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说：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
当胡适还在太平洋彼岸撰写博士论文之际，其脑海中就萦绕着一个在他看来新中国必须正视的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为此，胡适认为要有组织地吸收新文化，以避免旧文化的消亡。而关键在于找到调和新旧文化精华的基础，重建自己的科学与哲学。具体到胡适面对的哲学领域，他提出：“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1)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胡适将博士论文加以增补，写成《中国古代哲学史》讲义，承认“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2)
胡适所说的中外两大学术思想潮流的汇合，的确长时期困扰着中国人，造成民族精神的高度紧张。胡适自认为找到了调和之道，因而可以心安理得，泰然自若。但在其他学人看来，可能还是剪不断，理还乱。作为中西新旧变相的传统与现代，往往相互缠绕，并非如当事人及后来者所以为的截然分立。清学之于近代学术的纠结，即为典型之一。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存在着一种相当吊诡的现象，旧学家不必论，新进学人一方面由于清代学者对历代典籍做过相当系统的整理，为近代学术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同时也为知识结构相去甚远的新一代学人提供了批评检讨的对象，所以近代学人往往好谈清代学术，或者说，近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很难脱离清代学术的渊源。另一方面，在近代学人的清学论述中，无论整体还是具体，因为立场各异，观念不同，看法悬殊，言说不仅有别，甚至大相径庭，令人感到清代学术为一回事，后来的清学史述说为另一回事。即使今日学人的认识高度一致，也未必与清代学术的本相乃至前代学人的叙述吻合。胡适后来因傅斯年等人的批评，连“中国哲学”也弃而不用，早年的自信其实相当盲目。也就是说，近代学人心中的近代，夹杂着许多的清代，与西式的本原有别，而他们所说的清代，又经过西化的折射，多少有些变形。
在近代学人的清学史叙述中，影响后来相当深远的首推梁启超和钱穆。梁启超自清季即展开清学史的论述，因为年少胆大，论点和论据都不够稳定，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情形，较政治领域有过之无不及。后人的研究，因为对于所涉及的史事学术缺乏入木三分的洞见，又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能充分注意时空顺序位置，往往将生平活动与学术思想相分离，看不到学术思想发生及演化的历史进程，着重于恒定不变的截面。民国时梁启超一度站在汉学家的立场，撰写清代学术的历史，引起钱穆的不满，钱针锋相对地再写同名著作，辨析清代的汉宋并非如时人所认为的那样壁垒森严，为了消除门户之见，甚至尽力抹平汉宋之分，以至于令人有矫枉过正而抹杀汉宋分别之感。可是他论及民国学术的风云变幻时，还是不得不承认：
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此两派，虽不见有坚明之壁垒与分野，而显然有此争议，则事实为不可掩。(3)
在陈寅恪、张荫麟、童书业等人的叙述中，汉宋之争的变相，就直接标名为新汉学与新宋学。照此看来，中西缠绕之下，近代中国学术界不仅只有新旧之分，拨开不断颠覆前人反对传统的激进表象，清代学术的余荫还有深层的制约作用，使得近代学术在加速趋新以至于脱胎换骨之际，仍然包含许多的“旧”。
今人所讲清代学术的汉宋古今，看似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实事，其实很大程度已是历来学人的认识层垒叠加的产物，视为清学史叙述的演进变异则可，若完全视为清学发生演化的本事，则不免似是而非。以汉宋分争为主线脉络，甚至全用汉宋眼光理解清代的学术，多为阮元以下历代学人依据后来生成的观念逐渐系统化的看法，而非乾嘉以来复杂的实情。而且后来不断变换强化的解读，与阮元、江藩、方东树等人的本意也相去甚远。这样说并非一概抹杀清代学术存在汉宋分争的事实，而是试图指出，纪昀、戴震、阮元以及众多清代学人，未必有汉宋截然对立、此是彼非、非此即彼的观念，即使知所轻重取舍，也与后人所描述的形同实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在他的弟子那里就已经无法安放妥当，即为明证。
换言之，后来的学人因为其生存时代的环境影响，用了汉宋对垒的成见看待此前的学问纷争，以为一切都以汉宋为基准疆界，围绕汉宋而展开，忽略了汉宋不过前人学术思想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多种成分，因而其思想具有多向度的发展可能，纵然包括汉宋，也并非如后人解读。所谓“汉学讲家法，有今文家法，有古文家法，有讲训故〔诂〕声韵者，有讲典礼制度者，有讲经籍义例者，若不通家法，便非汉学。宋学讲宗派，有程朱学派，有陆王学派，有种种学派，若不守宗派，便非宋学”。(4)可是各种家法门派的讲究，还是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当事人与讲述者犹如本尊与分身，虚虚实实，形似而实不同。而一旦诸如此类的条理系统形成，开宗者多是学术史上的大人物，他们的看法自然会被众多学人所传递和扩展，从而进一步造成观念即事实的幻象。再后来的学人往往误以为历史本事，循着既定的思路不断强化和变化。至于自以为是的门外文谈，所论更是其本人的思想，除了暴露与清儒的隔膜以及对清学见识的浅陋外，对于清学史的研究很难有所贡献。真是应了当年江浙士人讥讽岭南大儒陈澧的话，不是不分汉宋，而是分不清汉宋。
