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林传稿》所记黄宗羲一系学者

在《儒林传稿》对浙江经学者的记述中，浙东学者，特别是黄宗羲一系受到格外的重视，值得关注。

总体上说，《儒林传稿》中浙江经学人物有重要的地位，全书记载了48位浙江学者，其中经学正传6人，在全部44个正传人物中约占14%（算附传人物则有17人），经学人物的数量及其占全书总记载人物的比例仅次于江苏，浙江籍学者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而在浙籍经学人物中，黄宗羲一系浙东学术人物尤为重要。6个正传人物中，浙东的黄宗羲、万斯大、全祖望都是正传，占据浙江经学正传人物的半壁江山，举足轻重。如果将毛奇龄、邵廷采都算为浙东学派中人，浙东学术人物所占比例更高。

《儒林传稿》对黄宗羲一系学术人物的记载相当突出。首先，阮元明确肯定了黄宗羲的学术地位。他不仅为黄宗羲立传，而且诩为与河北孙奇逢、关中李颙鼎足而三的清初大儒⁽⁴⁾。为此，阮元还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黄宗羲在明末活动较多，且有反清举动，又不仕清朝，将这样的人选入《国史儒林传》，是有违反正统的嫌疑的，所以阮元在《儒林传稿凡例》中为黄宗羲立传一事特加说明。⁽⁵⁾除了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提到首位的顾栋高，黄宗羲传位列孙奇逢、李颙之后的第三位，这显然是对其学术地位的高度肯定。尽管后人改以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为清初三大儒（其他两人也被阮元记入《儒林传》），但对黄宗羲的定位一直没有改变。

《儒林传稿》不仅肯定了黄宗羲在清初学界的领袖地位，而且以其为浙东学术的代表。阮元明确黄宗羲一系学者有阳明学传承。黄宗羲师从刘宗周，并继承其事业，记载和发挥了师说。黄百家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详细记载其父的学术渊源，⁽⁶⁾后来多位为黄宗羲立传的学者都认可这一点。《儒林传稿·黄宗羲传》称：“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鲒埼亭集》，闻诚意慎独之学《通志》。”⁽⁷⁾阮元将这一确切记载黄宗羲学术宗旨的话，置于其经学成就之后，既是客观记述，又淡化了黄宗羲的阳明学色彩。与黄宗羲子黄百家所作《行略》相较，对比尤为鲜明。黄百家着重介绍黄宗羲“表显师门之学，发前人之未发者，大端有四”⁽⁸⁾，最后才介绍其经学、史学成就，这显然更加符合明代学术的特点。而阮元对黄氏学术叙述次序的改变，反映了乾嘉学术关注重点的转移。

浙江是阳明学的主要传承地区，阳明学传人很多，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对此多有记载。清代浙江阳明学继续传播，刘宗周是重要一支。阮元的《儒林传稿》所记众多浙江江阴学者，基本都是刘宗周的弟子，并主要划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陆世仪、沈昀、张履祥、刘汋、沈国模、韩孔当、邵曾可、邵子贞等，其事迹见于《陆世仪传》；另外是黄宗羲一系，如万斯大、全祖望、邵廷采等，分别有《黄宗羲传》《万斯大传》《全祖望传》《邵廷采传》四个正传。

《儒林传稿》记载黄宗羲的学术传人，是对其学术地位的表彰。黄宗羲一系被记载的约有10人，正传占比更多，而且是作为经学人物，《儒林传稿》中经学者的地位高于理学者，显示阮元的尊崇之意。黄宗羲弟子较多，除其子黄百家外，万斯大、万斯同兄弟较为重要。《儒林传稿》着重记载了万氏兄弟。《万斯大传》载：“（万）泰，明崇祯丙子举人，与陆符齐名，诗兼史事，宁波文学风气，泰实开之。入国朝，以经史分授诸子，使从黄宗羲游，各名一家《浙江通志》《鄞县志》《南雷文约》《潜研堂文集》。”⁽⁹⁾万斯大作《梨洲先生世谱》，即自称门人。⁽¹⁰⁾另外《儒林传稿》记：“斯同……从黄宗羲得闻蕺山刘氏之学，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及……《明史稿》出于万斯同，斯同之学出于宗羲也许宗彦说，见《续经籍志》。”⁽¹¹⁾

