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恶与创造

谈论“恶”的时候，开篇我们就说“恶与创造”，看上去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不过，在思考现代的“孩子与恶”时，最初浮现在自己心头的还是这件事。现在日本的父母们非常热衷于孩子的教育，这本身不是坏事。但大家好像总是用心良苦地想制造“好孩子”、“乖孩子”，为了这个目的，不遗余力地要排除一切“恶”。以为只要根绝了“恶”，就万事大吉。基于这种过于单纯的想法，犯了多少过失还浑然不觉。这种过失的牺牲品，永远是孩子。我们这些临床心理师们，有比常人多得多的机会见到这样的孩子。

累积在心头的这种想法实在太强烈，无论如何想在书的开头好好谈谈这个问题。而且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有过非常宝贵的体验。我曾经采访过很多现在活跃于日本各个不同领域的人们，他们都在做着极其具有创造性的工作。采访他们，听他们讲一讲自己还是个孩子时的一些经历。

跟十位这样的人物接触下来，感觉最深刻的就是，贯穿这些谈话的主题正是“恶与创造”。

我们先从这儿开始谈起吧。

1.富有创造性的人们

拜见富有创造性的人，并没有一定的套路。千奇百怪的领域，完全恣意地选择。鹤见俊辅、田边圣子、谷川俊太郎、武满彻、竹宫惠子、井上厦、司修、日高敏隆、庄野英二、大庭美奈子，就是这类有名的人物。面对他们每一个人，做了长时间的采访，听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孩提时代。这些内容连载在儿童文学杂志《飞翔的教室》上（1995年由讲谈社+α文库出版，参见《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心灵的原野风景》）。

谁都不是好孩子

第一个去见的是鹤见俊辅[1]。当时的情景现在还无法忘记，途中激动得全身要发抖，真让人感动。当然，事先对他的成就是有了解的，可一点也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父亲是有名的政治家，姐姐是一流的学者。出身在这样一个条件优厚的家庭，想当然地以为他是泡着蜜水长大的。带着这样的先入观念就去见他了。

谁知道，事实完全与预想背道而驰。母亲和儿子之间惨烈的战斗，简直可以用“一场决战接着又一场决战”来描述。被逼到尽头的鹤见少年选择了自杀这条路，吞下了致死量的溴米那（镇静安眠药）。“摇摇晃晃地走在涉谷的道玄坂上，被巡警抓住，狠狠地给了我一嘴巴。”中学生，放学成天泡在“咖啡店”不赶紧回家，被警察当做货真价实的“不良少年”了。这怎么能算是一个“好孩子”呢？

这些经历，不能简单地用“少年时期的凄惨记忆”这种词儿来形容。那简直就是彻底的“暗无天日”。可也正是因为这“暗无天日”，才成就了鹤见后来表现出的创造性的能量。

对鹤见的采访，好像给了系列采访一个预示。后边还会详细谈到，这些人物，哪一位都称不上是好孩子，没有一个人有着乖宝宝一样的孩提时代。要想简单地贴标签，逃学、偷窃、欺负人、撒谎、孤僻、反抗等等，简直可以做一本“坏孩子”的手册了。

有了这一摞子标签，是否有人就忍不住了：“这不就是典型的坏孩子吗？”可实际听听他们说的，会感到也不能就这么轻易下结论。说白了，这些人不管谁的经历都那么有意思。井上厦[2]，不是一般的“坏孩子”，是个充满智慧的坏家伙，听他说说谁欺负谁、又怎么报复，忍不住能笑出来。甚至会想：小孩子的时候，欺负欺负人、打架闹点儿事，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这些问题，好好地思考，可能正是这本书的目的。在这之前，想谈一下这些人的特点。

脱离学校教育

采访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到了第八位，当时京都大学的教授日高敏隆[3]先生。日高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后来成为京都大学理学部的教授。听他说，“学校，只去了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吧”。小学因为身体不好成天请假，中学因为战争被动员到工厂劳动，高中因为上学路上得花两个小时，几乎成天逃学。上了大学，爸爸又病倒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工挣钱。

在这些采访中，我发现这些人好像都没有得到学校教育的多少恩惠。鹤见的情况前边已经提过，武满彻[4]也没受过大学教育。中学的时候刚好碰到战争，军训的成绩差得不得了，升学，想也不要想。不管怎么说，那么多为将来作曲所做的准备，全靠自学完成，真了不起。如果简单地归结为天才，也就没啥说的了。可有人给我们提示了这样的可能性以后，大家没准能从“学校教育万能”的束缚中稍微解放出来一点儿。