如果没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经今古文学之争是否会上升为全局性问题，大可疑问。清人大都古今兼治，熔为一炉，很少有纯粹的今文家或纯粹的古文家。直到清季兴学，制定新式学堂章程，读经内容也并未排斥今文。况且讲今文不止常州一派，而常州学人论学，存在多种指向，并非一味从今文家的立场着眼立论。今人但以后来划定的今文眼光检视，则一言一行无不是今文家的言论行事。更有进者，今文家固然都讲公羊学，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讲公羊的都是今文家，二者如何分别，诚非易事。嘉道以后，公羊学盛行一时，朝中大员如潘祖荫、翁同龢等，据说都颇好公羊。他们屡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天下士子自然风从响应。康有为转向今文，初衷或许只是迎合公羊学盛行的时尚，以求科考功名，为其革新立业奠定基础。在那样的时代，要想获得足够的社会号召力，博取科举功名的确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名捷径。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朝野上下引起的反响明显有别，显示今文经学并不一定成为士林接受改革思想主张的障碍。直到康有为托古改制，以素王自命，而与之不合的章太炎有心立异作对，才导致经今古文学针锋相对地公开对垒，逐渐划清楚河汉界。即便如此，兼收并蓄地讲习今古文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民国时各地各校大都如此。钱穆自述：“余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5)揆诸事实，之前未必一律，之后也并未尽弃。
近代学人好以派分条理学术史，加之史学逐渐取代经学占据学术的中心主导地位，被指为着重讲史学的浙东学派受到民国学人的普遍青睐。浙东学派一事，固然为清代学人所述及，可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学人对于渊源流变、范围内容乃至人物谱系的讲法各不相同。梁启超指清代学术大致分为三段，清初为程朱陆王之争，清中叶为汉宋之争，晚清为今古文或新旧学之争。其实陆王心学从未间断，因缘浙东学术一直传承，清季民初，随着世事变迁，影响逐渐恢复扩展。迄今为止，关于浙东学派的研究，主要不是寻绎发生演化的历史，而是依据前人讲法各异的说词，不断编织言人人殊的谱系。即使逐渐形成共识，与史事也有不小的差距，甚至可能陷入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尴尬。正如前贤所指出，诸如此类的论述，实为创造而非研究历史。历史并不会因此发生丝毫增减，反而成为检验研究者见识高下正误的尺度，每一代人心中的历史将永远反复受到验证。
民国学人好讲浙东学术的一大要因，当为较易与近代西方传入的所谓科学方法相附会。他们大都抬举原本并不得意的章学诚，重新发现这一类学者的价值。而这样的再发现，很像是唐宋诸儒先受佛道两教的影响，再上溯汉儒的心性之学，其实是对一般西学方法的比附。此外容易比附者还有周易和墨学。以胡适的标准，便是用中外学术相互理解解释；在陈寅恪看来，则无疑在穿凿附会、怪诞百出之列。
自清季中西学乾坤颠倒之后，好讲科学方法，成为近代趋新学人的共相，至于什么是科学方法，各人的理解相去甚远。不过，民国学人所讲的科学方法，又往往附会于传统，尤其是清代的学术，认为乾嘉朴学与科学方法最为接近。被后人许为树立了现代学术典范的胡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为科学方法。1919年，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题为《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内称：“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6)胡适所说的科学方法，是指归纳法与演绎法同时并用，由归纳而得通则，又以通则推及同类。所以汉学家具体而有系统。胡适又将清代汉学的治学方法归纳为两点，即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以此作为自己研究方法的经典表述。1928年胡适撰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后来自称是其学术见解的一大转变，和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样，昭示学术取向的变化。文中对于清代学者治学的成绩有所褒贬，但对其治学方法的评价，并无实质改变。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7)直到抗日战争前后，才另辟蹊径。
梁启超、蔡元培、傅斯年等人也一度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最接近科学。梁启超长期以归纳法为科学方法的主要形式，后来才意识到，归纳法并不适用于历史研究。他认为：“清朝学术极发达，因为一般学者大都能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古书。这种科学精神的发动，很可以说是从辨伪引导出来的。”(8)蔡元培同样认为清代汉学家在欧洲科学方法尚未输入之前，“全用归纳法，成效显著”(9)。傅斯年出国留学前指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演绎的、悟的、理想的、独断的，而作为宋明学问反动的清代学问则是客观的、归纳的、证的、经验的、怀疑的，方法截然不同，主义完全相左。“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10)
近代学人“续清儒未竟之绪”，自以为是用近代欧洲的科学方法，因而学问上能够更进一步，精神上可以心安理得。可是在对西洋科学方法认识稍多的学人看来，未必如此乐观。傅斯年留学之后，不再盲从科学方法。唐德刚教授认为，胡适的治学方法“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11)余英时教授也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帮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12)其实胡适等人的治学方法，将中西学术交相比附，颇似蝙蝠，认真考究，既不合于清人学术，也不合于科学方法。
