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国联合

开端与结尾——为了共同事业英国所做工作的分量——整个战争中与敌人作战的师有多少个——有多少人光荣牺牲——皇家海军的功绩——英国以及美国投放的炸弹——我们的战斗力因为美国军火的支持而变强了——组建新内阁——对于张伯伦先生保守党所表现的忠心——下院的首领——及时阻止了加害异端的举动——5月11日我写给张伯伦先生的信——奇妙的经验领悟——在大战刚开始激烈的时候组织政府——新同事：克莱门特·艾德礼、阿瑟·格林伍德、阿齐博尔德·辛克莱、欧内斯特·贝文、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小规模的战时内阁——组织新政府的几个过程，从5月11日到5月15日——闲话的权益——事实上以及形式上的新作战指挥机构——改变三军大臣的职责——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集中掌握着指挥作战的权利——我个人的措施——书面指令——伊斯梅将军——我与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战时内阁表现出来的亲和以及信赖——国防大臣的办公室——该办公室人员组成：伊斯梅、霍利斯以及雅各布——五年未曾改变——参谋长委员会的稳固——除了有一人逝去，从1941年到1945年，没有任何变动——政治家与军人在最高机关关系亲密——私人的信件来往——我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5月15日我发电报给总统——“热血、辛勤、泪水以及汗珠”

这一场暴风雨，在聚集、积压了良久之后，终于席面而来。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在交战的第一个回合，就卷入了四五百万人。不管是在上次战争中度过的艰难日子，还是在这次刚刚开始的大战中，我们都习惯性地躲在法国战线的后方。谁知，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法国战线就全面瓦解了。长期拥有良好名声的法国陆军，在三个礼拜之内，就被打败了。英国陆军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装备，被撵到了海上。我们在六个礼拜的时间内就成了孤军，武装力量几乎被解除了。德国和意大利屡战屡胜，牢牢地扼制住了我们，希特勒掌控了整个欧洲，在另一边的日本也跃跃欲试。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前途看似毫无希望。这时，我出任了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为了合理地采取有利于国家的措施，处理英王陛下国内、国外的工作，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政府，包含所有政党派别的政府。

要想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局面怀有希望，还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意大利投降了，墨索里尼死去了，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杀了。在24小时以内，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元帅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俘获德国士兵近300万人。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俘获了大批德国士兵。解放以后的法国经过整顿，再次强大起来。我们的两个盟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一起合作，共同前行，很快就打败了负隅顽抗的日本。五年间，世界格局的变化的确让人吃惊，但是这过程是漫长、艰险又困苦的。那些英勇无畏的、坚持到最后的人们，终将会为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段岁月而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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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我做的工作，和全国联合政府成立经过之前，我要先说明一点，就是作为在艰苦岁月中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大不列颠及其帝国，在众多国家和众多民族共同创建的事业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说这个，并不是为了跟我们强大的盟国美国作个较量，比个高下，从而引起不愉快。我们感谢美国，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可是，英国在战争中的付出是很多的，让大家了解这一点，是符合全世界说英语的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所以我列了一张表格（如下），表格中罗列了战争的时间点。从表格中能看出，到1944年7月以前，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的对敌战争次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在这个总数中，包括了欧洲战区、非洲战区以及亚洲对日战区。1944年秋天，美国的大批部队到达诺曼底以后，他们的兵力才遍布于太平洋和大洋洲的每一个战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至少有作为一个平等的、重要的伙伴的资格。截止到上述时间之前，每个战区师的集结状况在每个月中都是一样的。1944年7月以后，美国战线的活动开始频繁，对敌次数猛增，而且在之后的战事中，一直在扩大，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多，直到10个月以后，战争结束。

我作的另外一个比较表明：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人员的牺牲还要大。英国武装部队的死亡、失踪、被认为是已死亡的人数共达303240人，再加上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的109000人，总数达412240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联合王国国内死于空袭的60500名平民，也未包括大约30000名死亡的商船船员和渔民。与这些数字相比，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牺牲的人数是322188人。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令人伤心的光荣牺牲的人数，是深深相信由这么多宝贵的鲜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战友关系，将继续博得英语世界人们的崇敬，并鼓舞他们的行动。

