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对社会原境的发问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各种理论话语的推动下对于中国近代建筑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观察。从研究视角而言，城市史对于“建筑”的定义并不仅仅限定在纪念碑式的建筑（monumental architecture）或者在形式和观念上具有原创性的重要作品，而是默认其包括了城市中的一切建造物（artifact），因而城市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建筑”的概念扩展到了更广义而复杂的“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从研究目的而言，城市史研究通常不仅仅为了理解建筑本身，也不是为了探究产生建筑物的专业设计和建造过程，而是建筑作为社会变迁的物质容器或表征时所具有的意义。从研究对象而言，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不同的话语和观点都投向上海，形成了“海外上海学”这一独特的现象；此后对其他城市的研究日益增多，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和城市的认知也随之越来越复杂和多义。

3.1　“海外上海学”与现代性之辩

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对上海情有独钟，这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上海的历史文献保存较为丰富完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海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现代”、最“西化”的城市，对于上海的发问得以指向西方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特别关切的“现代性”议题。

这一发问最早指向的问题是，一种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近代城市空间是如何产生的。按照20世纪50至70年代盛行的哈佛学派的观点，中国的“现代转型”总是在两种力量的同时作用下发生，一种是由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外部冲击，第二种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主要是上层精英）对这种外部冲击的“回应”（response）。虽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建构这一解释模型时特意强调了这种“回应”所具有的主动性，但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家观念的控制下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因此一个强有力的外来冲击是发生转型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冲击–回应”模型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20世纪80年代罗威廉（William T. Rowe）关于晚清汉口商业社会的研究。⁽¹⁵⁾罗威廉不同意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作为一个城市是否“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采用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认为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以一个城市中是否出现市民社会和市民自治为依据来区分传统与现代城市。通过对汉口商会档案的研究，罗氏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没有外力“冲击”的情况下同样有可能在地方精英的领导下产生一定程度的市民社会和市民自治，从而在不需依靠外力的情况下进入“现代转型”。

罗威廉的研究，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后韦伯”时代，虽然他所关注的更多是城市中的社会和政治空间，但后来的研究者将这种思路进一步拓展到了城市的物质空间，因此“海外上海学”在早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内在驱动力和传统延续性的强调，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城市空间改造的研究即是早期较有影响的尝试［图3］。⁽¹⁶⁾安克强指出，这一时期包括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城市空间现代化工程，看起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技术精英主导下的产物，但却不能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而是与晚清的“自强运动”“地方自治运动”，甚至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一起，构成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人在租界主导的现代化几乎并行发生的中国精英阶层主导的现代化。安克强沿用罗威廉的视角，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培育的“地方精英”虽然在表面上未能主导1927至1937年间的这次城市空间改造，但仍然在资金筹措、工程实施、市政管理等多个实际操作层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和卢汉超（Hanchao Lu）的研究则展现了上海近代城市空间中常常被忽略的“传统”的一面。张通过对上海开埠前后的历史文献和地图的比较发现明代中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关系，一些重要政治、宗教、商业场所的位置，以及上海县城和周边郊区农村在文化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开埠之后都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并融入近代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¹⁷⁾卢汉超在他对20世纪上半叶组成上海大部分人口的“小市民”及他们生活的里弄街区的研究中则发现，在上海这个“因为‘现代’而与中国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的地方，里弄街区才是占地最广的一种城市空间，并为城市中下层市民提供了一种可以不依赖大都市生产消费模式的自给自足的空间［图4］。⁽¹⁸⁾卢因此认为：“近代上海是由两幅不同的图景组成的。……一幅是大都市的图景，是现代技术进步的巨大受体。……但如果我们从时尚的主要街道向内走几步，去看看那些绝大多数普通上海人生活的后巷，我们会发现另外一幅图景。……小城镇式的日常生活或许是对这个场景的更适宜的描述。”⁽¹⁹⁾

作为哈佛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李欧梵（Leo Ou-fan Lee）的著作《上海摩登》则在对费正清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供了与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的“海外上海学”有所不同的视角［图5］。⁽²⁰⁾李欧梵并没有刻意探寻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驱动，也没有强调现代化所不能及的传统的一面，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的现代性”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描述这个新的问题。借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中国的世界主义”（Chinese cosmopolitan）的概念，李欧梵认为近代上海租界内“西式”的城市景观及空间要素如林荫道、商业街、摩天楼、公园、咖啡厅等，共同构成了20世纪30至40年代寓居上海的作家的日常生活空间，他们的一些看似模仿西方作家的写作，实际上部分地来自上海所提供的真实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海的“西式”建筑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都可被视为一种“中国的世界主义”。

