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60年代，尤其自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以来，文化研究呈燎原之势，以其鲜明的开放特点和跨学科性，冲破了人文学科严格的传统学科分工体制，使传统的学科疆界变得不再明晰，对西方众多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一方面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构想开始建立，一方面出现了研究范式文化转向的萌芽。197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霍尔姆斯（James S.Holmes）发表了被西方译学界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学科创建宣言”（Gentzler, 2004:93）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该文对翻译学的学科命名、性质、研究范围以及学科内的划分提出了详细的构想，把翻译学分为纯粹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两大类，其中纯粹翻译研究又包含理论翻译研究和描述性翻译研究两个分支。该文同时强调了理论翻译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兼有三者，不可偏废。霍尔姆斯因此也被视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先驱代表。1990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共同编辑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在两人合写的引言“普罗斯特的祖母和一千零一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he“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中，正式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新兴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指责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是一种静态而过时的理论，认为语言学派所提倡的文本对照和分析过程往往只涉及单词、句群、句子、段落，最大也不超过语篇，这些都只是局限于较低的语言层次之内，忽视了“文学文本的多层复杂性”（Hermans, 1985:10）以及翻译过程所涉及的各种文化因素。文化学派强调翻译行为和翻译文本所展现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横向融合和纵向权力操纵的关系，“现在研究的，是嵌在源语言和目标语文化符号网络中的文本。这样，翻译研究既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学范式，又可以超越它”。（Bassnett &Lefevere, 2001:123）

“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的对象由文本拓展到文化，把翻译研究中的文本同语境、历史和文化结合起来，一方面利用文本研究的语言学方法，另一方面也思考文本之外的文化权力关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对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所处的从属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文化学派的主将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绝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译文和原文不可能以一种纯净、中立的对等物作为参照，翻译活动不可能不受权力、时间或各种文化行为的影响。”（Bassnett &Lefevere, 1990:7）正如西蒙（Sherry Simon, 1996:7）所言：“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翻译被视为一种写作实践，从中体现出贯穿所有文化表征的种种张力。”巴斯奈特也明确提出：“翻译研究事实上是独立存在的一门学科，它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附属学科，也不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具体研究区域，而是一个极为繁富的研究领域，它自身就拥有众多的分支学科。”（Bassnett,2004:11）并且，基于霍尔姆斯1972年提出的翻译学框架，巴斯奈特（Bassnett,2004:17）进一步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四个研究领域，分别是翻译史（History of Translation）、目标语文化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he TL Culture）、翻译与语言学（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翻译与诗学（Translation and Poetics）。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其学术视野与理论方法呈现出更为广阔、更为丰富的跨学科特征，其完整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得到体现。

在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共同主编的翻译研究丛书的总序中，他们从文化的视角对翻译的性质与作用等提出了更具体的看法，指出：

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一切翻译，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据此以特定方式在特定社会操纵（manipulate）文学发挥功能。改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力服务的。其积极的方面有助于文学和社会的进步。改写引进新的概念、新的文学样式、新的方法。实际上，翻译史也是文学改革的历史，是一种文化影响另一种文化的历史。但改写也能压制改革，进行歪曲或控制。今天，我们正处于各种操纵方式日益增强的时代，研究通过翻译昭示的文学操纵过程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Bassnett &Lefevere, 1990:11）

这段文字对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高度概括，主要包括“操纵”论和“文化建构”论两个方面，“操纵”主要指目标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制约，“文化建构”主要指翻译对目标语文化的发展演进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学派强调翻译研究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探究两种文本语言形式的对等问题，而是要同时探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要重视史料的搜集、描述、分析和解释。而对于翻译史，译者研究又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代表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中通过对翻译史的追溯指出了译者处于隐身的遮蔽状态，强调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在场（visible presence），将译者视为文化变革的强力动因（powerful agent）。皮姆（Anthony Pym）在《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一书中也强调了翻译与整个社会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凸显了译者研究对于解答翻译的社会起因问题的重要作用。威廉姆斯（Jenny Williams）和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他们合著的《线路图：翻译研究方法入门》（The Map: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一书中明确提出翻译史研究应该包括译者、译作、翻译原因和翻译策略等问题。在中国，王佐良（1989:5）在《翻译：思考与试笔》中对于翻译史研究也曾明确提出“要突出若干重要译者，替他们摄特写镜头；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

显然，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其目标语文化影响翻译以及翻译影响目标语文化这两大核心观点，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这些都为本研究拟开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中以诗学为视角、以译者为焦点的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与支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与探讨文学翻译的本质。

就中国的诗歌翻译而言，据李奭学（2008）考证，虽然中国最早的外国诗歌汉译源自明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1637年翻译的《圣梦歌》，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近代的诗歌翻译一直较为零散，尚未走上系统化道路。直到五四时期，中国的诗歌翻译才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无论是译诗数量、译诗队伍还是译诗所产生的影响，都史无前例。“五四时期，诗歌翻译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算是中国诗歌翻译的第一个高潮”（辜正坤，2007:6），也构成了中国诗歌翻译系统化、规模化的源头。

由于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发生在时代特征鲜明的历史时期，这使得国内外对于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大都聚焦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视角，往往探讨其在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方面对广大读者所起到的积极引导和推动作用，而对于当时诗歌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诗学因素的探讨却不够深入系统。即使涉及诗学，也往往着眼于五四时期诗歌翻译与白话新诗滥觞的关系，而从诗学角度对当时诗歌翻译活动本身进行客观解读与评价的努力亟待加强。中西方各自都有悠久的诗学传统，且它们都源自于诗歌研究。诗学对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的影响毋庸置疑，从诗学角度对中国诗歌翻译进行探究成为一种理性需求。

中国的西诗汉译传统是在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新诗运动起源于1917年前后，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为标志。因此，对于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如果我们绕开社会政治变革这一文化视角，聚焦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之外的纯文学因素，通过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开展诗歌翻译的主要译家们的译诗活动进行系统的诗学批评研究，一些以往被忽视的问题将再度引发关注，有助于还原其历史面貌，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审视和评价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活动，从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五四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内涵和价值。

英诗汉译是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通过对五四时期英诗汉译这一中国诗歌翻译活动的重要源头进行诗学探讨，我们将更理性地认识和了解中国诗歌翻译规范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中国新诗的建构性影响，从而进一步揭示文学翻译的本质，这也是本研究的目标与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