在海洋上，美国当然肩负了太平洋战争的几乎全部重担，1942年，他们在中途岛附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及在珊瑚海所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使他们在那辽阔的海洋上获得了全部的主动权，给他们打开了袭击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袭击日本本土。美国海军是不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担重任的。在这里我有责任摆明事实。在欧洲战区、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击沉的781艘德国潜艇和85艘意大利潜艇中，有594艘是英国海军和空军击沉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除了击毁或俘获意大利全部舰队外，还消灭了德国的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把击毁的潜艇数字列表如下：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作战，在白昼使用的“空中堡垒式”轰炸机，更能体现出美国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美国的空军一边从古英伦三岛进攻德国，一边又袭击日本。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1943年1月，我们到达卡萨布兰卡以后，美国的轰炸机就停止在白昼向德国投放炸弹了。之后，美国的付出有了回报。但截止到1943年年底，英国投放在德国领土上的炸弹，白天和晚上的数量加起来，要比美国多，基本是8吨对1吨的比例。美国只有在1944年春天才投放了比我们数量多的炸弹。由此可见，不管是陆路作战还是海上作战，我们都是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的，美国都是到了1944年，才开始努力作战，慢慢赶上了我们。

1941年，租界法案开始实行。我们的军需供应在美国的大方帮助下，增长了20%还要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我们之所以能用国内4800万人当作5800万人去使用，也正是得益于他们提供的武器和物资。而且从海上来说，军需物资之所以能经过大西洋补充过来，也得益于“自由轮”的大批建造。另外，以下数字是在整个战争之中，由于受到敌军的破坏而导致的各个国家的船运损失。分析之后，我们应该记在心中：

以上的损失中，在大西洋战场（包括北海和英国的浅海水域）的就占了80%，太平洋战场的只占了5%。

列举上面的数字，是要向心存公正之人说明，在世界历史那个重要的时刻，在多种形式的战斗中，我们这个小岛上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不是要得到博取不属于我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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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和平时期来说，在战争激烈的时刻组建一个内阁（尤其是联合内阁），似乎要更容易一些。个人的利益不算什么，集体的责任感才最重要。在经过其他各党、各组织的授权以后，我们跟这些领袖们确定了主要的安排。被我邀请过来的人，都表示会坚决遵从我们的派遣，就像服从指挥的士兵那样。正当的基础奠定好了，我马上要会见很多人，我感觉，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藏有私心。即便有摇摆不定的，也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在全国自由党和保守党派中，很多大臣身上都具备这种高尚的素质。在紧急关头，在这让人亢奋的时刻，很多人都必须离开，甚至是永远离开自己的职务，放弃自己的事业。

相对于其他各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保守党比他们全部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120多个席位。他们选举张伯伦先生为领袖。我必须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严厉地批判、指责他们。所以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我取代张伯伦这件事情是极为不满的。而且，我这一辈子，跟保守党的摩擦和争执就没有停止过，这一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都知道的。以前，在有关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我跟他们就是各走各的路。后来，我回来跟他们一起工作，是以财政大臣的名义回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是在印度、外交还是战争物资的准备等各项问题上，我和他们始终是对手。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接受我担任首相这个事实，有很多值得尊敬的人，也觉得很苦恼。对于保守党人来说，向党推选出的领袖保持忠诚，是他们的特点。在开战以前的几年，就算在一些事情上，他们没有对国家尽到责任，也是因为他们向推选出来的领袖保持忠诚的原因。我并不担心这些。我明白，大炮声响起了，其他声音就都被盖住了。

