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中国确定改革开放之季，正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勃兴之季。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时，正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席卷全球之时。可以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与新自由主义重塑世界秩序正好合拍。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与西方趋同，无法摆脱苏联与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宿命。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一个建立在生产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要求各国开放市场，全面实施私有化；要求政府回归守夜人角色，让市场重新自我管理。这种19世纪“自由放任”在全球范围内的“返祖”现象忘记了当年马克思的批判，必然导致当年自由资本主义所有弊病重新流行于世界：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伴随着这一全球性的自由市场化运动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世界进行了政治改造运动。但这一改造带来的是战乱、极端主义、涌入西方的难民潮。这一秩序发展到今天造成了西方自身危机重重，制度失灵、社会失范、政治失序，民粹主义盛行。目前作为新自由主义始作俑者——英美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袭，使得开放的全球经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停滞状态。在这种政治经济的矛盾与危机下，西方人开始寻求“后真相、后秩序、后西方”的出路。

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盛行于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也在发展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加入国际生产链。这一切像中国顺应了新自由主义的潮流，走向社会转型的宿命。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让许多这样期待的人失望了。中国人在这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却走出一条不同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内在的制度特征并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范式要求。中国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这种领导使中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异于新自由主义的规范要求。尽管这一制度还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为中国规避了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富起来”，并且正在使中国“强起来”。

中国人民在这种秩序下发展的经历并不轻松。由于先天的经济落后，中国在国际生产链上最初只能从低端开始，一步步追赶发展的巨大落差，从可怜的国际加工费中一点点积累，面对苛刻的“入世”条件咬牙接受，在依附式发展的道路上，坚韧不屈，奋力前行。可以说，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不能克服发展的艰难，不能摆脱不发达的困境，从依附式发展走向自主发展。中国体制的特殊性，使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时刻提防着“颜色革命”的冲击，不断地承受着“改弦易辙”的压力，努力为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中国忍辱负重，多方周旋，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硬是在一个敌视的国际环境下，使自己的制度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可以说，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内稳社稷，外御侵扰，使自己从战略被动开始走向战略主动，从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他信开始走向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虽然中国的发展经历，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在许多地方不合“常理”，有太多的“粗俗”、“猥琐”、“鄙陋”。但“发展是硬道理”，成功者的辉煌胜于落魄者的教条。毛泽东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今天，毛泽东的这段话仍具有现实意义，让那些用新自由主义的眼光、用西方的套路看待中国发展的人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的发展成就正在证明，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胜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

一百五十多年前，世界也经历一种自由主义秩序转型，工业革命与市场开放带给世界第一波自由主义的冲击。当时的中国因为没有适应世界的变革，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才落得悲惨的境地，一步步沦为世界列强“刀俎”下的“鱼肉”，一个硕大的帝国最后沦落为“东亚病夫”，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失去光泽，民族屡受外族欺凌，内部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国将不国。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沉沦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根本扭转。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中国，不屈抗争，经过百年奋斗使中国站起来，但是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贫穷的面貌。在20世纪末的第二波自由主义的世界冲击下，中国不再封闭、不再守旧，通过改革开放，使自己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使之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下较好地做到了趋利避害，抓住了世界市场的开放与要素流动的契机，通过独特的政治优势创造出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带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完成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巨大飞跃。这一发展使中华民族的命运出现了自1840年以来根本性的转折。从摆脱外来侵略压迫，受制于贫穷落后，走向独立自主，走向繁荣富强；从世界的边缘正在走向世界中心，向着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阔步迈进。

只有现实的对比，历史的比较，才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产生认同，才会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下中国趋利避害、砥砺发展有客观的认识。当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尽善尽美，存在着许多不足与失误，但只有认同这一发展道路，才会努力完善这一道路；只有追求完美，才会不断克服与防范制度中出现的弊端。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

最后，我要对为此书的写作与出版提供帮助的有关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此书写作与出版得到了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金的资助。没有这一机构对我2011年申请的项目（生产、世界秩序和中国的发展）的资助就不会有此书的出版。在这一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变化让此书的写作几易框架。本书最后的写作完成于2015至2016年，全书的核心部分完成于2016年。这一年下半年我在浙江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作驻院访问学者，在这一期间，我完成了此书的初稿。浙江大学美丽之江校区和以朱天飚教授为首的行政团队为我完成此书的写作提供了舒适的环境和周到的保障服务。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施敏和郭艳娟女士为本书的编辑与校对做了大量细心的工作，避免许多文字上的失误。对此，我对两位真诚地感谢。

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