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蛇的诱惑》中的阶级话语和基督教话语

穆旦所受基督教思想和叙事的影响，最早在《蛇的诱惑》（1940年2月）就已有所表现，隐藏的“该隐杀弟”对穆旦“诗意二元论”的形成有很大助力。《蛇的诱惑》（1940年2月）的副标题为“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这首诗正文前还有一个引言：

创世以后，人住在伊甸乐园里，而撒旦变成了一条蛇来对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吗？

人受了蛇的诱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就被放逐到地上来。

无数年来，我们还是住在这块地上。可是在我们生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了呢？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

这条蛇诱惑我们。有些人就要放逐到这贫苦的土地以外去了。⁽¹⁾

这个引言不容小觑，它提示我们要注意诗歌对基督教神话的征引。这首诗的表达技巧明显受到艾略特《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的影响，碎片化的场景拼贴和“抒情主体”（lyric I）⁽²⁾的戏剧性独白相互交织，外加一个泄露全篇精神题旨的结构性隐喻。《蛇的诱惑》也和《情歌》一样有着“街上”和“室内”两个世界，只不过这个室内是由“百货公司”“商店”和“玻璃柜”组成的“文明的世界”，“抒情主体”就跟随“德明太太”“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坐车通过有着“人同骡马的破烂旅居”的街道。有研究者认为，这个人的身份应该是德明太太的汽车司机，⁽³⁾然而综合全篇考虑，如果非要“坐实”的话，似更应该是德明太太的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朋友。诗歌的后半部分充满了抒情主体的内心独白：

虽然生活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

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

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

自从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我只想园当中那个智慧的果子：

阿谀，倾轧，慈善事业，

这是可喜爱的，如果我吃下，

我会微笑着在文明的世界里游览，

带上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

穿一件轻羊毛衫围着火炉，

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

引言中所谓“蛇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撒旦歌唱的日子”，“蛇”即撒旦的化身。然而，这次蛇的诱惑效果颇为不同，它在人类中产生了差别，“有些人就要放逐到这贫苦的土地以外去了”，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这是等级甚至阶级的区别（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穆旦自然不会仅止于此：

那时候我就会离开了亚当后代的宿命地，

贫穷，卑贱，粗野，无穷的劳役和痛苦……

但是为什么在我看去的时候，

我总看见二次被逐的人们中，

另外一条鞭子在我们的身上扬起：

那是诉说不出的疲倦，灵魂的

哭泣——

“二次被逐”也即人类的第二次堕落，在《圣经·创世记》中紧接着发生在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禁果被逐之后，他们的儿子，该隐在因嫉妒杀了亚伯之后被神放逐。“亚当后代”“二次被逐”表明穆旦对创世记中的这一节故事是熟悉的。穆旦引入“魔鬼的第二次引诱”，并将之作为全诗的结构性隐喻，应该受到过他喜爱的布莱克和拜伦的影响⁽⁴⁾，拜伦写了诗剧《该隐》⁽⁵⁾，而布莱克则写了《亚伯的灵魂》，两首诗中均出现了魔鬼撒旦。西方诗人经常处理“该隐杀弟”这个主题或变体。然而，穆旦在利用这个主题时却又隐去了故事本身，而只简捷地将之处理为“蛇的第二次出现”，且集中在引言中作了暗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两次堕落皆因为魔鬼的诱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穆旦必须考虑到：相对于“二次被逐”来说，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第一次被逐；虽然，这样做也同时构成了整首诗的“晦涩”。“亚当后代的宿命地”是在“伊甸园”之外，“二次放逐的人们”虽然置身于“文明的世界”，伴随着他们的却是精神痛苦，穆旦用漂泊的吉普赛人来描述他们的精神困境：

墙上有播音机，异域的乐声，

扣着脚步的节奏向着被逐的

“吉普西”，唱出了他们流荡的不幸。

伊甸园的幻景还在眼前，却无法接近：“生命树被剑守住了，／人们渐渐离开它，绕着圈子走。”在穆旦的社会总体图景背后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督教图景，抑或说，他让资产阶级的神话消解在了基督教神话里，而最终起支撑作用的还是后者。穆旦的态度让人想到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双联诗《亚伯和该隐》“对被剥夺者怀有更自由也更合乎情理的看法。它把圣经中两兄弟之间的较量转化成两个不共戴天的种族之间的斗争”，但他的想法毕竟与马克思相去甚远，“该隐这个被剥夺者的先祖被表现成一个种族的始祖，这个种族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无产阶级”⁽⁶⁾。而在现实层面，资产阶级神话破灭的危险似乎不是来自无产阶级——虽然无产阶级神话一直是它的威胁——而是来自抗战本身，“这些年战争的可悲之点在于物力与人力受到如此重大的破坏，以至毁灭了正在抬头的中等阶级的一大部分，这个阶级在历史上曾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府的脊骨与中心”。⁽⁷⁾而穆旦也有意在“该隐杀弟”的视角里观察他们在抗战中的反应，以及他们和另一人群的对照，正如《蛇的诱惑》前半部分所写：

在妒羡的目光交错里，垃圾堆，

脏水洼，死耗子，从二房东租来的

人同骡马的破烂旅居旁，在

哭喊，叫骂，粗野的笑的大海里，

（听！喋喋的海浪在拍击着岸沿。）

我终于来了——

老爷和太太站在玻璃柜旁

挑选着珠子，这颗配得上吗？

才二千元。无数年青的先生

和小姐，在玻璃夹道里，

穿来，穿去，和英勇的宝宝

带领着飞机，大炮，和一队骑兵。

“妒羡的目光交错”颇能说明两类人群的关系，突然闯入的“飞机，大炮，和一队骑兵”虽然是夸张的讥嘲，却也是对战争环境的郑重的提示。明白了这一点，也才能够更深地理解“亚当后代的宿命地”：“贫穷，卑贱，粗野，无穷的劳役和痛苦……”他们是在平日生活之苦以外又受着战争之苦的“人民”。抒情主体正在从街道通向商店玻璃柜的路上，“一个廿世纪的哥伦布，走向他/探寻的墓地”。第一条鞭子抽向广大的“亚当后代”：“这时候天上亮着晚霞，／黯淡，紫红，是垂死人脸上/最后的希望，是一条鞭子/抽出的伤痕，（它扬起，落在/每条街道行人的脸上，）/太阳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却又打个转身，望着世界：/‘你不要活吗？你不要活得/好些吗？’”在街道上，“人民”成为“垂死人”，而那些活下来的人民却又成为“二次被逐的人们”，对于他们问题变成：“‘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为了第二条鞭子的抽击。”然而，这两种人都逃脱不了对生存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与其说是马克思式的不如说是尼采式的。通过描述从街道到商店玻璃柜的行程，穆旦也高效地表现了战时中国人的全部经验的可能范围，抗战加剧了社会总体图景的两极化（polarization）⁽⁸⁾，而代为感受了这一切的“抒情主体”只能发问：

呵，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

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

显然，这种经验的极化也出现在了个体身上，尤其对于一个具有一种“无阶级的阶级性”的知识分子，而呈现为个人的选择困难。这首诗的结尾透露出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也可以看作穆旦本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