近代学人所指称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用后来的一般科学常识观念观察理解的认识，未必合于清代学术的本相。推许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并将归纳所得奉为自己研究方法的胡适，开始主要是套用《马氏文通》的文法之学，而清学很少归类文法，《马氏文通》用印欧语系的文法条理汉藏语文，被陈寅恪斥为“何其不通”。今日学界望文生义，误以为考证即乾嘉考据，滥言近代学人继承乾嘉朴学的情形相当普遍，由音韵训诂的审音入手的乾嘉学术，即使在专业领域也已经被误会淆乱到颠倒黑白的程度。而以扩张材料考订史实者，分明是傅斯年一脉的新史学，却自以为遵循旧学大道。至于用后来的分科治学观念看待清代及以前的学术，误读错解之处，不胜枚举。
民国学人治学，好抓两头，即重古史和清代。二者又有所区别，注意清代，除了内阁大库档案等新材料外，往往更加重视的是清代学人提出而未完成的学术问题，乃至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问题本身，大都属于古代的范围。无论学人是否称引，其所讲上古的问题，大都是清人提出或是到清代更加成为问题的问题，如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直接点明与戴震、阮元的关系；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其实也是清人已有的命题；民国学人关注宋代，同样受到清学的影响。这些显然是接着做的体现，只不过既然合乎道理，就是天下为公，不必烦琐称引。当然，清人的问题，往往又可上溯明代乃至唐宋，而有能力接着做，一般也会放眼四海，贯通古今中外，进而取得重大进展。这可以说是民国学人成就超过前人的重要因缘，可以证明接着做较对着干更有价值。
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折射出整个近代中国在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缠绕中遭遇的困境。透过目前的习以为常，依稀可以感受到曾经脱胎换骨的阵痛。在此过程中，看似兼收并蓄，其实外来学说的输入不免表浅变形，本来民族的地位则多有流失。重新寻求中国学术文化的本相，关乎在新的历史时代所能担当的责任及作为。如果清代确是古学复兴的时代，则重写清代以来四百年的学术发展史以承继大道正途，与重新认识中国的学术文化及其近代转型相辅相成。首先应当究明清代学术的本相与近代学人的解读，用历史的眼光，不“以二千年之思想为一线而集论之”，“一面不使之于当时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由上层（下一时）揭到下层（上一时），而非自上一时写下来。(13)史实即所谓第一历史须由历史记述即所谓第二历史加以展现，任何历史记述，往往积薪而上，越到后来，概念条理越加清晰。因此，历史认识与本事只能近真，难以重合。自上一时写下来，便不能剥离后来的附加成分，以后来的概念条理作为先入为主的是，形式上顺着写下来，实际上却是倒着讲上去。由记述的上层即时间的下一时，揭到记述的下层即时间的上一时，才能回到历史现场，层层剥笋，求其当时当地其人的本意，还物事的本来面目。在将史事安放于适得其所的基础上，再顺下来，历时性地展示事物发生及演化的复杂详情，则可以贯通古今中外，而非削足适履地强古人外人以就我。
本编由以下各人撰写：总说、分说，桑兵；第一章，戚学民；第二章，於梅舫；第三章，张帆；第四章，向鸿波；第五章，查晓英；第六章，李郑龙；第七章，竹元规人；第八章，张凯。
(1) 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9–11页。
(2)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68页。
(3)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1995年第1卷第1期，第1页。
(4) 柳诒徵：《汉学与宋学》，载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4，第85页。
(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0，第136页。
(6) 该文后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文字亦有所修改。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第288页。
(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第105页。
(8)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载《梁启超全集》第17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5026–5027页。
(9) 蔡元培：《在旧金山中国国民党招待会上的演说词》，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第62页。
(10)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228、231页。
(11)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32–133页。
(12)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311页。
(13)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