻隐之心，遇到生命受到伤害，当然要拯救它，难道这不对吗？”
刘伯温解释说：“你看它是条生命，其实是你站在它的立场上。你把自己当成禽兽，这种想法才能成立。但天下事都是公道的，你把自己当成禽兽，可禽兽却不把自己当成人。所以，二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杀禽兽，是因为我是人。”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而一旦有人具备后，前途将不可限量。方国珍在听到刘伯温发表的种种言论后，心惊肉跳了好久。他特别担心元政府的高官们也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潜入刘伯温住所，用黄金白银闪耀刘伯温的双眼。刘伯温问来人：“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说：“您那妓女的比喻传到了我们大王耳朵里，我们大王心惊胆战。希望您看在黄金白银的面子上，向您的领导倡导招安我们大王，摈弃剿杀的政策。”
刘伯温说：“我呸，对待你们方大王这样的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办法。”
来人带着黄金灰头土脸地走了，回到方国珍处，惊慌道：“大王，祸事来了。刘伯温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国珍说：“不要慌，我们走上层路线。”方国珍走上层路线的方式是这样的：派人绕过正在围剿他的刘伯温，直接把黄金送到元大都，每个官员都分点。这些官员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人说好话。结局就是，元朝最高当局否定了刘伯温的建议和对方国珍的围剿行为。刘伯温得到这样的命令后，没有独自晃悠，也没有像着了魔似的絮絮叨叨，而是气定神闲地坐在桌子前画起了八卦图。
据说，画八卦图有助于精神放松和睡眠，而且能快速释放外来的压力。所以，当政府判他“羁管绍兴”的刑罚时，他面无表情，现在，他将有新的开始。
但我们想错了。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满脑空白、呆若木鸡。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煎熬的三年羁管绍兴生涯。也就是说，现在，绍兴成了刘伯温的监狱。
三年羁管岁月
悲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也就是说，地球就是个大监狱，万有引力就是镣铐，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终归要回来的。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阴冷的宫殿里，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众所周知，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场有点凄惨。乐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
其实，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写诗，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也就是说，对于刘伯温而言，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但开始时，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
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癫狂起来，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呕吐鲜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请来游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可还不如不醒，因为醒来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使他无法得逞。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终于醒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饭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说：“这就是监狱。”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说，“没有监狱。”
这是一个暗喻，刘伯温告诉我们，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哪里就是监狱，反之亦然。
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们知道，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四十三岁，四十多年来，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随便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能回答，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西方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东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一旦成功遥遥无期，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