阮元还以全祖望为黄宗羲事业的继承者。他在浙江学政任上，即对全氏学术有较多的了解，其《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说：“予视学至鄞，求二万氏、全氏遗书及其后人。”“万、全之学出于梨洲而变之，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学术所以校昔人为不惮迂远也。”⁽¹²⁾《儒林传稿·全祖望传》虽然没有明确指全祖望的学术出自黄宗羲，但该传作于《经史问答序》数年之后，以全祖望为黄宗羲事业传承的意思隐隐可见。传曰：“全祖望……鄞县人……南归后，修南雷黄氏《宋儒学案》，校《水经注》，续选甬上耆旧诗，撰《丙辰公车征士小录》。”⁽¹³⁾阮元对黄宗羲的记载主要是依据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全祖望整理黄宗羲的遗著，介绍黄宗羲的生平，晚年又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确实继承了黄宗羲的事业。

《儒林传稿》关于邵廷采与黄宗羲的关系记载尤为详细，传云：“康熙间廷采为诸生。与徐景范皆从孔当受业，又尝从黄宗羲问学。廷采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始事矣。河间李塨贻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大学士熊赐履等以辟王学为己任。廷采曰：是不足辨，顾在力行耳。廷采私念师友渊源及身而斩，乃思托著述以自见朱筠《笥河文集》。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忠清节义，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于矩准，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张兆鳌、黄宗羲等奉教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明移民所知传》、《姚江书院传》、倪文正、施忠愍诸传数十篇。”⁽¹⁴⁾

黄宗羲的其他弟子还有被收入儒林传者，如江苏山阳杨开沅，对其事迹的主要介绍就是他曾问学黄宗羲。“开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学于黄宗羲，尤明于河漕之利害刘信嘉、周龙官《状》《传》。”⁽¹⁵⁾

总之，阮元在《儒林传稿》明确记载了黄宗羲与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等人的传承体系。

阮元着重记载黄宗羲一系学者的经学观点及其成就，表明他的重视态度。阮元辑纂《儒林传稿》，对治经的人特别尊崇，列为正传的人尤其经过精心挑选。黄宗羲这一系都被定为经学人物。阮元在黄宗羲传中先记其经学旨要：“宗羲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毕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意在将其描写为反对明人讲学的领军人物。接着介绍黄宗羲的经学成就，重点是《易学象数论》，借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其“乃以郑康成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占法，《国语》伶州鸠之对证六壬，以订数学。其持论皆有依据”。⁽¹⁶⁾

注重经学成就，是《儒林传稿》的题中应有之意，阮元更是刻意要说明黄宗羲是清初批驳宋人易学的干将。其介绍黄宗羲的《孟子师说》二卷载：“以其师刘宗周于《论语》《大学》《中庸》，皆有成书，独阙孟子，乃述其所闻，阐发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亦不尽主姚江之说。”兼采全祖望《鲒埼亭集》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孟子师说》提要的记载，意在凸显黄宗羲的经学超过前人的成就。阮元还介绍了黄宗羲的天文学。治经离不开天文舆地术数，阮元尤好天算之学，因而《儒林传稿》重视天算学，是一个特点。阮元介绍了黄宗羲的《大统法辨》《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等，特别说“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¹⁷⁾此说取自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¹⁸⁾是对黄宗羲的高度肯定。阮元曾主编《畴人传》，记载了中国古代天算学方面取得成绩的学者，其中专门介绍了清代学者的成绩。这为《儒林传稿》的编辑提供了参照，《儒林传稿》的黄宗羲等人传记再次介绍他们在天算学方面的贡献，是在治经成绩之外的另一层肯定。

