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的倾向

40多年后，再回过头去看我自己年幼时玩过的游戏，另有一番感慨。我发现，和土耳其男孩子一起玩的那个游戏其实已经包含了一个等级相当高的社会组织，尽管这个社会组织的特征是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的。现在，我们通过下面这些专业术语来描述这些特征：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贸易互补（trade complementarity）、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集体合作（collective cooperation）、网络拓扑（network topology）、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和进化的道德（evolved morality）等。

虽然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但是我仍然在玩与小时候类似的游戏，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我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专门的软件，在世界各地招募了数千名成年人，让他们加入我们在网络上创建的微型社会，然后追踪他们的行为。我用各种方法操纵这些微型社会中行为者之间的社交和互动，例如，随机将他们安排为富人或穷人，或者偷偷放进一个可编程的机器人，假装成一个“真正的人”，再观察真正的人会做出些什么反应，以便更加深入地窥探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了解合作、凝聚力、等级制度和友谊来自哪里。我的研究团队还对这些现象的进化生物学依据进行了探索，并以此来寻找社会生活的古老起源，尽管游戏中所用的例子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中，一个可能会比较令人沮丧的现象就是内群体偏好，也就是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爱，也就是我在比于克阿达岛上所经历过的那种温暖的群体归属感。内群体偏好甚至在学龄前儿童中也存在，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这个方面展开了探索，他们想弄明白这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招募了一些年仅5岁的孩子，让他们穿上不同颜色（红色、蓝色、绿色、橙色）的T恤衫，然后给他们看其他孩子的照片，那些照片中的孩子也穿着不同颜色的T恤衫，颜色或者与他们自己所穿的T恤衫相同，或者不同。孩子们都知道其他孩子T恤衫的颜色都是随机分配的。除了T恤衫颜色之外，照片中的孩子们没有任何其他区别。然而，孩子们还是喜欢与自己穿着相同颜色的T恤衫的孩子。他们为这些孩子分配了更多的稀缺资源（玩具币），还报告了更多关于这些孩子的积极想法。孩子们还觉得，与他们穿着同样颜色T恤衫的孩子有可能更善良、更愿意分享玩具。他们能够更好地记住并回忆起与他们同一组的人的积极行为，描述他们自己群体的有利信息。所有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完全只是因为随机分配的T恤衫颜色与自己的一样！

在另一些关于内群体偏好的研究中，作为被试的孩子甚至更年幼，只有3个月到5个月大，但是也表现出了内群体偏好倾向，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偏爱是与生俱来的。

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与生俱来的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情感机制。从出生开始，人类似乎就具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感。就像从几个公理中构建出整个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人类天生的道德原则为全部社会行为提供了基础，只是后来又逐渐被经验和教育所形塑而已。

例如，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各种巧妙设计的实验，对3个月大的婴儿对于公平和互惠（两者对合作至关重要）的敏感度进行了研究。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者给一些3个月大的婴儿看这样一个动画：一个蓝色正方形“帮助”一个红色圆圈爬上了小山，然后一个黄色三角形却把这个红色圆圈推了下去。当让这些婴儿在蓝色正方形与黄色三角形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全都非常确信地选择了蓝色正方形。研究者给出了多种颜色和形状，以确保这些特征不会影响婴儿的偏好。在另外一些实验中，婴儿能够分辨出哪些木偶得到了其他木偶的帮助，哪些木偶则受到其他木偶的阻碍。婴儿更喜欢好人，而不喜欢那些“坏人”。还有其他一些利用木偶完成的实验表明，13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心智理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知识、信念、意图）已经有所了解了。很显然，这种能力对道德推理至关重要，对社会生活也大有帮助。

在另外一组实验中，蹒跚学步的孩子们愿意在没有任何激励的情况下，自发地去帮助那些正在假装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打开橱柜门的成年人。简而言之，在非常年幼的时候，人类似乎就已经完成了“预连线”（这里的“预连线”是指在拥有强烈的、与生俱来的倾向这个意义上），能够以积极的方式进行互动，洞察他人的意图，并倾向关注公平。因此，我们一点都不应该觉得惊奇，虽然在若干细节上可能会因地而异，但是每个社会都珍视仁慈与合作，厌恶残酷和无情，并将不同的人分类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卑鄙丑恶的。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为什么从一出生开始就会表现出这种对社会生活很重要的一致性？指导儿童游戏和塑造成人生活的社会原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生活在不同社会中的人，又是如何通过这些所有人都熟悉的重要特征创造出相似的、被普遍认为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