刘伯温有智慧，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成功没有取得，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因此他不开心，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纯净。刘伯温站在那里，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宣称不再禅让，而要家天下。时光如梭，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鹰钩鼻子、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光阴似箭，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就是不问世事，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突然一声马嘶，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而且还说出了“绍祚中兴”这四个字，“绍兴”就是这么来的。
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如果绍兴是座监狱，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张邀请函。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写诗，永无虚日。
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他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高人。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当出名的，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是绍兴人，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也算得上是位“仙儿”。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他曾去过京师，偷偷与人说“乱且作”，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又仿照《周礼》著书一卷，说道：“我还没死，拿这个去献给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两人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时，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伯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于是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农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
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腰包渐鼓，但张士诚不太爱钱，反而喜欢结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因为经常做东道主，所以他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张士诚虽然有钱，但由于是走私性质，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表示：“要钱，可以，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吃着馒头，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们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
如你所知，这是冒险主义。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也不同于刘福通，更不同于徐寿辉。方国珍革命时，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刘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徐寿辉更不用说，是黑社会当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驴毛，给他们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军队。
张士诚什么都没有，算上他，才十八个人，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运盐的工具——扁担。那玩意根本杀不了人，只能肩挑东西。
无疑，张士诚革命，就是闭着眼向黑暗的深渊里纵身一跳。但他的十七个同伙都认为值得一跳。张士诚又说：“这事儿可比贩卖私盐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捆在一起，生死与共。”这些人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士诚就咬破自己的手臂和他们歃血为盟，在一个没有月光、只有点点星光的夜晚悄悄摸进了盐警警长的家，十八条扁担排山倒海般地砸向了那位警长和他的家人，半个时辰后，这一家子就被扁担送进了阴曹地府。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张士诚惊喜得浑身冒汗。他们又趁热打铁，拎着十八条扁担冲进了当地的几家富户，如法炮制，把那些富户也用扁担拍死，然后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穷苦人，接着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净。
这种用别人的生命和钱财为自己赢取人心的举动，又称为劫富济贫。张士诚在劫富济贫的现场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你们应得的，但还是太少。还有一些你们应得的，就在前方。”
如他所愿，好多穷苦人立即发誓要和他一起去前方寻找属于他们的东西。张士诚扔了扁担，拿起武器，开始招兵买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张士诚的革命军就有了一万多人。
现在，我们可以说，张士诚纵身向深渊里一跳，跳出了成功。从张士诚革命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生哲理：有时候，创造奇迹必须要胆大。但张士诚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比如就在张士诚革命的同时，江西有个叫李九的，也被当时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的发家史所激励，召集了几个平时的好兄弟，准备晚上攻击“甲主”，然后封官拜爵，过过皇帝瘾。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张士诚那样的好运气，晚上冲进“甲主”的家时，“甲主”正和警察部门的人喝酒，结果十几个人当场就见了阎王。
所以说，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时，千万要小心，因为时机是随时都在变的，一厢情愿地借鉴，那就是刻舟求剑。
张士诚没有借鉴过任何前辈革命家的成功经验，他是个稳健、从不肯投机取巧的人。在张士诚的字典里，世界上没有一顿是免费的午餐。想要得到午餐，必须要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专心地走自己的路，别人怎么看，这不是他所关心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张士诚具有担任领袖的天赋。
张士诚的稳健作风很快就得到丰厚的利润，1353年农历三月，张士诚集结三万人，对泰州城完成包围后，猛攻三昼夜，拿下了泰州。这是一次震天动地的胜利，让元政府手忙脚乱。元政府马上把对付方国珍的招数拿来对付张士诚，派出高邮行政长官李齐前往说服教育，期盼张士诚能和方国珍一样改邪归正。
李齐是个有故事的人，1333年的状元郎，步入仕途后，凭借公正廉明的品性和罕见的做官手腕坐到了高邮行政长官的高位。在高邮，李齐雷厉风行，对犯罪行为严厉打击，曾单枪匹马追捕盗马贼，名噪江浙。他后来被张士诚杀掉，临死前，张士诚要他下跪，他说出了让天下人动容的一句话：“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
不过，当他去泰州招安张士诚时，从未想过自己一年后会说出那句震烁千古的名言来。
李齐对张士诚的印象并不好，张士诚是个一脸阴郁、沉默寡言的人。他的眼神发滞，很少看到他笑。李齐后来说：“张士诚这人虽然重诺，但他是个不被诺言束缚的人。”
二人谈了很久，张士诚最终同意接受招安。李齐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说：“那我就回去报告这件喜事。”但张士诚却不让他走，非但不让他走，还把他关进了泰州的监狱里。
后来，李齐虽然逃出泰州，但张士诚已经攻破了兴化（今江苏兴化），接着又轻松地拿下了高邮。李齐当时不在高邮，快马加鞭回来解救高邮时，已经晚了。
元政府再向张士诚抛出橄榄枝，张士诚就想到了从泰州跑出去的李齐。他对元政府说：“只要李知府来，我就投降。”李齐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高邮城。张士诚却闭口不谈投降的事，元政府似乎忘了高邮城里还有个李齐，调集精兵猛攻高邮。
张士诚就把李齐从宾座上拉到城墙上，当人质，还要李齐下跪。李齐不跪，所以有了那句动人心魄的名言。
现在，张士诚在高邮城中严防死守，高邮城外元朝兵团源源不断地在集结，张士诚自革命以来第一次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他的克星宰相脱脱正飞驰在来高邮的路上。
关于张士诚，还有一点补充。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革命成功后，他认为这名字全是数字，不能体现威严。所以就让刘伯温的师兄施耐庵给起个响亮的名字。施耐庵这人对张士诚印象不佳，所以就给取了“士诚”这两个字。其实，这是骂了张士诚。这两个字出自《孟子》，原文是：“士，诚小人也”。