这些人，没有一个符合现代日本的父母们期待的“上一流大学，然后……”的模式。我挑选采访对象时，当然没有刻意把一流大学毕业的人剔除在外的想法。只是想采访一些特别有创造性的人，愿意非常自由地聊一聊，就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庄野英二[5]，如果想进普通的中学、高中，也就进了。可他专门选择了农业中学。这好像是他父亲的主意，但你肯定不会认为那大量充满着幽默的作品是学校教育的成果。

想想也不矛盾，“学校教育”是为了教会大家一般普遍应该知道的事情，这些就和有独创性的人们没有太大关联了。采访谷川俊太郎[6]时，有人问：“你是不是觉得没去上大学是件好事？”谷川回答：“话好像也不能说得这么绝。”到底，进了大学，能更有效地、广泛地吸取普遍的知识，也是好事啊。现实中日本的教育整齐划一，排除哪怕稍微有一点点异样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搞得创造力很强的人在正规的学校里难以生存，这可能是我们所面对的麻烦事。

今后，日本的教育依然需要不断地努力去改革。无论如何，看看列举的例子，就能感觉到，根本无法单纯地说：进一流大学就好，不进一流大学就不好。

2.个性的显现

日本教育界，现在特别愿意强调如何发展个性。成为国际社会一员，日本人不能老是以整齐划一的形象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痛感到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性。这样，大家普遍认为从小学教育开始，就应该重视这一点。但是，话说白了，个性的显现，总归会在哪里发散出一点“恶”的气味儿，不是这样吗？

喜欢的事情

想要发挥个性，出发点，必定是这个人要热衷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作家大庭美奈子[7]喜欢读书，从孩提时代就成天埋头在书里。而且喜欢读的是大人的书，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读新潮社的《世界文学全集》。上女中时，正好是战时，禁止看西方的读物，就读原文的《源氏物语》、《落洼物语》等等。

说点题外话。当时西方爱情小说被归类为软弱无力的极端“恶”。还记得，我作为一个孩子，也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合理。而且，因为《源氏物语》是日本的，所以又允许人们看。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大人们设定的所谓“善恶的标准”，真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先不说这个了。问一问成天埋头读书的大庭美奈子小时候的交友情况如何？她很爽快地回答：“非常孤独啊。”要说，也真是必然会这样。

对这种情况，“热衷于教育”的老师们会怎么说呢？“读书是好事情，可是跟朋友交往也不能忽略啊”、“人不可以太孤僻啊”等等，肯定会这么循循善诱的。个性在这里就以“恶”的形式显现。幸亏，大庭的父母看着这样读书的女儿，并没有多说什么。

大庭这样的活法，放在现在可能就被称为“宅”。司修[8]那就是“电影宅男”，成天也不好好念书，就知道看电影。“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想去看，电影院只要一换片子就忍不住。这么忍不住，那肯定还是心里感觉到些什么吧。”司修这话很发人深思，很多连本人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事情，还真不能断定它就毫无意义。

人们经常评价一个人很“阳光”或者总是“阴沉沉的”，看上去只是个客观的描述，其实骨子里总摆脱不了世俗的善恶判断。性格阳光又不“宅”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做一个娱乐明星，跟创造性的缘分没准儿就浅一些了。

不合群

到幼儿园去看看，肯定能看到那么一两个离群索居的孩子。大家都在外边玩，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大家都进教室了，他又独自在外边玩沙子。这样的孩子，常常就会被看成是“坏孩子”，不合群。老师们总是爱花力气把这样孤零零的孩子赶回孩子群里。

可反过来看，我采访的这些个人，小的时候跟其他孩子合不来的占多数。当然还有像井上厦这样在孩子群里干坏事儿的，但也不能说只要不合群就好。谷川俊太郎，那真是好早的时代，成为现代“拒绝上学”的孩子们的先驱。那个年代就这样，肯定自身有某些方面根本就不适合呼吸学校的空气，跟不上大家统一行动的步伐。作为一般的倾向，创造，总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