“海外上海学”在近十年的一个新的方向，是在“后殖民”理论的启发下试图在上海寻求现代性的多种可能及其表述方式。例如孟悦借用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两种资本的历史”（two histories of capital）的观点和“重叠”（overlapping）的概念来理解19世纪末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及其在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游客笔下不同的表达方式。⁽²¹⁾而梁允翔（Samuel Y. Liang）则认为伯曼（Marshall Berman）关于“复数的”现代性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上海，也就是说，上海同巴黎一样，也先后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体验：一种是追求“欢愉”（pleasure）的19世纪的现代性，另一种是追求“进步”（progress）的20世纪的现代性［图6］。梁通过分析《点石斋画报》和小说《孽海花》这两种文献，认为上海19世纪的现代城市文化中心位于法租界与华界交界的那些街道、里弄、店铺、茶馆和戏院之中，而创造这种早期城市现代文化的并非是西方侨民，而是从江浙一带搬入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寓居者（sojourner），尤其是那些“被新儒教价值体系挤压到社会边缘的人群，比如无意功名的文人、四海为家的商人，以及他们在城市中的情人”。女性是这种现代性体验重要的创造者和参与者。⁽²²⁾

3.2　从上海到“上海之外”：现代化、现代性的另一面与“另一种”现代性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海外上海学”研究的黄金时期，这座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西方历史学界的关注。但对上海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随之引起一个广泛的疑问，那就是上海是否仍然像20世纪50年代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所称的那样是“打开现代中国的钥匙”，⁽²³⁾或者说上海是否真的可以被视为整个中国现代城市经验的缩影。1996年，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召集了一次题为“上海之外：民国时期中国的城市想象”（Beyond Shanghai: Imagining the City in Republican China）的国际会议。在会议的宗旨中，周锡瑞指出，从上海到“上海之外”，最主要的意图就是为了“试图呈现近代中国城市经验的全貌和多样性”。⁽²⁴⁾在他看来，如果传统的中国城市都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政治或军事中心的话，那么自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和不同殖民势力的影响，城市在近代中国应该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这些近代以后出现的新型城市可以概括为七种：口岸城市、都会城市、内地城市、旅游城市、铁路城市、工业城市，以及边境城市［图7］。

目前，对这些不同类型城市的个案研究仍然在持续进行。与“海外上海学”重视内生现代化和传统延续性的研究恰恰相反的是，对“上海之外”的研究主流是对这些传统上并不是典型现代城市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例如史明正对民国初年北京城市空间现代化的研究；⁽²⁵⁾罗芙芸（Ruth Rogaski）对天津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研究；⁽²⁶⁾司昆仑（Kristin Eileen Stapleton）对20世纪初成都现代化过程的研究，⁽²⁷⁾以及邵勤对沿海中小城市南通的研究等。⁽²⁸⁾随着这些个案研究的展开，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具有不同历史条件、承载不同现代功能的城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都经历了一轮十分类似的空间大改造。虽然执行的主体、过程、程度和意图可能各不相同，但这个空间改造的过程都在原有的城市中或多或少地增添了一批几乎完全相同的城市空间元素，包括现代化的地下基础设施，笔直正交的道路系统，以及公园、广场、火车站、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设施，与这些物质元素相对应的则是现代市政机构和制度的设立。在租界以外，这些近代城市改造项目的发起者、主持者和执行者大多是中国的上层精英，他们所追求的城市空间图景，有些以著名的西方大城市为蓝本，有些则仿效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城市中的外国租界。而如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对武汉的研究⁽²⁹⁾以及莫林（Charles D. Musgrove）对南京“首都计划”的研究⁽³⁰⁾中所显示的，在由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中心转移所引起的中国精英阶层的大迁移过程中，这个“进步”和“现代”的城市图景被进一步带到偏远的内地和中小城市。

除了对“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以外，对传统“延续性”的观察同样也在“上海之外”的研究中有所体现，王笛对近代成都的系列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图8］。⁽³¹⁾作为罗威廉的学生，王笛承继了“后韦伯”式的观察视角，对成都的街头文化和茶馆这两种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存在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进行了观察。如果我们将王笛和司昆仑的研究进行比较，并参考卢汉超对上海“小市民”日常生活空间的观察，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下层”或“普通人”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几乎所有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城市中，剧烈变化的精英空间和相对稳定的大众文化空间总是共存的。

另有一些学者关注的则是在普遍的现代化过程以外，是否存在着由于独特的地缘条件和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另一种”现代化。如董玥（Madeleine Yue Dong）对1927—1937年间北平的研究显示，失去首都功能和资源以后的北京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面前，力图通过对明清皇家建筑的保护、修缮和改造，打造一个现代的“旅游城市”［图9］。⁽³²⁾汪利平对20世纪初期杭州的研究，则发现了一段为了发展旅游、振兴本地经济而拆除清代满城，再造“南宋西湖”的历史过程。⁽³³⁾柯必得（Peter J. Carroll）对近代苏州的研究则显示了参与这种“传统重构”的复杂的社会力量。研究中叙述了苏州文庙在民国政府主持下的数次重修，以及1905和1910年在日本知识精英的倡议下进行的两次寒山寺的重修。前者代表了利用、复兴和再释“传统”的官方力量，而后者则展现了在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想象”中发挥的作用。⁽³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