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的产生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作为典型的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无法简单确定起始时间。关于文化的起源，应追溯到人类的进化与产生过程中进行考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搏斗，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得以最终确立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从此人和猿之间的鸿沟就成为不可逾越的了。”(1)寥寥数语，全面、科学和辩证地概括了人类的起源，这段论述精辟地指出了劳动实践、语言文字和人脑形成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三种因素对人类、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化基本动力。

一、劳动实践

恩格斯认为，劳动不仅只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在距今好几十万年前的第三纪末期，在现已沉入印度洋的一片陆地上生活着高度发达的类人猿种属，它们浑身长毛，有胡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这种猿类由于在攀援时手干着与脚不同的活，手能够越来越脱离行走的姿势，因而能够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距今大约10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根据它们比较整齐而细小的牙齿和开始收缩的吻部形态看，它们的前肢已经能够一定程度地完成四肢行走的动物必须用嘴去完成的撕咬、探测、进攻、防卫等的部分功能。腊玛古猿手指骨的专门化，引起了大拇指与其他四指的对立和发展，引起了前肢的灵巧和后肢的粗壮，这为后来腊玛古猿一类的前人科动物在营地中达到某种程度的直立行走，让前肢更多地专门负责抓握东西、采摘果实、挖取地里的植物块茎等工作奠定了生物前提。“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3)现存的一些猿类，还保有人类进化之前的行走姿势，如偶尔被迫直立，仅凭后脚站立，行走时采取半直立姿势用双手撑地帮忙。大多数类人猿以握成拳头的手指节骨支撑地面，两腿收起，身体在两臂之间摆动前行。我们可以从猿类的行走和笨拙地使用双手来推断人类进化之前的生活状态。但一切猿类是在被迫的状态才不得不用两条腿行走的。不同的是，幸运地进化为人类的那一支类人猿，在长期的活动中，手越来越脱离行走的功能，而能够自由地从事各种活动了。后来的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300万～200万年，由于直立行走日益成熟，导致身体许多部位的进化。例如，南方古猿的髋骨与人的髋骨相似，只是髋骨板在前方两侧展开的程度稍大于现代人类，表明它们的脊柱向后弯曲的程度比现代人类小，步幅不如现代人大；而南方古猿的上颅骨结构，特别是面骨和脑骨骼的对比关系，较接近于现代人类，其脑容量超出腊玛古猿1倍多，枕骨大孔的位置直接向前下方，表明颈部是垂直的，这同样是直立行走的前提和结果；另外，南方古猿的手骨形态是又宽又平的指骨排列的大手掌，有一块腕骨和粗长的拇指骨，这是能够精确地完成钳形抓握动作的有力证据。南方古猿的骨骼，手脚的明确分工，手的灵巧化，表明南方古猿已经有条件尝试着制造各种工具，进行人类意义上的初步劳动，迈开了从猿到人的转变的历史性一步。之后的晚期猿人（生活在距今200万～40万年），包括中国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印度尼西亚的莫佐克托猿人，坦桑尼亚的利基猿人以及德国的海德堡猿人都属于晚期猿人。

这一时期猿人的典型特征或者进步性表现在：第一，工具制造能力进入新的阶段。劳动实践能力的加强，如制造各种劈裂器、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用于狩猎和采食；人类的祖先在从猿进化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使自己的手做一些动作。在人类做出第一把石刀之前，可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相比之下，我们人类文明的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但尽管是一把最粗陋的石刀，也是人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手变得自由了。”(4)在手彻底自由之后，人类学会了越来越多的技能，并通过遗传一代一代加强着各种技能。“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5)。恩格斯认为，人的手具有超于动物的灵巧性，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都是人的手的杰作。而这看似人所特有的功能，最初都是从手的解放，从粗笨的劳动开始的。手的进化看似简单，其实是与手有关的肌肉、韧带以及骨骼的发展，并通过遗传将不断进步的灵巧性进行延续，这需要比整个人类文明史还长得多的时间。第二，懂得使用火为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和体质的提升创造了崭新的物质条件。火的使用壮大了猿人狩猎和抵御天敌本领，增强了猿人的生存能力。火给猿人带来了温暖，使猿人的生活区域进一步扩大，并且能在高寒地域抵抗寒冬；火给猿人带来光明，延长了猿人的活动时间；火使猿人学会熟食，强化了猿人的消化功能，猿人的食物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助于改善猿人的营养状况，促进人的体质功能的发展，特别是人脑的形成。第三，由于工具的改进、火的使用、人脑的发展，晚期猿人的社会关系得到初步的建构。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发现哺乳动物的化石就达96种，据此判断早期智人已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在男性狩猎女性采集的自然分工的基础上，还出现大型狩猎、围捕过程中的同性之间较细致的分工。手的进化引起了身体其他机能的进化。根据达尔文的生长相关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密切联系的，哪怕这些身体部分表面上没有关系。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一对关节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柱骨的动物，无一例外地也长有乳腺以用来哺育幼仔；在哺乳动物中，偶蹄通常是和进行反刍的多囊的胃相联系的；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根据生长相关律，人手的日益灵巧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脚和腿的直立行走相关的发育，必定会引起人体其他器官和部位的进化，如人的脊椎和脊柱、口腔和嘴的形状、腿的长度、各个器脏的发育等等。劳动实践贯穿于人类进化如双足站立和手的解放以及身体其他相关器官的改变。劳动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性和对象性的活动，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劳动实践的范围、广度和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如果说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活动，那么人的进化过程本身就是劳动实践的伟大作用的最好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6)人类实践的能力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实践促进人的进化和人类文化的进步，人类不断增进的能力又促进劳动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升华。