谷川曾经因为“狂妄”，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其实，狂妄这个词根本不能用在这个人身上的。不过，日本人，对于那种不跟群体一起行动的人，经常喜欢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所以可能有不少人少年或是青年时代都被人这么说过。这个话题还会在讨论“欺凌”的时候详细再谈，一般说来，在日本，有创造性的人比较容易遭人欺负。不仅是孩子，在大人的世界里也是同样的。

看美国，可能又过于强调了与别人不同的个性。即使在小学的课堂上，孩子们总想极力表现出跟别人不同的意见，老师们也积极地给孩子们加油鼓劲儿。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附和别人又变成了一种“恶”，逼得大家都努力去表现个性。

在日本，一个遭大家嫌弃的狂妄的人，到美国反倒可以得到好的评价；人人夸奖的天真纯朴的乖孩子，到了美国又被认为是没个性的。这类现象，可以作为“恶的文化差异”来好好研究一下。不管怎么说，在日本，总是把创造性看得跟“恶”差不多。

3.自立的契机

富有创造性的人，也是很自立的。有一种以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判断为基础稳固站立的能力。话虽这么说，孩子们总是在大人的监护下长大，作为走向自立的必不可少的步骤，首先迎来的是“反抗”。就像“第一反抗期”、“第二反抗期”这些词所表现的那样，不管什么人都有自己相应的自立过程，一般来说，都有跟年龄阶段相称的反抗期。只不过，创造性强的人反抗的程度也跟他人不同。而且，不限于反抗，“恶”也可以作为通向自立的一个契机。

反抗

像鹤见俊辅自己说的那样，父亲是一个人们期待着没准能成为首相的政治家，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就把作为长子的他当做“干部第二梯队”来培养。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是绝对的优秀。“从来都是一声断喝：你是长子！简直被整得不成人样。怎么办怎么办？真是够呛，每天痛苦不堪。”

跟这样的母亲对抗，普通的小打小闹，一点没有用，最后只能诉诸于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割手腕啦、吃安眠药啦、吞香烟啦，干过不少呢”，“现在到了涉谷的道玄坂，还能想起来，当时喝了溴米那，在那儿的咖啡店一条街上倒下睡着了。”真够惨烈的。“这个是对老妈的一种，怎么说呢，对抗吧。”

“动机是什么呢？现在回头想想，真是单纯。面对母亲，想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里复仇。自我惩罚：我不是个好人，那我去死。我只能作为一个坏人存在于这个世界。可以说是生的原型吧。”

听了这些，就说鹤见的母亲是个坏妈妈，这样下结论也有些操之过急。鹤见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对姐姐、弟弟来说，妈妈绝不是个坏妈妈。这种家庭关系啊、人的命运啊，真是不可思议。兄弟姐妹当中，有谁出头承当了“反抗”的角色，其他的孩子就用不着再做这种事了。家庭，有的时候就像这样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起完整的命运。

即使看到鹤见家这样惨烈的母子对决，也不能说母亲或者儿子有哪一方一定是错的，只能说大家背负着这样的命运吧。不喜欢命运这个词的话，可以换一种说法，叫人生课题。看到鹤见后来的人生，可以说是浴火重生，当然，“对决”的对象已经超出了称为“母亲”的那个人。

回头再想想，话也可以这么说吧。鹤见俊辅少年时在与母亲的关系中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间点，任何人都会给他贴上一个恶行的标签。在跟母亲对决时，对手就是“正确”。与“正确”对抗，孩子们采取的手段只能是“恶”，偷窃啊、对性的强烈兴趣啊、反抗性的恶作剧啊等等，只能这样。在经过了形形色色的恶行之后，自认为“是个坏人”的孩子究竟是如何把“恶”作为创造性的起爆剂，成就了今天的思想家鹤见俊辅呢？关于这一点，新藤谦的著述《我是恶人——少年鹤见俊辅》（东方出版，1994年）中有详细说明，发人深思。这里不再详述这一点，但作为一个曾经做过高中教师的人，不得不思考，在自己的学生中，如果有了这样的坏孩子，我是不是能恰当处理呢？不敢细想，再想冷汗要出来了。碰到这么坏的学生我不会觉得该考虑让他退学吧？“创造性”，真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东西。