《万斯大传》以记载传主的经学成绩为主，称：“（万）斯大治经学，尤精《春秋》、三《礼》。于《春秋》则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诸议，于三《礼》则有论郊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诸议《浙江通志》。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法》十余篇亦颇见推衍。《四库三礼质疑提要》。答应撝谦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核《仪礼商提要》。”这些评价都截取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现成文字，简明扼要地描绘出传主的主要成绩。同时还强调传主与宋学不同的一面，“其学根柢三《礼》，以释三《传》，较宋元以后空谈书法者殊”。⁽¹⁹⁾而且指出其学术不足：“然其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学春秋随笔提要》，置其非，存其是，未始非一家之学《学礼质疑提要》。”⁽²⁰⁾这既寄托了阮元本人反宋学的偏好，又表达了不偏袒的态度。

《全祖望传》记载传主的经学成就主要在《经史问答》。“祖望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录为《经史问答》十卷，足启后学见本书。”⁽²¹⁾所记虽然平淡，实含阮元本人的推崇之意。阮元在浙江任官时，曾为《经史问答》作序，盛赞全祖望其人“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对《经史问答》则认为“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亭林《日知录》相埒”。⁽²²⁾《儒林传稿》对全祖望《经史问答》的介绍，就是这段话的缩写。《儒林传稿凡例》称，“凡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不敢杜撰一字”，“私家状述，涉于私誉者，谨遵馆例，一字不录”。⁽²³⁾意即必须用别人现成的记载，绝对不能凭空杜撰。而《经史问答》前人并无现成评价，表彰之意实来自阮元本人。后者既不能明用己言，自违其例，又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表彰全氏的经学成绩，办法就是从所作序中截取数句话，含糊其词地注称见于全氏本书，从而保留其对全祖望的推崇之意。

经学之外，阮元还介绍了黄宗羲及其后学的史学成就。黄宗羲一系浙东学者的史学成就特别为后世所称道，《儒林传稿》对此也相当重视，着墨甚多。黄宗羲自不用说，其史学成就众多，也最为后世景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方面：一是学术史的编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开创了中国学案体史书的先河，对于后世的学术史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二是对修明史的贡献。黄宗羲不肯仕清，但是对修《明史》却非常关心，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儒林传稿·黄宗羲传》记述了传主在这两方面的成绩。整理学术史方面，《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自然成为重点。“《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流派分合，得失颇详。”“晚年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²⁴⁾修明史方面，则记载：“宗羲虽病，而（《明史》）史局大案必资之。”“史学则欲缉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国史，取详年月，二野史，取当是非，三家史，备官爵世系。”⁽²⁵⁾《儒林传稿》对黄宗羲史学的介绍基本来自全祖望《鲒埼亭集》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²⁶⁾但史学的位置次于经学，先经后史，是《儒林传》必须遵守的规矩，也反映了阮元本人的学术标准。

黄宗羲的传人中，《儒林传稿》着重记载了万斯同的史学成就。本传除指其学有渊源，是黄宗羲传人之外，一方面称其史学功底扎实，“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潜研堂文集》，尝作明开国以后至唐、桂功臣将相内外诸大臣年表，以备采择李邺嗣《历代史表序》”。⁽²⁷⁾另一方面则重点介绍了他对于修明史的贡献，指出：“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稿为本而增损之，鸿绪稿实出斯同之手《潜研堂文集》。”⁽²⁸⁾万斯同所撰《明史》在廿四史中颇受好评，阮元所论不虚。至于邵廷采，《儒林传稿》虽将其作为理学人物，也明确肯定他在记载浙江阳明学传承方面的贡献。

在《全祖望传》中，阮元主要是称道传主的史学，特别是续修《宋元学案》和校《水经注》等事业。⁽²⁹⁾这是全祖望的重要史学成绩。阮元见过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稿，《浙江图考》中予以引用。⁽³⁰⁾但全氏补撰的《宋元学案》刊行于道光年间，阮氏辑纂《儒林传稿》时尚未刊刻出版，阮元可能从董秉纯等人撰写的《谢山先生年谱》等处获悉，而未曾寓目，所以仅仅提及而未加详细介绍。阮氏在浙江任职较久，曾广求浙江学者著作，包括全氏遗书，并见过《鲒埼亭集》（《儒林传稿》即多处引用），还为全氏《经史问答》作序，显示其对全祖望的著作有较多的了解。此外，全氏补本的抄本甚多，也不能完全排除阮氏见到《宋元学案》补本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