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劳动实践孕育人类文化，其根本前提是劳动实践创造了人本身。人类原始祖先腊玛古猿到南方古猿再到晚期猿人，人类每一步进化的脚印都是伴随着劳动留下的。腊玛古猿的生理特性仅仅是蕴含了进化为人的可能性，而只有劳动实践才能把这种进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使人脱离动物界而相对存在，使地球上出现人所独创和特有的文化现象。古类人猿由于是杂食动物，其食物来源和获得食物的方式多种多样，具有可变性。在采集狩猎过程中，各种木棒、石子都可能随机地拿来运用。不同的天然工具、不同的使用环境、不同的运用对象必然要求也必然训练着古类人猿的身体和心智，古类人猿的身心发展又在丰富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朦胧的经验意识和萌芽状态的目的和意志能力。从无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到有目的地制造和使用工具，可以说，人的力量为自然环境、自然物注入了一种文化元素，也就是马克思界定的“人化自然”。制造工具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的活动，既不是简单地从环境出发，也不是单纯地从人自身能力出发，而是在认识了掌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着眼于人与自然的互相作用、互相转化和互相协调。制造工具的活动，让人的体型与智能沿着使人能更有效地制造与使用工具，从而作用于自然发展；同时，又使工具沿着人的肌体和心智的方向发展，从而无限延伸人的体力与脑力的功能。当然，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并不是绝对无拘无束和恣意妄为的，工具的制造也要受到环境、生产力水平和自然规律对人的反作用影响。人类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永远是在改造与被再造、规定与被规定的矛盾体中得以发展的。

二、语言文字

劳动实践促进了手的日益灵巧化，而手的多才多艺对身体其余部分的作用又是直接的和可证明的。回到远古人类进化的时代，猿类祖先是群居动物，人类的祖先类人猿也是群居动物。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人的创造性的活动和对象性意识的发展，人们总在自然界中发现和逐步掌握了新的属性和规律；同时，劳动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紧密和复杂地结合起来，在生活、猎食的场合中互相支持、共同协作。“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几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7)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文化发生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诞生初期必然的生理的和社会的现象。

首先，语言的诞生具有生理基础。劳动实践造就了猿类祖先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确定无疑地得到改造，口部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接连一个的清晰的音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8)恩格斯拿动物相似的发音行为做比较：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传递的信息很少，部分音节的语言就足以传递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听不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但动物进入人类的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经人驯养的动物如狗、马在和人的接触过程中养成了对音节语言的敏锐的辨别力，以至于在它们想象力中所及范围内，能够容易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对人表达依恋、感激等感情的能力。人类由于手脚分工、直立行走以及劳动实践导致人的一系列的生理进化，从而为语言产生创造条件。直立行走和劳动，使猿人的胸腔扩大，肺部发达，肺活量增大，这使得语言发声具有一个气量充足而又控制自如的气息之源；而直立行走又使人的头部抬起，改变了呼吸通道，使口腔与气管成直角，使声带在发音时因气息转折而受到更多的刺激，变得发达和细腻。人因为双手的进化承担了捕猎、进食的许多功能，使嘴和牙免去了许多如撕、咬、舔、叼的功能，使得吻部后缩、变短，牙齿变得细密整齐，舌头灵巧，整个口腔具有发出清晰复杂读音的功能。另外，在劳动实践的锻炼中，类人猿的思维器官逐步完善，意识和自我意识逐步形成，以及听觉器官对各种复杂声音信号的接收与分辨能力的提高，也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生理基础。