由于古书没有标点符号，因此，就成了“士诚小人也”。
但当时张士诚可能不知道，后来朱元璋知道了，知识分子都是蔫了吧唧的坏，这可能是后来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心理基础。
为脱脱喝彩
脱脱是元顺帝时期权臣伯颜的侄子，伯颜把他收为义子。但脱脱看不惯义父伯颜的专横跋扈，所以联合元顺帝驱逐了伯颜，自己成为权臣。
脱脱是个事业心极重的人，又受过中国儒家教育的训练，所以掌握大权后，面对越来越糜烂的局势，进行了一次改革。脱脱的改革可圈可点，比如整顿吏治、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当一丝曙光即将要呈现时，脱脱却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修黄河。结果，引起了刘福通等人的革命，改革成果自然而然地付诸东流。
江南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时，脱脱焦头烂额，有时候甚至亲自上阵。比如1352年农历八月，他就亲自领兵到徐州（今江苏徐州）对革命家李二进行平叛。
李二占徐州城简直就是个神话故事。李二是邳州（今江苏邳州）人，家境殷实。某年，邳州灾荒，李二就把家里的一仓芝麻全拿出来赈济灾民，民间送其绰号“芝麻李”。1351年秋天，他深受刘福通革命的影响，热血沸腾地和七个好兄弟歃血为盟，在徐州萧县（今安徽宿州市萧县）宣布革命，然后带着三人佯称是“河工”，进入徐州城。晚上时，徐州城里的四人在街上敲锣打鼓，点起烟火。城外的四人也敲锣打鼓，点起烟火，如此内外鼓噪，徐州城里的官兵吓得魂不附体，居然束手听命，李二就用这七个人占领了徐州城。之后他对周边地区进行了一连串的军事袭击，地盘逐渐扩大，于是就以徐州为根据地，做起大王来。
神话故事之所以是神话，就是因为它只能出现一次，所以当脱脱领着中央政府的精锐来到徐州后，经过几场交战，李二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创造神话了，就开城投降。脱脱押解李二到达雄州后，处决了李二。
徐州剿匪让脱脱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所有蒙古人都认为，脱脱将是力挽狂澜的救世主。所以当张士诚百忙之中在高邮称帝建立大周政权后，脱脱自然就成了消灭张士诚的最佳人选。
脱脱调集各个北方行省的精锐部队，还从西域征调了一批特种兵，共计四十万人马，宣称一百万，浩浩荡荡地杀向高邮城。史料记载说，这次出兵，旌旗蔽日，万马奔腾，战鼓震碎了胆小鬼的耳朵，自元王朝建立以来，在本土作战从未有过如此风光的出军盛况。
不过，这是表面风光。脱脱在誓师时，突然起了一阵怪风把帅旗拦腰折断。他的属下大惊失色，说：“这是大败的征兆。”脱脱平静地说：“我们要败也不是败给张士诚那小子，而是另有其人。”脱脱所说的另有其人，正是他在改革中得罪的一批权贵。脱脱前脚刚迈出大都，他们就开始在元顺帝耳边说脱脱的坏话。
元中央政府何以对张士诚如此重视，以至于这次出师几乎是砸锅卖铁？其实，不是重视张士诚，而是重视张士诚占据的高邮城。高邮城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连接着南北驿道，高邮如果在他人的掌控中，那元政府就等于被人卡住了脖子，吃不下去东西，迟早饿死。
张士诚占高邮城时，从来没想过自己坐在了火药库上，所以当脱脱的四十万兵团兵临高邮城下时，张士诚大惑不解。他自言自语道：“刘福通、徐寿辉，还有那个狡黠如狐狸的方国珍，哪一个不比我混得好？这鞑子喜欢拿软柿子捏啊！”他手底下几个半瓶子谋士此时说：“我们当初应该攻扬州，扬州城里富，而且不会引人注意。现在，高邮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张士诚非常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于是穿上重甲，叫人抬到高邮城上，要脱脱答话。他问脱脱：“为何来攻我？”脱脱回答：“凡谋逆的人，都要被我诛杀，先杀了你，再找其他人。”
脱脱的回答仍然不能使张士诚满意，但脱脱的攻击让他非常满意。自脱脱下令第一次攻城后，就保持着持续不断的攻击。脱脱的攻击越来越强悍，张士诚的防御越来越脆弱。
从脱脱宰相那双高瞻远瞩的眼中看去，高邮城实在不堪一击。高邮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23年所建，建它的初衷并不是把它当成城市，而是当成邮局。所以他只是简单地筑了一座大高台，顺手一圈，说：“这里将是咱们秦国在南方最大的邮局。”于是，高邮就诞生了。高邮城虽然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但因为先天不足，所以到元代时，仍然是个小城。在脱脱眼中，它像是个小家碧玉，弱不禁风。
不过，脱脱之所以短时间内无法攻陷，是因为张士诚的顽强抵抗，还有高邮城的城墙向外倾斜，这就使得攀爬不那么容易。脱脱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所能有的全部攻城器械，飞桥、云梯、巢车、临冲吕公车。还有撞击城门的搭车、钩撞车、火车、鹅鹘车，偶尔还会动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回回炮——那玩意其实是个大铁球，被火药催发，冲出炮筒，在空中发出夺人心魄的叫声，砸到街上，就是一个大天坑。砸到人群中，人就成了照片。
但即使这样，脱脱的攻城兵团还是无法进入高邮城一步。张士诚在紧张的守城中，还让人趁乱从城墙上坠下，去他的几个据点六合、盐城和兴化搬救兵。脱脱大怒，分出一支兵团，一股荡平了六合、盐城和兴化。他是个做起事来专心致志的人，所以他也希望张士诚聚精会神地守城，别胡思乱想、三心二意。
