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史外国传中的东夷传和倭国传

笔者从炀帝的高句丽远征进而笔及东亚世界论的意义，最后想要粗略探讨一下至唐代的正史外国传中倭人传的特点（参考文末附表：“正史外国传的东夷传和倭国传”）。

上节所述西嶋氏和堀氏两位的东亚世界论之中，特别是堀氏，在考察中国和东亚诸国的关系时，想将其他有必要的区域也纳入东亚世界的范围来考察。因此在考虑东亚世界时，也有必要将东夷传和倭国传的特点放到正史外国传的总体之中来理解。

1．《汉书》

中国最初的正史是《史记》，但由于其止笔于司马迁在世的汉武帝前期，故在此不举。成书于后汉的《汉书》是最初记载一个王朝断代史的正史。反映西汉国际关系的有《匈奴传》《西域传》，分别以两卷详细记述，而其他地域被合为一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没有倭国传。关于朝鲜也是以武帝时设置朝鲜四郡的出兵记载占了大半。

2．《后汉书》

至《后汉书》，《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变为各自占一卷。《西域传》也是独立的，而相当于北狄传的是《南匈奴列传》和《乌桓·鲜卑列传》。《东夷列传》有夫余、挹娄、高句丽、东沃沮、濊、三韩和倭，倭传首次出现。只是《后汉书》成于南朝宋的范晔之手，其修成晚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其倭传亦大多是以《魏志》倭人传为样板。当然，也留有建武中元二年（57）史上初次的倭国的中国遣使等后汉独有的珍贵记录。

3．《三国志》（《魏志》）

中国正史中关于日本的系统性记载，最古老且内容也极为丰富的是《魏志》倭人传。准确地说应当记为《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正史《三国志》包括的《魏书》《蜀书》《吴书》原是各自独立的三部书，在印刷术普及的北宋时代印刷出版时总称《三国志》。由于这个《魏书》多称《魏志》，对于日本人不记作《魏志倭人传》，而记为《魏志》倭人传的话大概也没问题吧。在以魏为正统的《三国志》中，外国传被附入《魏书》，且《三国志》外国传特色有二：一是只有《乌丸·鲜卑·东夷传》，没有相当于西域传、南蛮传的传。《三国志》有南朝宋裴松之的庞大的注留存下来，由于其中引了魏鱼豢《魏略》的《西戎传》，可知魏的时代并没有与西域断绝交往。因此，《三国志·魏书》中没有西域传的理由就必须另行考虑，这将作为今后的课题。另一特点是倭人传的字数最多，近二千字。当时中国周边民族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高句丽、鲜卑，各自1350字、1230字左右。外国传中倭国传字数最多的正史别无他者，显示了魏对倭的高度关心。或许是因为倭居海上，魏认为（误认）其处在扼制吴的位置上，十几年间倭国四度遣使，三次都行至魏都洛阳。此间魏使亦两次至邪马台国。《魏志》倭人传不仅是最早的有关日本的系统性记载，对短时间内的密切交流也富有精彩叙述。

4．《晋书》

西晋统一魏、蜀、吴三国也是眨眼之间（西晋建国于265年，统一中国在280年），四世纪，华北地区五胡诸国登场，晋王朝逃往长江流域再建为东晋。唐初所作《晋书》中五胡诸国的历史被编为《载记》30卷，但其他周边诸民族仅被汇总成一卷《四夷传》。关于倭人，也主要是根据《魏志》倭人传留下些许记载。

5．《宋书》《南齐书》《梁书》

在南朝正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汇集宋、齐、梁、陈历史的《南史》有外国传。梁代作成的《宋书》中除北朝的北魏被编为《索虏传》一卷，还有《鲜卑·吐谷浑传》一卷，《夷蛮传》一卷。《夷蛮传》包括南夷、西南夷、东夷以及国内的蛮的列传，东夷传由高句丽国、百济国、倭国组成。倭国传中有有关讚、珍、济、兴、武等倭五王的记述和用精巧的汉文写成的倭王武的上表文，引人注目，但字数不足六百字，并不算多。梁代的《南齐书》有关于北魏的《魏虏传》一卷，《蛮·东南夷传》一卷，《芮芮虏·河南（吐谷浑）·氐羌传》一卷。东南夷传中的东夷传收载高丽国（即高句丽，后半阙文）、百济国（前半阙文）、加罗国、倭国，但倭国仅有65字。唐初的《梁书》有《诸夷传》一卷，由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构成，没有相当于北狄传之物。东夷传由高句丽、百济、新罗、倭、文身国、大汉国、扶桑国组成。倭传有600字左右，比《宋书》倭国传稍多，但几无新内容，或梁与倭之间基本上没有实质交涉。

