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农业税减免效应大都被抵消

第二种方式是减免农业税，旨在通过减负激发农业的活力。2005年3月5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06年全部免征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至此，新中国的农业税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

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历史性决定，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现代中国从由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宣告了2600多年来我国对土地、农民连续单独课税历史的终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表示，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与税费改革之前比，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李亚杰、郑玮娜，2006）。根据新华社报道，农业部经测算后认为，2006年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人均减负约140元⁽³⁾。

然而，据时任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在“2005中国财税论坛”上透露出的数据，“2004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免征农业税的情况下，农民仅在增值税款和车辆购置税，以及日常消费等方面的各种税负就有将近5000亿，约占农民总收入的15%左右”，农业税的减免对农民减负增收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在农业税减免的同时，农民的其他生产性支出却在大幅度增加（陈光，2005）⁽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市政协主席杨国俊经过调查，发现2004年化肥、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幅度达两位数以上，个别地区高达28%，加上其他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再度提高⁽⁵⁾。

农资涨价部分冲抵了免征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增加。以稻谷种植为例，与2003年相比，2004年重庆农户因减税平均少支出8.02元、因粮食补贴平均减少支出1.98元，但是由于农资价格的上涨，每亩种植的农资费用支出增加了8.3元。2005年，重庆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平均每亩稻谷的支出减少30.74元，降低生产成本16.26%，但农资价格的上涨使农民每亩生产性投入增加17.33元，使成本上升9.17%。对此，重庆市物价局副局长刘卫东表示，政府减税和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相当一部分好处被农资涨价因素所抵消（朱薇、黄豁，2006）⁽⁶⁾。

在上述两方式都不理想的情况下，似乎只剩下把从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选项。在实践中，这种转移又分别采取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工业化的第三条途径，和进城务工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第四条途径。下面我们将对这两条途径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