开始，张伯伦先生接受了我的邀请，同意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议长。这个任职没有宣布。艾德礼先生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党很难工作。能在联合政府中担任下院领袖的人，必须是被大家认可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说了这点，而且由我亲自出任下院领袖，他答应得很痛快，我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待到了1942年2月。在这期间内，艾德礼先生帮我处理日常的事务，算是我的副职。在长期的反党过程中，他的经验是很有用的。除非有很重要的事情，否则我是不到场的。这种情况时常发生。在某些保守党党员的眼中看来，别人瞧不起他们的党领袖。他得到了每一个人的尊敬。5月13日，当他第一次以新的职务出现在下院的时候，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他的党和全体党员），都站了起来，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同情。刚开始的几个礼拜，我收到的大多是工党议员席的致意。但是，我得到了张伯伦先生最忠实、最持久的支持，这让我充满了信心。

有些有能力的、积极上进的非新政府成员，和很多工党成员执意要求清除“犯罪之人”，清除那些慕尼黑协定的负责人，还有应该对“备战不足”负责任的大臣，来自于他们的压力是极大的。大家攻击的矛头直指哈利法克斯勋爵、塞缪尔·霍尔爵士和西蒙勋爵。可是，现在去指责那些有能力的、长期就任要职的爱国人士，是不合时宜的。那些人就是喜欢指责，如果任着他们的想法去做，保守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大臣要离开。我们很容易看出，以上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不利的，毕竟保守党的领袖是张伯伦先生。而且，要不要由某一方去承担罪责这样的问题，是不用去琢磨的。从道德上看，应该对此负责任的人有很多，但是当届的政府必须要承担正式的责任。从工党大臣，包括自由党大臣在内所说的很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中不难看出，他们说的话和投出的票都是比较愚昧的，这一结论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就能看出来，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还能都说出来。我可以不去管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我比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所以，我反对了这些破裂的趋势。几个礼拜之后，我是这样说的：“要是以现在作为评定过去的标准，那么你就丧失了以后。”在当时紧张的局势下，这一论点阻止了那些走极端迫害路线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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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早上，我在给张伯伦先生的信中说：“在一个月以内，任何人不要变动住的地方。”这让身处在紧张战局中的人们，减少了一些麻烦。海军部的大楼除了是我住的地方，楼下的几个房间包括地图室在内，都是我设的临时总部。我把新政府的组织情况和跟艾德礼先生的谈话都向他作了汇报。“但愿今天晚上，我能为英王组织好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战事紧张，我们必须要抓紧完成……我们之间必须要紧密地配合，所以，希望你能重新搬回你熟悉的地方——11号的旧居，希望不会因此给你带来不便。”我继续写道：

我觉得不用非要在今天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按照我们的计划，陆军和其他的部队都在战斗中。但我希望在午夜12时30分的时候，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能来一趟海军部作战室。我们可以一边看地图，一边商谈。

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在受到侵袭之前，应该可以被盟军占领，并加以巩固，现在，英国和法国的先遣部队都已经到了那里。必须在48小时以内攻占这一战线，这点很重要。另一边的德军还未成功渡过艾伯特运河，有消息说，比利时人战果很好。荷兰人也在坚强地抵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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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几天，我经历了一段奇幻的日子。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况当中，却理不出头绪。我的所有时间，都要用来接见客人、组织政府、解决各政党之间的摩擦。我记不清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了，我也没有记下来。那时候，由英王亲自任命的隶属于英国政府的大臣有60～70人，我要把零散的他们拼凑成一个整体，还要同时兼顾三个政党的需求。除了接待重要人士之外，我还要抽出几分钟来，去会见众多被推选出来的、有能力的、担任要职的人士。要组织联合政府，首相选定的人选之前必须要参照各党领袖的意见，然后再考虑各党中的候选人适合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这一原则，是我工作的主要依据。要是我选定了某一职位上的候选人，但是该党的领袖不同意，或者根本不管我的意见，我也就没办法了。但是，总体说来，这样棘手的事情不多。

克莱门特·艾德礼，是我的一个战斗经验丰富、深通下院工作的同事。就拿他来说，我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战争爆发以后，国家利益压倒了个人利益，我们之间的矛盾也消失了。在联合政府工作的时候，我们之间既信任，又和睦。我还有一位有胆量、眼界开阔，而且乐于帮助别人的朋友——阿瑟·格林伍德。