张士诚不能不胡思乱想，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活着的士兵越来越少，士兵的武器，尤其是羽箭屈指可数。城里的百姓也开始有不同声音，认为这样死守倒不如投降，因为他们虽然在城里，但并不安全，在家中躲藏时，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大铁球，一家子就被连窝端了。张士诚不得不分出一支部队在城内维稳。
现在，张士诚绝对地处于绝望的位置，想要翻身，恐怕只有天降奇迹。
刘伯温在脱脱围攻高邮城的两个月后，得知了张士诚的尴尬，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为元王朝能在此危急时刻出现了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而激动得流下泪水。
但他激动的泪水还未风干，高邮城下出现了奇迹。
奇迹其实出现在大都，正如脱脱所预料的那样，他不可能败给张士诚，只能败给那些政敌。他的政敌见他两个多月未攻陷高邮，就在元顺帝面前说：“脱脱出师三月，耗费国家钱财，却没有寸土之功。他平时嘴上功夫了得，文韬武略好像都在他舌尖上，怎么一去实践，就不成了呢，是不是故意的？”
元顺帝跳了起来，下诏书斥责脱脱：“浪费国家钱粮，害得我这几个月节衣缩食，你却没有半点让我满意的地方。马上回来，我的国家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脱脱接到命令后，望着高邮城，叹息落泪。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脱脱不是不知道，但他不能违抗，因为他是个忠贞不贰的人。就在他走后，元顺帝派来了两位在军界毫无影响力的指挥官，于是，在他们辛苦的指挥下，各兵团司令置若罔闻，结果，高邮城下的元朝军队立时阵脚大乱，一哄而散。
张士诚看到元军不战自溃后，高兴得几乎想来几个前后滚翻，带着他仅剩的几千人就冲出了高邮城，元军正在一门心思逃跑，根本不想理会他。结果就是，张士诚不但解了高邮之围，还顺带收复了六合、盐城和兴化。
高邮之战是元朝末年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后，元政府再也没有力量集结四十万大军。其实高邮之战对革命家们而言，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张士诚以几万人守着个脆弱的小城，却击败了元政府四十万精锐兵团，这象征了什么？象征了革命部队都是有如神助的部队，象征了元王朝的气数已尽。
高邮之战后，刘伯温有好多天不和朋友们游山玩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谁也不理睬，一个人自言自语，他憎恶张士诚这样的造反者，但他更对元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而痛心。
当他听说元政府后来又三番五次地去高邮招降张士诚时，他哭笑不得。一个被人打败的人跑到胜利者那里，要招降人家，这是什么套路？
无能也就罢了，怎么可以如此无耻？
1355年农历七月十五，刘伯温在普济寺度过了他四十五岁的生日。那天晚上，刘伯温仰望圆月，四周一片凄惨，他能看到荒唐的月亮在流泪，他能听到淡淡的云彩像鲜血一样汩汩地流动。这就是他当时的心情，他对这个世界失望透顶，他对那每年这个时候都一模一样的月亮说：“如果世间事能如你一样，该多好啊。”
元朝的和尚，你不怎么样
刘伯温四十五岁生日是在普济寺度过的，陪伴他的是一个叫砥上人的和尚。砥上人先是让刘伯温写了首诗，然后又让他为一篇文章写了序。然后二人坐下来，品茶论道。
其实，刘伯温对元朝的和尚一点好感都没有。这事要从蒙古人的信仰说起。蒙古人的信仰是“长生天”。“长生天”的蒙古语为“腾格里”，相当于汉人的玉皇大帝、老天爷。对于这位老天爷，蒙古人的想法是，他高高在上，尘世肮脏，不可能亲自下凡，所以，他在人间必然有代言人。那么，这个代言人是谁呢？成吉思汗以前，所有蒙古部落的酋长都认为自己是代言人。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大家一致都认为，成吉思汗才是他的代言人。成吉思汗也说，“长生天”他老人家要我当他的代言人，我下来之时，他对我说：世人罪孽深重，需要血的洗礼，你必须替我惩罚他们。
这就是蒙古人持续不断四处杀戮的原因。最后，他们真认为自己是老天爷的代表，血腥的杀戮和惩罚人类就成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成吉思汗就说过，我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敌人的老婆和孩子因为失去丈夫和老爹而哭泣。
但如你所知，这只是一种狂热的信仰。狂热的信仰不是信仰，因为它没有根基，正如一棵没有根的树，永远难以生长。当狂热退却，或者是狂热受到阻碍后，这种信仰最先就会被最坚定的信仰者所怀疑。
当然，狂热的人永远都是自以为是的人，而自以为是的人往往会闹出很多笑话。美国有个脱口秀主持人，小时候认为自己是上帝，理由是，当他把家搞得乱七八糟时，母亲回来后都会尖叫：“哦，我的上帝！”所以，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但当他成年后，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自己欺骗自己好多年，徒留笑柄。