6．《南史》

入唐之后，南朝和包括隋在内的北朝各自修成《南史》、《北史》，《南史》有《夷貊传》两卷，上卷是海南诸国、西南夷，下卷是东夷、西戎、蛮、西域诸国、北狄（蠕蠕）。东夷包括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文身国、大汉国、扶桑国，利用了《魏志》倭人传以来诸传的记载，倭国传不足七百字，但在东夷传中是仅次于高句丽传的长文。总的特征是，在北朝被北方压制的南朝与其他王朝的正史相比详于与东南亚诸国的交涉。只是以以佛教为中心的记述为主，政治上的交涉记述极少。另一方面，以高句丽、百济、倭国为主的东夷的记载，整体的量上至少是以官爵的授受等政治上的交涉为主，这一点与东南亚诸国的记载迥然不同。另外，能看到与作为南北两朝西侧接点的邓至、宕昌等西方势力的交涉记载，也是南北朝时代的特色之一。

7．《魏书》《周书》

在北朝，北齐成书的《魏书》也有五胡诸国和南朝的列传，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周边诸民族中，有相当于东夷传的一卷，吐谷浑、高昌等西方诸势力和南方的蛮、獠等一卷，西域传一卷，相当于北狄的蠕蠕、高车等一卷。东夷传的次序是高句丽、百济、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可以窥见高句丽以下的东亚、东北亚诸国与北魏关系的重要性，但与之没有交往的新罗及倭国没有传。唐初成书的《北齐书》没有外国传，唐初的《周书》有《异域传》上下。上卷高句丽、百济相当于东夷传，蛮、獠是南方势力，稽胡、库莫奚相当于北狄传。宕昌、邓至、白兰、氐可以说是中国领域内的西方诸势力。下卷突厥相当于北狄传，吐谷浑、高昌以下至波斯诸国相当于西域传。

8．《北史》

汇集北魏、北齐、北周、隋四朝历史、成于唐代的《北史》中，在记载五胡诸国和后梁等的《僣伪附庸》之后，有相当于东夷传、南蛮传、西方势力的记载各一卷，《西域传》一卷，蠕蠕传等北狄一卷，还有亦相当于北狄传的《突厥·铁勒传》一卷。相当于东夷传的卷中是高丽、百济、新罗、勿吉、奚、契丹、室韦、豆莫娄、地豆干（于）、乌洛侯以及流求、倭。流求在《隋书》中亦有传，大概推定是台湾。倭传的记载前半依据《魏志》倭人传，后半依据《隋书》倭国传，以1300字以上的记载长度次于《魏志》倭人传。在统一中国的王朝的正史中，北方民族的比重较大，但在北朝的正史中，往往将东夷传置首，反映了高句丽、百济及东北亚诸势力与北朝的关系的重要性。只是，倭与隋以前的北朝，如文字所见，没有交涉。