阿齐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是自由党的领袖，他的崇拜者认为，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重要职务，所以，他对自己空军大臣的职务很不满。可是，这跟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是相违背的。所以我提议，每当有牵涉到重要的政治问题，或者影响政党之间团结的问题时，就邀请他来战时内阁。1916年，我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率领皇家第六苏格兰枪团的时候，他是我的副指挥，更是我的朋友。对于我建议的这一灵活的职位变动，他本人表示非常愿意。我们只谈了几次，就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刚开战的时候，海军部急需一批拖网船，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期间，认识了贝文先生。他是内阁的劳工大臣，有着重要的职位。在此之前，他是运输和工人工会的书记，主要负责组织内的协商等工作。我们为此用了两三天的时间，但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是英国最大的工会，大家不仅推选贝文担任这一职务，而且一直任期到我们取得胜利之前，大家支持了他五年。

比弗布鲁克勋爵是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他必定能作出很大的贡献。上次战争之后，我总结了经验，想把飞机供应、设计工作从空军工作中分出来，我想让他出任飞机生产大臣。开始的时候，空军部不想让自己的供应部门脱离出去，他本人也不太情愿担任这一职务。而且这一任命，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阻碍着。但是我相信，要不停地生产出新的飞机，我们才能生存下去。我始终坚持我的意思，他旺盛的活力正是我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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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内阁规模不能过大，这是议会和报界的普遍观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五个人就足够了，其中，外交大臣一职只需要一个人，但要掌管一个部。这些成员肯定是主要政党内的政治家。自由党的领袖和财政大臣为了方便工作，经常要出席；慢慢地，要“经常出席”的人越来越多，但要负主要责任的，依然是战时内阁的五个大臣。我们要是输了这场战争，这五个人就应该被送到伦敦塔山处决。要追究剩下的人的责任的话，也只是按照部门管理的失职来定罪，跟制定政府政策等罪责无关。任何人都可以说：“这个事情不应该由我来负责”，但战时内阁的成员不行。政策上出了问题，就要由更高一级别的人来负责。这样的政策，让等待中的人们消除了不安。

下面是在战争期间，全国联合政府逐渐完善的各个阶段：

1940年5月11日

战时内阁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

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　丘吉尔先生*　保守党

枢密院议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　保守党

掌玺大臣　C.R．艾德礼先生　工党

外交大臣　哈利法克斯勋爵*　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　阿瑟·格林伍德先生　工党

内阁级大臣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工党

陆军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保守党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自由党

5月12日

大法官　约翰·西蒙爵士*

（后为西蒙勋爵）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　劳埃德勋爵　保守党

贸易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无党派

军需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工党

新闻大臣　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　保守党

5月13日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德先生　保守党

卫生大臣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　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工党

粮食大臣　伍尔顿勋爵*　无党派

5月14日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　考尔德科特子爵*　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国家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　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　保守党

农业大臣　罗伯特·赫德森先生*　保守党

运输大臣　约翰·里思爵士*　无党派

海运大臣　罗纳德·克罗斯先生*　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汉基勋爵*　无党派

5月15日

年金大臣　W.J．沃默斯利爵士*　保守党

邮政大臣　W.S．莫里逊先生*　保守党

主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保守党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　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　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带*标志的，是上届政府的成员