第二，认知行为是语言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由于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生活的进步，正在形成中的人对所处的环境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在实践中，人不断发现、认识和掌握新事物、新现象和新规律。一方面，大量前所未知的劳动工具、劳动成果、劳动过程、劳动经验只有通过精确复杂的语言才能表述和共享。另一方面，在劳动中获得的新发现和新知识，包括生产活动中所取得的关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认识，必须借助语言来进行深入的思考。除了与物质劳动直接相关的认识，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认识，如信仰、价值观念、意识现象等活动，也需要语言文字作为工具进行表达和研究。

第三，交往是语言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在劳动实践过程中，首先由于狩猎过程中的分工日益复杂化，人猿聚集进行围捕活动的分工协作必须用复杂的语言而不是简单的吼声来示意同伴。狩猎活动具有组织性、偶然性、危险性、突发性和应急性等特征，更需要用语言精确及时地表达协作要求。其次，随着人类在自然界生存境况的改善，以及人类进化初期族群的扩大，出现了最初的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族群关系、等级关系、协作关系、分配关系等，这些人类社会特有的交往关系充满了各种矛盾。纯粹动物世界的矛盾如争夺食物、领地和交配权可以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规解决，而人类社会和社会交往产生之后，解决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矛盾与冲突就必须得运用社会的法则。使用语言进行沟通，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语言本身就是交往，也是解决交往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劳动实践的目的性和意识性，需要将人类的活动预先在头脑中进行建构。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前文已经论述过，正是人类的实践将人这一物种从自然界分离开来，成为自然界最有智慧的宠儿。“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9)目的性和意识性是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类人猿在生产实践和朦胧的自我意识推动下，对于劳动目标和劳动意图都变得更加复杂，集体狩猎和围捕需要在事前进行传达和达成共识。随着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劳动计划和劳动目的的日益复杂化，为了实施实践意图，他们就必须进行事前演练和部署。最后，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发展，需要语言文字进行传承和发扬。在人类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类多住在热带或亚热带雨林，以果实、坚果和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代的主要成就。而在人类文明史的第二时期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运用到文献记录而使人类过渡到文明时代。《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社会场景正是发生在这一阶段。“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0)语言和文字产生之后，人类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组织。部落的联盟除了拥有严密合理的组织和结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五个部落拥有能沟通的方言。“拥挤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11)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12)。语言对于人的思维意识乃至文化的繁荣，具有奠基性作用。首先，语言文字活动促进了人类思想的产生。从人类进化史来说，语言与意识的产生难分先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3)。正是语言的实践活动促进思维的诞生，“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4)。语言提高了人的对象性意识，将人自身从自然界的浑然一体状态中脱离出来。例如，语言中的人性名词和非人性名词能够帮助人类将自我与外界环境分离开来，将自身以外的客体和自身都当作对象来认识；又如，语言的抽象和具体的概括能力，能够把外物的形象、特征、规律等凝结为概念性的语言代号，当这些语言代号代替具体的事物进入人的思维意识时，就能够提高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信息容量。其次，语言文字的概括性为思维提供外壳，为交流提供工具。人的认识的产生、思维的形成首先来源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与认识主体所接触的事物的具体形象直接联系的，是人们关于事物的各个片面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感性认识以生动性和形象性为特点，以事物的现象为内容，因此反映的是事物的个别属性。在表达思维、同人交往的过程中，要克服感性认识的个别性、片面性和现象性，只有运用语言的抽象能力和概括功能，对感性认识进行理性加工，用语言符号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使认识对象理性化、全面化和本质化。语言的概括力能够将存在于认识个体的感性认识转化为群体进行交流的理性共识。再次，语言文字具有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传承作用，使人永远能够在前人精神成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创新发展。语言与思维拥有同样久远的历史。在语言的产生之初，词语、语句、语法是一个漫长的生成过程。单个词语与所指称对象的确定，用词造句的个别使用到广泛采用，语法语句的初步尝试到约定俗成，语言现象无一不是一方面将个体的语言及思想贡献给社会；另一方面个体在使用社会语言时又大量获得他人的语言成果和思维经验。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人类文化现象，同时语言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推进，还在不断地发展、演进。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语言的概括性、传承性、凝聚力使得语言所容纳的知识能够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而独立存在，这样有利于人类文化的传承、继承和创新。语言文字是具有特定知识、经验、思想、逻辑的符号体系和逻辑系统，语言文字工具的存在使得人类的文化实践活动，一方面，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至于流失，使后人缩短取得文化成果的时间，提高文化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文化创造活动在特定的成熟逻辑体系中进行，避免思维的混乱，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实现思想意识的交流互换。