蒙古人东征西讨了一个多世纪后，在日本和安南都吃了亏，所以渐渐安静下来，停止了他们征伐的脚步。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做“长生天”代言人太辛苦，而且在学习了儒家文化后发现，他们的老天爷有点太冷血，大概是为了赎罪吧，他们转身投进了慈悲为怀的佛教怀抱。这个佛教就是藏传佛教，佛教的那些和尚们被称为番僧。藏传佛教后来被定为国教，元朝的每个皇帝都死心塌地地信仰它，连带着也就信赖和支持保护那些番僧。番僧在元王朝飞扬跋扈，简直让西天的如来佛祖愧疚欲死。
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番僧的嚣张跋扈：
公元1308年，有个番僧抢了老百姓的柴草回寺庙里炖鸡，被抢了柴草的百姓告到了父母官李壁那里。李壁正在询问呢，那个番僧竟然不请自来，身后还跟着许多徒弟，拿着棍棒，上前就对衙役们进行殴打，有几个把李壁从办公桌后拖了出来，揪住头发，按倒在地，打得李壁哭爹喊娘。李壁后来包得像个粽子一样亲自去皇帝那里告状，结果是，那个番僧只被象征性地关了两天，就出狱了。
从这个案例可以知道，该番僧混得是最惨的，不然他不会去抢柴草炖鸡。
混得好的番僧就大不一样。他们一出门就是十八人抬轿，鸣锣开道，所过街道，必须空无一人，排场和皇帝出行相差无二。普通人只要一看到他们的轿子，就马上找地方躲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喘。不过也有人不给他们面子。一次，一个番僧出门，鸣锣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想不到迎面来了同样鸣锣的一队人。番僧勇往直前，对方也没有后退的意思，结果两方就撞上了。番僧暴跳如雷，命令随从动手。对方的随从很少，但人家说了，这是王妃的轿子，也就是说，这轿子里的人不能打。可番僧假装没听见，继续动手，双方打得热火朝天。最后，王妃的人少，自己也被番僧揪下轿子一顿胖揍。番僧把王妃揍得梨花带雨后，得意扬扬地说：“你王妃算个屁，就是皇帝老子，也要受我们的戒敕。”
王妃侥幸活命后，把自己包成个粽子，去老公公皇帝那里告状。皇帝说：“你等着。”可王妃等来的却是一道诏书：“殴打番僧，罪应断手；谩骂番僧，罪该断舌。”
王妃自杀的心都有了，但她老公公很照顾她，说：“念你初犯，既往不咎，以后要小心。”
番僧们如果仅是无法无天，祸害并不大，但他们却腐蚀国家最高领导人，贡献最美的西域女子和最厉害的春药，使皇帝不能正常工作。还利用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渗入到官场，卖官鬻爵，把元政府搞得乌烟瘴气。
刘伯温对和尚没有好感，其实就是对番僧没有好感，也间接地对元王朝的皇帝们那么宠信番僧和藏传佛教难以理解。
在刘伯温看来，纯正的佛教绝对养不出那些畜生不如的番僧。但遗憾的是，纯正的佛教在元王朝已经灭绝，所以刘伯温反番僧，其实也就是在反佛。
四十五岁生日那天晚上，他和砺上人有段精彩的对话，让人看了很为刘伯温是非分明的观点震惊。
砥上人：“佛主张不杀生，非但不杀生，还要割肉喂虎。”
刘伯温：“这就不对，如果你被老虎咬了一口，马上要死了，有机会杀它，也不杀吗？”
砥：“原则上是这样。”
刘：“你们佛家不是说众生平等吗？可你就要被老虎咬死了却不反击，那是不是证明你的命不如老虎？”
砥：“这个嘛……”
刘：“你们这种人每天坐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撞钟念经，因为没有危险，所以就信口胡说，不杀生，却不知身处险境的人，如果不杀掉老虎，就会失去生命。你们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保护罪恶吗？哪里有仁义之心？”
砥：“杀生肯定要遭到报应的。”
刘：“山中老虎，水中鲨鱼，每天都杀生，我怎么没见到它们有报应？”
砥：“哎哟，那是食物链的问题，佛说不杀生，是讲给咱们有理性的人听的。”
刘：“这样说来，禽兽杀生不会得到报应，而我们人杀生就要得到报应，那人不如禽兽？”
砥：“咱们谈点别的吧。”
刘：“咱们头顶的这片天的主宰是谁？”
砥：“佛祖。”
刘：“佛祖在西方，这里是东方。”
砥：“那就是你们道教的玉皇大帝吧。”
刘：“玉皇大帝是主宰天地的神，他定下法律，而你们佛教却总对有罪之人引手相援，你们这不是违法吗？”
砥：“你看今天的月亮好圆啊！”
那天月亮的确好圆，但是，刘伯温说：“其实我只是不尊重你的职业，但我尊重你这个人。”
砥上人说：“你就该如此，因为我又不是番僧。”
的确，刘伯温虽然反对佛教，但却和佛门中那些非番僧的人交往甚密。在绍兴三年，他游山玩水之地都有和尚的身影。而且刘伯温在著作中经常会用到佛家的典故，或者是以佛家的语境来书写文章诗词。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唐朝时韩愈反佛，认为佛教的先生们每天不干活，但却占着大量土地，是世外的顶级富豪。尤为要命的是，他们传播一些大言不惭的理论，使人心萎靡，应该把他们的寺庙铲平，把他们的土地收为国有，再让他们蓄发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但韩愈却和很多和尚结为朋友。
刘伯温和韩愈有同样的心境，所以在二人谈话的最后，刘伯温感叹说：“你们佛教的神祇们也不过是我们普通人所制造的，制造者如果头脑清醒、宅心仁厚，你们的神祇就正大仙容、佛光普照。反之，你们的神祇就是群魔乱舞、一塌糊涂。”
每个人都在心中制造着属于自己的神祇，这种神祇有时候是正义之神，有时候是邪恶之神，还有时候，只是一片虚空而已。这种人，我们称之为没有理想的人。
刘伯温心中的神祇自然是正义之神，只不过这尊神制造的时间太长，发挥的作用也微乎其微。1356年，刘伯温福至心灵，他最后一次在大元王朝亮相的序幕被他心目中的神祇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