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图里（Gideon Toury）指出“译本就是在目标语系统当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作为翻译或者是被视为翻译的任何一段目标语文本”（Toury, 1980:73）。换言之，只要该文本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被认为是翻译，那么该文本就可以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有鉴于此，本书始终以五四时期各主要译诗流派的英诗汉译既成事实为研究对象，从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诗学研究视角，开展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流派的批评研究。具体而言，本书首先通过梳理中西诗学传统，厘清“诗学”这一核心概念，并通过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相关理论及其与诗歌翻译关系的阐释，构建出以当代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观点为观照和以西方现代诗学理论为视角的整体理论框架，然后对五四时期开展西诗汉译的主要译诗流派的各自译诗活动和诗学观念进行历史描述与梳理，进而以当时各主要译诗流派各自代表性译家的英诗汉译具体译本为研究对象，将理论联系文本，细致剖析其在诗歌选材及文本转换中的诗学操纵与得失，最后考察诗歌翻译对目标语诗歌文化发展的诗学影响。

本书借鉴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方法，但不局限于史料的梳理和介绍，而是在诗学理论的观照下进一步对译者及其译文展开分析、批评与解释，避免将译者仅仅看作目标语社会文化借以操纵翻译的被动媒介，对译者个人诗学观的介入给予充分重视，进而从诗学角度对译文做出价值判断。在方法论上，将融合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运用资料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展开。换言之，本书既有在诗歌核心元素层面展开的译本诗学价值批评研究，又有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进行考察的描述研究，既着力于内部的翻译文本的策略分析，又观照外部的超文本语境中的翻译活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是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史专题研究的结合，使得文本内部研究和文本外部研究相辅相成，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研究。

本书中“五四时期”这一重要概念，长期以来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界标。因为“五四”之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冲突，同时又相互纠缠、融合，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五四时期”因此已化身为一种象征符号，以各种方式叙述着历史的断裂或现代的起源。对于“五四时期”这一概念的界定，不同的研究领域划定了不同的起止时间。文艺界对于“五四时期”的界定，一般从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倡导文学改良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开始，到1927年大改良失败为止（费正清，1994）。针对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在当时中国的发展特点，本研究中的“五四时期”涵盖了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前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比较宽泛的时段，而不是泾渭分明的某个界限。因为本书考察的是文学形式、诗学观念等文化层面的现象，文化现象不可能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行为或事件，而是经过一定时间酝酿，从萌芽后不断发展，再由兴盛至衰退的过程，将绝对的时间标准作为划分文化现象的硬性指标的做法并不合适。而且，在这段时期，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翻译都受到新诗运动热潮的推动。

此外，本书中的“西诗”主要指欧美国家的诗歌作品，而“英诗”主要指以英语语言书写的诗歌作品，其中包括已被转译成英语并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的东方诗人的作品，如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和波斯诗人伽亚谟（Omar Khayyam,1048—1131）的诗作。

总的说来，上述研究方法与思路相互渗透，共同指导本论题的开展。同时，在对译本进行分析时，诗学的方法论决定了本研究要摒弃名家崇拜心理，仅从诗歌翻译的审美角度探讨诗歌翻译中的诗学因素。本研究所遵循的原则正如《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刘勰，1958: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