三、思维意识

劳动实践、语言文字可以说是人类思维意识产生的铺垫。萌芽状态的劳动实践促使类人猿直立行走、手脚分工，双手的解放和日益灵巧化为人类发明制造工具提供了生理基础，而生产能力的提高，使早期人类人口增多，群体的关系日益复杂，因此需要语言甚至文字来表达各自的思想和进行交流。除了劳动实践和语言文字作为思维意识产生的前提之外，人脑的形成是思维意识产生的直接生理条件。当手从简单的觅食活动发展到复杂的劳动，必然促进脑的发展，如果脑不能适应人的发展，这样的个体就会被淘汰。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如果人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于手而相应地发展起来，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15)。这证明，脑是随着手的日益灵巧化而进化而来，但同时，手的进化如果没有脑的进化作为后盾，也不可能发展出先进的现代工业。蒸汽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先进工具的代表，不仅仅是手的功能的延伸和扩大，更是脑的创造力使然。比较神经解剖生理学的成果证明，人脑和猿脑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功能上都有明显差异。例如，从量上看，猿脑容量不足450毫升，早期猿人的脑容量约700毫升，晚期猿人大约1059毫升，智人达到1400毫升。从结构上看，人的大脑皮质沟回明显增多，形成许多明确的功能分区，特别是存在若干个有关语言的中枢。思维赖以存在的人脑是一个结构复杂的高级系统，人脑的形成历史以及对它进行研究的历史都十分悠久。只是到近50年，现代脑科学借助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多学科的广泛研究，才慢慢揭开科学研究人脑的序幕。物态进化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物质形态进化根本上就是物质性能的进化，就是物质体与周围环境发生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方式的进化。人类之所以是智慧生物，就在于人类能够以动物所不具备的实践能力与自然界进行交换。意识和思维是人的反映控制系统的功能，但反映控制系统不是独立的主体，而只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思维意识不与环境发生直接作用，也不能与环境发生直接联系而独立发展。也就是说，思维意识是作为人的整体中的一个结构成分来进行的，是由作为功能的实践能力的发展决定的。

对人类历史进行考察，学者有多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划分方法，例如，按照使用工具的质料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合成材料时代；按照工具的结构形式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手工工具时代、机器时代、自动化时代；按照经济交往形式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时代、商品经济时代、产品经济时代；按照开放程度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在多种对人类历史的划分法中，按照开放程度的划分法是与人类的意识发展史有直接联系的。人的意识的产生无具体时间，思维意识的起源是随猿进化为人而逐步产生的。原始的意识从产生时间上看，是从古猿转变为人开始，直到文字的产生、铁器出现的文明时代为止。从古人类学的划分上讲，大体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原始时期意识的时间跨度很长，占去了人类整个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相对于文明时期意识的时间跨度来说，发展是极其缓慢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时期意识进行过评述：“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16)，“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17)原始时期的意识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意识，这一时期的意识特征表明人的意识是从纯粹的畜群意识进化而来的，它具有原始性和初级性。尽管原始时期意识带有动物性、过渡性，但不属于纯粹的动物心理。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工具，躯体进化离动物越来越远，语言已然产生，脑也在完善中，逻辑思维已经萌发。在人类原始意识时期，除了获取食物和防御敌害的主要劳动，根据考古的发现，智人的意识对象开始扩展到诸如制造骨针、鱼钩、做衣、钓鱼等等，更重要的是原始时期的意识还开始向精神领域渗透，例如，智人阶段出现了原始音乐、舞蹈、雕刻、绘画、装饰。这证明这一阶段的人类除物质需求之外，还萌发了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原始意识的意识对象在范围上有扩大，深度上有提高。从原始意识的意识对象上来看，作为意识内容的感性材料日益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自身，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从生产到生活，逐步成为意识内容的来源。意识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形成连续叠加的意识活动，早前的意识成果固化为新的意识活动的原材料，意识内容突破了感性材料的局限而向理性化发展，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把握实践活动和环境的关系。

而文明意识，从时间上是从铁器工具和文字产生开始的，距今有七八千年。和漫长的原始意识进化史相比，文明意识在时间上是短暂的。然而，文明意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这样评析：“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8)；“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里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9)；“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0)。人类的文化史和文化成就正是在人类早期的意识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用今天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我们可能会觉得原始意识的成就小、进步慢，文明意识效率高、成就大，然而，当我们仔细考量人类意识的起源就能发现，原始意识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实现的思维飞跃具有质的意义；而文明意识尽管成就斐然，但七八千年来只是处在不断的量变过程中。原始意识的功劳在于：它完成了从意识功能、意识形式、意识观念乃至脑、语言等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从而最终造就文明意识乃至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