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1987年是笔者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以下简称《文选》）⁽²⁾的下限。三十年前，风格研究和语境研究是西方中国画研究的两大面向。三十年来，中外的艺术史学对中国画的研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在讨论问题的前提方面，艺术史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对话，现已很难简单地用“国内–海外”来做界说。关于“内–外”的关系，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³⁾以参与编写《中国艺术手册》（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t，以下简称《手册》）的二十多位作者为例，他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分门别类表述多元互动的立场和不断扩展的视阈。⁽⁴⁾从2012年夏天开始，笔者在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系列讲座，评介1988到2015年间的相关课题。⁽⁵⁾与此同时，笔者发表了关于高居翰（James Cahill）⁽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⁷⁾、艾瑞慈（Richard Edwards）⁽⁸⁾、谢柏轲⁽⁹⁾、柯律格（Craig Clunas）⁽¹⁰⁾的一些评介文字，呈现学科发展出现的变化走势。

同时，在学术研究的条件上，计算机和网络化使跨学科综合信息（一手和二手文献数据库）⁽¹¹⁾和中国艺术史专业信息⁽¹²⁾向所有对中国绘画有兴趣的网民开放。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专业人士了解学术研究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意义更为突出。互联网使国际学术界通力合作研究中国绘画有了基本平台。在此平台上，学术研究的格局不断扩展。不妨比较一下谢柏轲的“西方中国画研究综述”和《手册》的结构。前者以一人之力综述中国画研究，共四个部分：I．风格研究；II．理论研究；III．内容研究；IV．语境和赞助人研究。后者作为有益的工具书，门类涉及书法、卷轴画、雕塑等，由中外各国学者的团队完成。除包华石的导论和蒋人和的概述外，共25章，分五个部分：I．制作和流通（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II．再现和真实（Representation and Reality）；III．理论和术语（Theories and Terms）；IV．物品和人物（Objects and Persons）；V．语词和图像（Word and Image）。

随着中国和海外中国画研究的齐头并进，艺术社会史的考察日渐趋于博大精微，使过往的单一语境中的“视觉命题”考察转入跨语境范畴，切实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画及其观众关系的认识。按照《世界3》本辑的主旨，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元代艺术研究，集中地体现国内外中国艺术史学和人文学科发展的特色，包括历史、艺术史和元画艺术社会史三个层面。一、历史的通识：大航海之前的世界图景；二、艺术史的通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视觉命题”；三、元画艺术社会史的通识：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由此引出艺术社会史的诸多面向。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长期被忽视的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的关系。围绕这一重点，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元代艺术研究，引出艺术社会史的诸多面向，进而对整个人文学科演变的大势得出较为深入和独特的观察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