我从政这么多年，担任过国家的许多要职，不过我现在所担任的职务，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如果把权力用在给别人施压，或者给自己增添荣誉上，这种行为是卑劣的。但是，当国家形势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明白应该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发号施令，这就是个幸运的事情。不管进行什么样的活动，权力最大的职位跟权力第二大、第三大、第四大的职位是不一样的。除了权力最大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问题和应做的工作都是不同的，在很多领域也是存在一定困难的。权力第二大的，或者第三大的人要是必须去提出一项重要的政策或计划，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他要兼顾政策上的利弊和上级的思想；在考虑提出意见之前，首先要考虑以自己的职务来提这个意见是否合适；在想做什么的同时，还要想怎么做才能获取别人的支持，才能保证自己的计划实施。而且，这些人还要考虑权力略逊自己一筹的那些人的想法，也许还包括内阁之外的某位重要人物的想法——权力排在第二十位的人。每个人都有野心，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人有多俗气，只是为了名誉。有些想法，有时候是正确的，它们之中还有些很有道理。我就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亏，1915年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下级，却想要组织一次重要的作战。结果，我宏伟的计划以失败告终。这样的冒险，是缺乏思考的。那一次的教训给我的个性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作为首脑，事情就好办多了。一个被大家认可的领袖，只要他知道怎么做最好，就可以去做。换句话说，他决定的事情，就可以去执行。人们对权力最大的人，保持的忠诚度是很高的。他若摔倒了，就要扶他起来；他要是犯错了，就帮他掩饰；他要是睡着了，就不要去干扰他；他要是没有能力，就换了他。最后一种说法比较极端，不能每天都用，尤其是在他上任之初，就更不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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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机构要想彻底改变，必须要注重实际，不能光在表面上下功夫。拿破仑说：“宪法要精简，措辞不要太准确。”组织要保持现状，成员不要变换。刚开始的时候，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要保留跟过去一样的习惯，每天都会面。我亲自担任国防大臣，是获得了英王同意的。所以我的行为，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我很小心，没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交代出去。我没有跟议会和国王申请，给自己不一样的权力。但是，在下院和战时内阁的支持下，我是这场战争中的总指挥，这点是大家都知道、也都支持的。国防大臣本没有明确的权限，但是我接任以后，最关键的改变就是，要监督、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除了国防大臣以外，他还是首相，所以他享有国防大臣应有的一切权力，他有权任免任何一个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他的权力范围很广。所以，参谋长委员会在跟政府行政首脑接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应有的尊敬。而且，在跟各首脑意见相同的基础上，控制了战争的全局，掌握了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陆军、空军大臣的职位从表面看没什么变化，实际上却不然。他们不在战时内阁中就任，不参加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依旧对自己的部门负责。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制订战略计划和指挥作战工作的权力就在无形中被削去了。在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的领导下，这些工作和计划都是由参谋长委员会来完成的，也是被战时内阁所接受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亲自挑选的，都是我的朋友，有能力又值得信赖，他们做事情并不注重表面的形式。在他们的组织和管理下，部队渐渐壮大起来。他们尽量去帮助别人，用英国人高效、高速的方式。他们都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经常在一起，所以他们对全局特别了解。各军队的参谋长是他们的专职部下，跟他们商讨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恭敬。可是，战争中少不了总指挥，他们一向对总体的作战指挥言听计从，从没发生过越权现象。而且，在这个集体中，大家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不久以后，战争的实际指挥权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以前看上去很难的事情，现在好像容易多了。当然，要是放在希特勒那里，就不一样了。虽然局势不稳定，虽然我们正经历着磨难，但是这个机构在自发地运作，我们的思想相通，能快速地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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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的对岸，一场恶仗正在进行着。读者肯定着急地想知道，那边的形势究竟如何。虽然如此，我依旧觉得，把我从当权那天开始所制定和实行的军事和其他事务的政策介绍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处理公务就要用书面的形式，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在事务繁忙的时候，随手记下来的东西事后再去看，必定会有些出入，或者有些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依然愿意这样做，尽管会承担一些风险。发表意见和想法，总比下达命令要好些，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有关军事纪律的问题。可是，法律指定的政府首脑兼任国防大臣，亲自下达的书面命令，虽然不是正式的指示，却也能起到让人付诸行动的作用。

在7月份紧张的时局期间，我将以下备忘录传达了出去，为防止我的名字被乱用：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传达的一切指示，必须要以书面形式发出，或者事后将书面形式补充上，特此证实。在涉及到国防的问题上，所有被界定为是由我决定的事情，我只对有书面通知的那一部分负责，其他的我不负责，希望你们明确这个事情。