9．《隋书》及《旧唐书》《新唐书》

唐初成书的《隋书》的外国传，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各一卷。东夷的次序是高丽、百济、新罗、靺鞨、流求国、倭国。南蛮是林邑、赤土、真腊、婆利，西域是吐谷浑、党项、高昌三国记载较长，以下接着康国等二十国，令人感到入隋之后与西域的交涉取得进展。北狄是突厥、西突厥、铁勒、奚、契丹（附室韦）等五（六）国，突厥的记载是压倒性的，而且直至铁勒都是土耳其系。也就是说，在统一中国的隋朝，与突厥等北方土耳其系民族的交往增加，《隋书》外国传的构成承袭了一直以来的北朝形式。成书于10世纪半、记载唐朝历史的《旧唐书》外国传与《隋书》外国传相比来看，《旧唐书》变成《突厥传》一卷上下（下卷包含西突厥等）、《回纥传》一卷、《吐蕃传》一卷上下、《南蛮·西南蛮传》一卷、《西戎传》一卷、《东夷传》一卷、《北狄传》一卷。虽说隋唐国祚长短的不同也必须考虑在内，但在《旧唐书》中，与唐相抗衡的突厥、回纥、吐蕃的比重果然还是有所增加。南蛮、西南蛮是林邑以下十五国，东女国、南诏蛮等中国领域内诸部族被划分为西南蛮。西戎是从党项羌、高昌等至大食的十四国。东夷传是高丽、百济、新罗、倭国、日本，即西嶋氏所言东亚世界诸国，但倭国和此处改称的日本是不同的。《北狄传》在铁勒、契丹、奚、室韦、乌罗浑（《北史》的乌洛侯）等传统诸国之上，又加入靺鞨、渤海靺鞨、霫。其中的渤海靺鞨在唐后半期作为渤海与日本有密切的交流。

成书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的《旧唐书》，尤其在后半期，只是史料的罗列，弊病突出。因此在北宋中期的嘉祐五年（1060）再次编修《新唐书》。虽说其中有用当时尊崇的古体文改写原始史料的令人难以阅读及理解的部分，但也有添加在《旧唐书》之后入手的史料。关于日本统一为日本传，还记载了接下来要触及的宋代的新信息。

如前所述，在统一的中国王朝，与长城以北诸民族的关系占据压倒性的重要地位。《旧唐书》的外国传如实展现了这一点，但在继承北朝的隋，仅从其外国传的安排来看，可以说与以高句丽为中心的东夷关系十分重要。为推断倭国在隋代的位置，比较《隋书·东夷传》中各国的字数，高丽（高句丽）—1923字、百济—938字、新罗—432字、靺鞨—647字、流求国—1105字、倭国—1293字，倭国传居于《东夷传》末尾但字数仅次于高句丽。顺便一提，《隋书》高句丽传的字数也比《魏志》倭人传少60字，着实令人感到《魏志》倭人传是在当时令人吃惊的长度。《旧唐书》倭国日本传728字，即使是基于入宋僧奝然的报告收录了历代天皇系谱的《新唐书》日本传也只864字，《隋书》倭国传是到唐代的倭国传中第二位的长度。最初的四分之一是《后汉书》倭传、《魏志》倭人传内容的概要，接下来记载了有关日本方面没有史料的开皇二十年（600）的最初的遣隋使之事。其后是有关官位、服饰、探汤等刑罚或风俗等的记载，独有的记载众多。这些大概是基于倭国的遣隋使，及与小野妹子一道来倭国的裴世清的报告。最后是607年小野妹子的遣隋使以及裴世清的遣使记录。对马—壹岐的路线与《魏志》倭人传时没有变化，但此前出现阿苏山的记载。因此，也有人认为裴世清等并非在博多湾，而是进入了有明海。裴世清入京之时倭王两度欢迎的情况也留存下来。其文虽短，但作为传达了倭国宾礼的记载受到重视。

如上所述，与三国魏以来时隔三百几十年再次见到的日中双方的使节交往相对应，《隋书》倭国传中散落着基于倭国使和隋使报告的具体记事。在唐代，唐使也数度抵达日本，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几乎未见基于唐使报告的记事。这一点似乎与唐王朝的关注点移向北方的突厥和回纥，或者西方的吐蕃也有关系。《隋书》倭国传的记载，应当作为统一全中国的王朝的国际关系重心从东夷移向北狄过程中的珍贵记录来理解吧。而且，其中还有“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仰之，恒通使往来”的文字。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玄宗致圣武天皇的国书，是唯一存世的对日国书。其中有“彼礼义之国”的文字。与这说明中国认为日本人礼仪端正的说法相对，堀敏一氏提出礼仪之国是指因为类似中华而值得称赞，并非专指日本，要提防日本从中国获得了特别的高度评价这种自命不凡的解释。但是，隋代有前述的新罗和百济作为珍物众多的大国敬仰日本这一记载，从《隋书》中东夷传和倭国传的处理来看，至少将此作为隋王朝的认识来理解是没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