不上学

最近，不去学校的孩子渐渐多起来了。现在把这样的现象通称为“不上学”，以前也有叫“拒绝上学症”、“学校恐惧症”等等。这些说法中有一些对孩子们的误解，好像孩子们拼力挣扎着拒绝上学，或者以为孩子们认为学校是个令人恐怖的地方才会不肯去上学。不管是不去上学的理由，还是不肯上学时的状态，真是各种各样一言难尽。为避免产生进一步的误解，作为一般的名称，现在统称为“不上学”。

可是，看看我见到的日高敏隆，小学生的时候，活活就是一个“拒绝上学”的孩子。“学校，那真是令人讨厌的地方，坚决不去。”他本人这么说的，真就是字面意思的“拒绝上学”。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得介绍一下日高小学时的情况。当时，正是军阀力量渐渐渗透进入小学教育的时代，日高上的小学作为先进单位，每天晨礼的时候，校长挥着拳头在队列里走来走去。谁往边上看一眼，马上就挥拳把你打趴下；有谁累得受不了晕过去，立刻就被踢出队列。真恐怖。日高是一个病弱的孩子，怎么受得了这种军国主义教育。

而且，日高从小就喜欢昆虫。到了现在，可能也没人多说什么。那时候，一句“虫子能当饭吃？！”爸爸妈妈先就彻底否定了日高的爱好。讨厌学校，而且按当时的状况，身体不强壮的孩子，长大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境遇，日高只能认真地考虑自杀了。

还算幸运啊，日高遇到一个很棒的班主任老师。他也不知怎么就发现了日高的自杀意图，找到家长，说：“孩子都已经在想死了，还是让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老师做日高父母的工作，让他们同意他学昆虫学。对日高，老师也跟他讲道理，告诉他即使对昆虫有兴趣，昆虫学一样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的，以此说服他去上学。这个老师还有一点伟大之处，能认清现实，知道日高不适合在自己就职的学校继续待下去，劝他转学。这样，日高才开始正常地上学了。这种状况下，班主任老师没想着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孩子，而是选择了让孩子转学这条路。能走这步棋，真是高明。这些我们省略不谈了，只来看看“拒绝上学”这件事是否正好成为日高“自立的契机”？

这时候的“拒绝上学”，可以说是一种对学校的反抗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潮流的反抗。作为自立的反抗，不一定总是直接针对父母的。可以是针对缠绕着自己的环境、要把自己吞进去的什么东西。但比起针对父母的反抗，与时代潮流的对抗会更加艰难。还是少年的孩子，起身反抗却又几乎被压垮，被逼得只能想着去自杀。

在鹤见的事例中也能看到自杀的意图。非常剧烈的人格变容，象征性地用“死与再生”的过程来表现，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人格急剧变化时，其背后一定有着形形色色的“死”的形式在起作用。当然，我们要极力防止自杀成为现实。如果少年鹤见或者少年日高自杀成功了，现在的日本就缺少了两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自杀，无疑是“恶”。可是我们一味地排除自杀的意义，也有些不太合适。正因为经历了自杀，有了要死的经历，才成就了两个少年日后超出常人的自立精神。

孩子们胆敢实践大人们认为的“恶行”，就是一种对大人的明确宣战。“我绝不会按照你们期待的那样活下去的”，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成人以后如果有机会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很多人会意识到，能够成为自立的契机的，总归在某种意义上跟“恶行”有扯不断的联系。这当然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搞得不好，会完全堕落到恶行的道路上去。不过，这个世界上，能完全排除危险成分并且很有意义的事情，好像不太多。

4.恶与想象

创造性，得靠着想象来支撑。没有想象力，也就不可能有创造性存在。当然，我们说的想象，也有程度的差别。随意的逃避性的想象，大概也只能跟人格的非常表层的部分发生关系，稍微动动脑筋，谁都做得到。能够引申到创造性的想象，是要跟自己的整体存在挂钩的。有时候，想象的功能会自行活动，其能量靠理性已经无法控制。

想象跟“恶”脱不了干系的情况很多。小时候，沉浸于“坏的空想”的人不在少数。跟性有关的事情、偷钱、暴力、偷懒……想象深入下去，就会牵扯出很多平常被压抑着的内容。

想偷东西

跟作家田边圣子[9]就“孩提时代”交谈过。她的父母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处事很有原则，家里经济状况也很好。可以说她出身于一般意义上的“好家庭”，有着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

这样，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呢？可是见面谈谈，听她首先说到自己小时候迷迷糊糊不知怎么老是迷路，再就是作为“少年时期的经历”，能回忆起的都是些坏事情。这里介绍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