上午8时左右，我睡醒之后就把所有的电报都翻看了，而且在床上把给各部和参谋长委员会的指示和备忘口头传达了出来。口头传达之后，那些指示和备忘录被打印出来，转交给了战时内阁副秘书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代表伊斯梅将军，他主管军事，每天早上都会来见我。这样的话，在上午10时30分参谋长委员会召开的时候，他就会带去很多书面形式的通知。他们研究全局的时候，都会先考虑我的看法。如果会议上不存在什么异议，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商讨的话，那么大家一致通过的大量电报和命令就会在下午3时～5时准备好，那些需要做决定的事情就可以立刻去解决了。

在总体战中，想要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一道分界线是很难的。因为有了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瑞奇斯爵士，所以军事参谋人员跟战时内阁人员之间并没有为这种问题发生过纠纷。他是前桂冠诗人的儿子，是一个刻苦，并能把本职工作做好的人，他有着坚韧的耐力、出众的才干和优雅的气度，他的性格中，不带有一点的嫉妒心。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时内阁秘书处是一个整体，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至于他个人的地位，他从来都不在乎。秘书处的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从来都不争执。

如果有重要的问题，或是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会召集内阁国防委员会开会。开始的时候，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会议会邀请三军参谋长出席。1941年之后，这样的正式会议陆续减少。政府机构各项工作的进展开始变得顺利，所以我认为，是时候取消三军参谋长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的资格了。所以，我最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召开后来我们被称为“星期一内阁检阅会”的会议。每周一都召集一次大规模会议，邀请战时内阁全体成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出席。各军参谋长要在会上对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作汇报；然后，外交大臣要讲述各项重要事情的发展动态。战时内阁会在每周其余的时间内组织单独会议，会上会对所有需要做出决定的重要事情进行讨论。只有要对其他大臣主管的事情进行讨论的时候，才会邀请这些大臣出席会议。战时内阁成员负责阅读我下达的重要指示，并传阅跟战争相关的文件。虽然战时内阁密切地关注着战事的情况和发展，但是随着信任度的增加，他们慢慢不再干涉作战活动了。由于我内政和党务的所有重担基本都由战时内阁的成员分担了过去，让我得以从繁杂的事务中脱出身来，用我的精力去解决主要的工作。有关以后的军事行动，我会第一时间找他们商讨。谈到战事的时候，他们虽然思考得很认真，却让我不要透露出战争的日期和详细情况。有几次，我刚要说出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就阻止了我。

我不准备让国防大臣的职务在一个部里体现出来，因为那样是需要立法手续的，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想要使其奏效，若必须先对宪法自由进行讨论的话，是不合适的。而我对上述所有行动的微妙改变，都是依靠我个人良好的意愿来解决的。但是，首相却领导着建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而开展各项工作。在开战之前，这个组原本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军事组的领导者是伊斯梅将军，助手是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军官有很多都是从三军中选拔出来的青年人。军事组成立以后，成为了国防大臣办公厅参谋处。我要感谢这个组的成员。在战争的过程中，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威望越来越高，但是，他们的职务从来没有任何变动。这个组的工作跟众多机密事物相关，职务的变动对于事务连续、有效地处理来说，是不利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的人选除了最开始有些变动之外，后来基本稳定了。1940年9月，被大家认可的空军名将波特尔空军元帅接任了空军参谋长一职，原参谋长尼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被调任为新西兰总督。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波特尔始终跟我在一起工作。1940年5月，埃恩萨伊德将军的职位由约翰·蒂尔爵士接任，此后他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直到1941年12月，他跟我一起去了华盛顿。之后，我任命他为我国驻美英联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也是我和美国总统联系时的私人军事代表。他跟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两年之后，他殉职了，被葬在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烈士纪念堂——阿灵顿公墓，他享受到了至高的荣耀。他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后来由艾伦·布鲁克爵士接任，我们一直工作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

从1941年开始的最初阶段，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挫折。在四年的时间里，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个小群体中，只有过一次职务的变动，就是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在英国的军事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可以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罗斯福总统的圈子也是像这样稳定的，从美国参战那一刻开始，就没有变动过：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阿诺德将军、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和后来的莱希上将。当时，英美两国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于两国来说，这种稳定都是有利的。在同盟国之间，这样的稳定是之前所没有的。

