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安全视角下日本文化的先行研究

前文的概述表明，要深入地挖掘日本文化，就必须依托一种学科门类，运用一种理论框架，进行持续的关注。本书基于“文化安全”视角，试图从四个维度——核心价值观的安全、传统文化的安全、民族语言的安全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安全——来观照日本文化。之所以尝试从文化安全视角展开日本文化研究，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当前方兴未艾的文化安全研究在日本文化研究方面尚未得到应有关注和分析。为了说明这一事实，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化安全视角下日本文化的研究现状：一是这些研究的兴起背景（包括国际国内）；二是这一类研究的基本状况及主要成果，最有代表性的论断；三是这类研究存在的不足。

从文化安全视角进行日本文化研究，尚未见到这方面的专著。笔者利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藏书查询系统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opac.nlc.cn）等，以“日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cultural security”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未见到专门详述日本文化安全的论著。目前国内唯一有专章谈到日本文化安全的专著就是《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程工等，2014）。它也是迄今较新的关于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论述。另外，为了了解日本国内有关日本文化安全的研究现状，我们利用塞尼网（ci.nii.ac.jp）、学术机构馆藏构建协作支援事业（www.nii.ac.jp/irp/list）以及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书查询系统（kuline.kulib.kyoto-u.ac.jp）、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快速查询系统（www.lib.u-tokyo.ac.jp）、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www.ndl.go.jp）的馆藏书目查询系统以及OPAC系统，以“日本文化（にほんぶんか）”“日本の文化（にほんのぶんか）”“文化の安全（ぶんかのあんぜん）”“文化的安全”“cultural security”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搜索到直接关联的论著只有津田幸男（2012,2013）的关于“日本の言語と文化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日本语言及文化之安全保障）”，以及石森秀三（2003）的“文明の衝突と文化的安全保障（文明冲突与文化安全保障）”。两者都没有直接论述日本文化安全，而主要是探讨日语语言的安全保障及其文化安全保障。由此可知，关于日本文化安全（包括日本文化安全保障）的微观研究乃至宏观研究都还有较大空间。

关于文化安全研究的兴起背景，一是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非传统安全观的出现；三是“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推出。如何用“文化”这一“软实力”影响他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如何防范外国的“文化入侵”，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成了一个摆在各国面前的现实问题。

下面简述这一类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其主要成果，尤其是最有代表性的论断。张建英（2011）在《文化安全战略研究》一书第三章“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战略概览”中分析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和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安全战略。其中关于日本的文化安全方面，张建英指出：回顾日本文化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日本文化安全战略始终强调开放性与主体性特征，强调内部各种文化主张的结合，强调自主与外来的融合。即使是在受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大化改新”时期，也创造了不少本民族文化中独特的东西。“二战”以后，日本通过摸索与思考，成功地实现了与西方文化的接轨与融合。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过去的“军事立国”战略和“经济立国”战略，转到了“科教文化立国”战略上。“科教文化立国”战略，不仅从战略层面对本国文化安全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部署，也在发掘文化对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巨大潜能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日本“科教文化立国”战略包括：①全方位对文化建设发展进行总体设计筹划，设置新文化厅，进行文化立法。②加大保护“国语”的力度。③大力推进教育。尤其是终身教育的实施，对从深层面维护日本文化安全的主体性和开放性，发挥了重要作用。④强力推进文化、信息产业发展。

涂成林、史啸虎等在《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将世界各国分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霸权文化群体、强势文化群体和弱势文化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种文化群体采取的不同文化安全策略。

该书在第三章《国外加强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的经验启示》中专门谈到了“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安全策略”。该书讲到，日本一方面积极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从政策、资金及技术等方面鼎力协助，对海外文化产品也很开放。另一方面，对文化产业的保护却是严格的。尤其警惕外国资本进入日本文化产业，还专门颁布了法律进行细致的规定。作者称之为“实施文化保护战略，构筑文化安全防波堤”。

该书主要从日本政府的举措来谈，结合一些政策和规定，对日本文化安全的策略点到辄止，没有进一步展开。而且，该书的文化安全仅限于“文化产业”一项，与其说是谈日本的文化安全，不如说作者是在研究日本的文化产业安全，内容比较单薄。

程工等（2014）的《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安全政策研究》一书中，第二章对日本文化安全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这是迄今能看到的著作及论文中对日本文化安全最直接最详细的叙述。该章着眼于日本的文化安全政策，详述了日本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和实践、特点和影响。它的论述涉及战后民主化改革与日本文化的重塑，象征天皇制下的国家意识的重构，美国文化的冲击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日本战后文化事业的起步与发展等（程工等，2014:13）。

该书认为，日本的文化安全既拥有经济迅速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右翼思潮滋生和个人主义过度发展等挑战。在此背景下，日本通过“文化艺术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书中“文化外交”战略和“酷日本”战略打造和实施日本的文化安全政策。日本文化安全政策具有参与主体多样、法律体系健全和注重长远效益等多方面特点，对推动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构筑良好国际形象和壮大文化实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本文化安全面临的机遇有：第一，经济的腾飞为日本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日本文化热的出现为其文化输出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三，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为日本文化安全建设提供了有利契机。但是日本文化安全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第一，战后改革的不彻底助长了右翼思潮的滋生；第二，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文化同质化的趋势；第三，个人主义的发展造成了社会整体精神世界的迷失。关于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内容与实践：第一是树立“文化艺术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书中分别详述了文化安全政策在国家战略中的体现、“新的文化立国”战略的演变及实践、“文化艺术立国”战略的确立及实践。第二是实施“文化外交”战略。分为战后初期的“文化外交”、强大经济实力支撑下的“文化外交”、新保守主义战略下的“文化外交”。第三是打造“酷日本”战略。介绍了“酷日本”战略的内涵、“酷日本”战略的形成与实践。第四是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本质。该书总结了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特点是参与主体多样、法律体系健全、注重长远效益。日本文化安全政策的影响是推动了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构筑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壮大了日本的文化实力。

该书的缺陷和不足在于资料过于陈旧。作为一本出版于2014年的新书，该书仅仅利用了截至1998年的资料，讲述了日本青少年杀人事件和“拒绝上学”事件，就引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个人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整体精神世界的迷失已然成为文化安全领域的危机因素。这一部分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第一，一本出版于2014年的书，却没有引用进入21世纪后的材料，难免让人有这样的疑问：2000年起的这14年，日本青少年的杀人事件和拒绝上学问题是否依然如故？有哪些改善和恶化？第二，把日本社会整体精神世界的迷失归咎于个人主义似有失客观。日本明治以来的个人主义是破除小团体服务于家国的、并不同于欧美原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变种的个人主义，没有培育起真正的个人主义，在集体主义松懈、个人意识萌发时，作为一个个体无法承载自己的发展和困境，才会出现上述种种问题。

文化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范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新兴领域。它关注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上的安全、传统文化和独特价值体系的安全、民族语言和信息传播的安全和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素质的安全。结合日本的实际，本书先介绍日本在文化安全保障方面的一些成功事实，包括战后日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日本保护传统文化安全的经验以及维持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稳定三个方面，着力分析日本文化安全保障取得成功的经验和遭遇挫折的教训。然后介绍日本文化安全保障中不太成功的事实及表现，主要包括流浪汉现象、蛰居者现象和援助交际现象等当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日本文化安全的实际面貌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以日语的产生、发展以及对外推广的流变过程，详细展现日本在维护语言文字安全上的得失，基于语言世界观以及“语言是人类最后家园”的基本观点，尝试从日语语言中寻找日本人精神危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