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的母亲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长大的希腊人。她在土耳其的比于克阿达岛（Buyukada）上度过了许多个夏天，这个小岛离海岸相当近，只需要坐一会儿轮渡就到了。许多年后的1970年，她故地重游，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登上了比于克阿达岛。岛上不允许机动车行驶，人们所能使用的交通工具要么是双脚，要么是驴子，也可以是马车，但是在鹅卵石路面上行驶时，马车是很容易翻倒的。1970年那次重回旧地，是我母亲离开那儿20年之后的第一次。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她和她的父母亲，在一次重大的种族冲突之后被驱赶出了土耳其。

那一年，我8岁、我的弟弟迪米特里6岁，虽然我们只会说希腊语不会说土耳其语，但我们还是冒险跑出去跟十几个男孩子一起玩。我的祖父在岛上有一所已被废弃的房子。这所房子就像一个时光胶囊，里面有一个烧木材的锅炉，百叶窗已经破旧不堪了，东一片西一片零零碎碎地挂在那里。房子后面是一座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坡，就是在这些小山坡里，我们这些男孩子进行了很多“探险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全部人组成了一个“大队”，一起去探察地形，我们通过手势进行沟通，最迫切的事情就是收集大量的松果。

最后，不可避免地，我们决定分成两队，玩“战争”游戏。我们互掷松果，并且试图通过偷袭的方式获取对方的松果。在这种“偷袭抢夺”战进行的同时，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容易就扔得很远的绿色小松果，可以换成更漂亮的、同时更易破碎的大松果。当这种大松果被扔出去时，我们把它们想象成手榴弹在空中爆炸，像烟花般炫丽。由于这种“弹药”在发射出去之后不会毁坏，因此，每一次攻击其实都是在给对方输送“弹药”。这种由小规模的“战事”、以货易货的“贸易”、团队的团结与合作以及偶尔的作弊组成的游戏，每一次都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

当然，这些土耳其男孩子有很多地方与我和弟弟不同。他们的头发剪得更短，而且都穿着背心。但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在扔松果的时候，都是从臀部的一侧发力向外抛出，而不是用手高举到肩膀以上的位置再扔。他们当然更了解地形，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这些差异似乎无关紧要，事实上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共同参与社交活动，能够畅通无阻地相互沟通。虽然我们与这些土耳其男孩子无论在文化上和语言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却共同参与创建了一个小小的社会秩序，在这个“小社会”里，我们如鱼得水，备感愉悦。

对孩子们来说，玩游戏的其中一个目的就在于模仿成年人的行为、扮演成年人的角色。但是，孩子们在玩游戏时所做的，并不仅仅是明里暗里地模仿成年人行事，他们也会在玩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成年人会让孩子们自己去玩，他们往往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孩子们在做些什么。游戏过程中，孩子们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各种游戏的玩法会自然而然地被创造出来。这种纯粹自愿的、由内在动机驱使的、给孩子们带来非常快乐体验的游戏，通常都会包含我和我的土耳其朋友们在岛上所进行的“社会生活实验”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来看一位人类学家的描述，他在马克萨斯群岛的瓦普岛上对一个由13个孩子组成的游戏团队进行了长期观察。这些孩子的年龄从2岁到5岁不等，人类学家观察到，连续几个月，这些孩子们每天都会在海滩附近的某个区域玩耍，如果没有大人监督，他们就会延长游戏时间。在孩子们看来，这个地方既有“巨浪”和“尖锐的熔岩岩壁”，还有“砍刀、斧头和火柴”。他们在没有任何一个大人介入的前提下，组织活动、解决纠纷、避开危险、处理伤害、分发物品，并且每个人都学会了与身边的人谈判协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以人类学家比阿特丽丝·怀廷（Beatrice Whiting）、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和他们的同事为核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多地进行了一系列更加系统的关于孩子玩游戏的长期研究，包括肯尼亚的尼亚门哥（Nyansongo）、印度的卡拉普尔（Khalapur）、墨西哥的胡斯特拉瓦加（Juxtlahuaca）、菲律宾的塔隆（Tarong）、日本的福冈（Fukuoka）以及“奥查特镇”（Orchard Town，是研究者为新英格兰一个小镇起的化名）。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同儿童在日常玩伴、活动、玩具和游戏场所等方面，因为性别、年龄和文化的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异，但是在玩游戏时，他们的社交行为和互动方式却总是惊人的相似。

甚至，也许连社会本身也可以视为这类儿童游戏的“扩大”版本。在1938年出版的讨论人类社会与游戏的经典著作《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一书中，社会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认为，人类的文明并没有给游戏的观念增加任何本质性的特征。儿童们的行为往往包含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微型的、临时性的社会。在很小的时候，作为个人是无法独自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