在我们内部，不能说没有矛盾。但是，在我和英国参谋长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们不是要压倒对方，而是要说服对方。因为我们说的是同样的术语，我们都有大量的战斗经验和准确的理论体系，所以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的局势很多变，我们必须要像一个人那样行动，在战时内阁的授权下，我们有权去自行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始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大礼服”和“黄铜帽”（讨厌的词语，会让事情变坏），就像上次战争中的政治家和军人那样和平相处。我们关系很好，还成了朋友，我坚信，大家都很珍惜这样的友情。

最高当局下达的决定能不能严格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是战时政府工作效率的保证。由于战时内阁理解、支持并且对我们的目标保持忠诚，所以在这紧急的关头，我们在英国的工作效率得到了保证。飞机、船只、军队都在上级的指示下行动起来了，工厂的轮子也转起来了。因为用了这所有的办法，也因为大家对我的谅解、拥护和信任，我很快就能对战争进行全面的指挥了。在危急的局势下，这点是不可缺少的。我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大家都知道，死亡和摧毁力离自己并不远。人都会死，但不仅是个人的死亡离你很近，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存亡、荣耀、使命也处在危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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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释清楚全国联合政府制定的施政方针，我就必须先把我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函电解释一下。我要先说明一下这些函电。内阁先对相关的政策作出决定，然后由我来口头授意或者亲自草拟，文件的形式就像是发给同事或者朋友那样的友好函信。人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是最好的。我不经常把函电的内容向内阁事先阅读出来。我可以大胆去做我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意见我都知道。我跟外交大臣、外交部的合作是很紧密的，我们一起商讨工作中的意见和矛盾。这些电报我会交给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以便他们传看（有些电报是在拍发出去之后，他们才传看）。跟自治领大臣有关的电报，我也会给他们。拍发出去的电报，都要先经过各个部门的核实和审查之后才能发出。军事类的函电，必须先全部经过伊斯梅那里之后，再给参谋长委员会。这样的通讯方式跟大使们互相的联系和工作毫不冲撞。实际上，这也成为了商讨重要事情的一种方式。跟我担任国防大臣职务相比，这种方式在作战指挥中起到的作用，甚至还要大一些。

在我身边这些挑选而出的人们，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观点，大多数时候，他们对我起草的函电表示支持，这让我越来越有信心。比如，跟美国当局产生矛盾的时候，直接跟最高一级联系，几个小时就能将问题处理掉，但跟第二级联系是没有用的。时间缓缓地前进着，因为最高一级处理事情的效率的确很高，所以我要小心不能用普通的事情去找最高一级处理。我的同事曾多次要求我就某些重要问题给罗斯福总统致电，我都拒绝了。如果在私人的信件中加入这些不合时宜的信息，那么私人信件的价值含量就大打折扣了，而且会破坏它的私密性。

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越来越好，好到我们之间的私人函电都可以用来处理国家重要的事务。这样的方式，能让我们更加体谅对方。罗斯福既是政府的首脑，又是国家的元首，所以他的言行举止都具有权威性。而我的意见，在获得了战时内阁的支持下，也基本能代表大不列颠。由此，我们之间的配合既能节省时间、减少参与讨论的人数，又能保持高度协作。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会把我送过去的电报用特殊的密码电报机，直接传给白宫的总统。在以小时计算的单位时间内，就能解决问题，得到回复。我的一切函电，只要在晚间、午夜或者是清晨2时之前拟定完成，就能保证在总统睡觉之前送到他的手上。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常常就有回复了。我发出的电报总数大概是950份，收到的回复总数大概是800份。我感觉，和我保持联系的这个人是个伟人，是个热情的朋友，是个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战斗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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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的支持下，我开始试着跟美国政府要驱逐舰。5月15日下午，我草拟了自任首相以来致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份电报。我们之间的信件往来都是非正式性的，为了继续保持这样的形式，我把自己的名字署成了“前海军人员”。在这个战争期间，我一直在使用这个我喜欢的署名，几乎没有一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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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的职位变了，可是我坚信，你不希望我们之间的亲密联系就此断了。现在的局势很糟糕，就像你已经看到的这样。敌人在空中夺取了主动权，法国人对他们的新技术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陆地上的战争才刚开始，我希望群众能都加入到战争中来。截止到现在，希特勒的作战部队依然是特种坦克和空军。有些小国家被接连毁灭了，就像火柴杆一样。墨索里尼也快要加入掠夺文明国家的行列了，这一点我虽然不能确定，但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认为，我们这里要不了多久，就会遭到空袭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进攻。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不得不单独出战，我们一定会那样做的，我们是不怕单独应战的。