田边先生谈到了偷窃。“可以说是偷窃的冲动吧。还是上中学的时候，真让人伤脑筋。附近有家很大的旧书店，店员很少，不可能看得过来。真的，只要顺手一拿，肯定可以得手。想过好多遍，偷了吧，可最终还是没能下手。而且奇怪的是，老是在自己手头钱很宽裕的时候想干这事儿。”这种情况从小学六年级持续到中学二年级，为了抑制这种冲动，真没少费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偏偏在有钱的时候”想去偷东西，那肯定不是经济上的问题啦。

后来，这种偷窃的冲动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地消失了。接着，田边先生就开始“模仿”着写小说了。同学们读着觉得很有意思，也就促使她连续不断地写下去。听到这些，我自己在想，“偷窃的冲动”和“创作活动”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着关联。

有关“偷窃”，后边还会详细讨论。田边先生的这种状况，应该说，在用创作的方式把自己内在的东西向外表达之前，有一种把外在的一切吸收到自己内部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并没有活跃在意识的层面，只在个人存在的更深层面上蠢蠢欲动，并往往表现出“恶”的形式，以“偷窃的冲动”显现出来。而且想偷的是旧书，这一点也很有意思。田边想“盗取”的是自古以来的知识啊、故事啊以及讲述这些的手法等等吧。因为田边家严格的道德伦理观念，很幸运，这件事情并没有得以实施。不需要真的做出来，这件事情的意义，已经被田边吸收，最终以“创作”的形式流淌出来。

邪恶的创造者

在思考田边的偷窃和创作的关系时，想起了萧沆[10]的话：“一切善良都不可能创造，因为善良太缺乏想象力。”这真是句名言。

在考虑“恶”的问题时，如果以一种严厉的一神教式的态度来裁定善恶，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如果试试用多神教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又会怎么样呢？这里专门说一神教式和多神教式，主要考虑到，有这种可能，个人信仰的是一神教，但日常对人生的思考却吸取了一些多神教方式的内容。锡拉丘斯大学神学部教授大卫·米勒就是这样一个信奉着一神教、又展开多神教式思考[11]的人。这里面介绍了被称为“巴尔干的帕斯卡”[12]的萧沆的思想。萧沆对明确区分善恶、排斥一切“恶”的一神教思考提出了逻辑性的批判。

刚才引用的萧沆的话出自《恶质造物主》，我们继续引用一段看看。

“难以相信天父、善良的神插手了‘创造’这样一桩丑事，确实让人无法相信。上帝，与创造没有任何瓜葛，创造的权限只属于那种堕落的（低格调的）神、那种随便干什么事都不带脸红的神。这还用举例说明吗？一切善良都不可能创造，因为善良太缺乏想象力。可再怎么说它上不得台面，创造一个世界总归还是不能缺少想象力的。”

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创造，就需要想象力。而善良的事物因为缺乏想象力，对于创造来说，就是废物。所以，萧沆推论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神必定是一个“恶质造物主”。有关宗教的部分略去不谈，这里说的“一切善良都不可能创造”跟本章中的很多例子在“恶与创造”方面真是相互呼应。

生在优越的家庭，一直当个“好孩子”，田边圣子大概就不会产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手边并不缺钱，与创造密切相关的心灵活动以“偷窃”这样一种恶的形式显现出来，我们万万不能忽视这个现象。而且，当时田边本人所处的状态连自己都摸不着头脑。

说这么多，并不是要无条件地赞扬“丑恶”。毫无疑问，“恶”带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前边提到的少年鹤见和日高，如果真的自杀成功了，那就太令人惋惜了。

不幸中的万幸，日高有一个出色的班主任。鹤见的事情前边没有详细说，当时，他父亲认为把他和母亲（实际上是和日本这个母性社会）隔离开比较好，决定送他去美国读书。从这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来，要将“恶”扭转到正面，经常需要第三者的力量。通常，这会是一个扭转局势的关键因素。当然，很难下结论说一定需要第三者参与，像田边，谁也说不清楚情形为什么突然就变了。

看起来，“恶”真不是一个简单地能捕捉得到的东西。很棘手，既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没有“恶”就万事大吉了，也不敢说“恶”越多越好。它经常表现出难以预料的两面性和相悖性。所以，我们先从“恶与创造”入手，接下来，应该从头考虑的是，“恶”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