可是，我相信总统先生也知道，如果美国的声音和能量长期得不到释放，以后就没什么作用了。一个被纳粹党征服的欧洲将会展示在你的眼前，我们都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我现在的要求，就是你对外宣布非交战的政策。换句话说，你们可以不派遣武装部队来支援我们，但是要用一切其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急切地需要：一、借用你们40～50艘旧的驱逐舰。从开战以来，我们就在建造大量的新舰艇，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舰艇数量才会充足。但是，在这期间内，我们现有的船只数量不足，万一意大利的100艘潜水艇向我们攻来，我们情况将会很危急。二、新式飞机需要几百架。很多新式飞机都给你们交了货，美国正在为我们制造飞机，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偿还。三、一批防空物资和弹药。我们如果能一直撑下去，到了明年，我们自己的弹药和防空物资就会很充足了。四、我们矿石的来源主要是瑞典、北非和西班牙北部。所以，我们的钢材要在美国买进。其他原料也一样。我们只要有能力支付美元，就会支付，不过我坚信，即便我们没有支付能力，你也会提供物资给我们。五、我们获得很多消息说，德国的空运部队和伞兵要袭击爱尔兰。美国如果能派遣一支舰队到爱尔兰港口访问，并延长访问期间的话，那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六、我希望你们能阻止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行动，新加坡可以为你所用，想怎样利用都可以。另外，我们会将手里的详尽资料送达。

致以美好的祝福和敬意

5月18日，我收到了总统的回复，他欢迎我们继续保持私人通信，并提到了我说过的要求。回复说，借用40～50艘旧驱逐舰，目前来讲还不是时候，要先经过国会的批准。他会尽量给盟国政府提供美国新式飞机、防空物资和弹药、钢铁等。忠实又有能力的珀维斯先生（后牺牲于一次飞机事故中）是我们的代表，他就上述问题提出的意见，会得到最妥善的处理。至于我对美国派遣一个分遣舰队到爱尔兰港口这一问题，总统会仔细斟酌。他说，美国舰队已经在珍珠港集结了，他只说了这些有关日本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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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礼拜一。我在下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上要求他们对新政府开展信任投票。我将各部人员的近况作了报告之后，说：“除了辛苦、热情、泪水和汗水之外，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给你们。”在整个英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首相对人民和议会说出这样精简又深入人心的纲要。最后，我总结说：

你们问我：我要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我回答：我要实行的政策，就是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所有力量和能力，打好陆海空的战争，在人类充满着邪恶和凄惨的罪恶历史中，出现了罪大恶极的暴政，这是前所未闻的，我们要与之进行斗争。这就是我要实施的政策。你们问：我们有什么目的？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词——胜利，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管过程多么可怕，不管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必须要胜利。如果失败，就只有灭亡。我们应该明白，如果不能胜利，大英帝国就将消亡，大英帝国所象征的东西，也将不复存在，也就没有了推动人类奔向目标的时代使命和动力。我在肩负起我的工作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兴致。我相信，人们会保证我们事业的成功。我认为，在这一时刻，我有权要求大家支持我，我说：“起来，把我们的能量团结起来，一起向前迈进。”

对于我简短的发言，下院一致投票赞成，一直到5月21日之前，下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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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开始共同开展我们的工作。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首相从内阁同僚那里得到的支持，都没有我未来五年里从国内各党派人士那里得到的帮助和忠心还要多。议会一方面畅所欲言地、积极地批判着；另一方面，多数人都会给政府提出的全部措施以支持。国内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热情高涨。这种情况是很好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比我们预想中的还要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