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文化是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范畴，关于文化的著作和著述也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然而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往往越是熟悉的范畴，就越是难以进行明晰的界定和理性的把握。因而，对文化这一渗透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的研究，呈现出了纷繁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研究文化最普遍运用的逻辑是从文化现象入手，如人们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行为规范等等，进而从文化现象中反映出文化精神内涵，如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按照这一文化研究逻辑，目前中国学者对于文化的研究探讨主要遵从三种路径：一是中国文化路径，二是西方文化路径，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路径。本书试图正本清源，从经典文本出发，全面把握、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并遵循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本质与特征、形态与功能、趋势与使命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建的逻辑顺序展开论述，从而形成一部系统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专著。
一、选题意义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统一整体。同经济和政治一样，文化是支撑社会大厦耸立于世的根本支柱，是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具体而言，文化是民族身份的精神标识，是人类生命的精神血脉，是民族传统的精神基因，是社会凝聚的精神纽带，是人类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要想实现人们对于社会的真切把握必须了解文化；要想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发展文化。文化研究是认识和研究社会的必要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对文化的产生和本质、文化的形态和功能、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的未来形态等问题，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研究这些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是唯物史观等根本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理论意义和固本强基的实践价值。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我国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文化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需要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纵向考察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各种社会形态的逐步演进历程，抽象地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和变革的核心因素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动态关系，从而达到科学地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的社会学说。尽管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制衡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思想时，不禁要问：生产力是谁创造的？生产关系是以谁为主体的关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人。从人的角度观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部人由束缚于自然力到束缚于社会关系到最终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的社会历程。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社会理想都在于在生产力条件足够发达的条件下，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根除人的劣根性，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部重要著作中，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都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人的本质、人的能力、人的发展等思想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人，就不能忽视他们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尽管文化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但却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是实践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成为万物之灵的本质特征。“广义的文化指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1)，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2)。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蕴含十分丰富的文化思想，浩繁的著作由于时间跨度长，思想的发展变化出现了诸如“文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等与文化同义的范畴。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所推动，并由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精神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是对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如果文化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则主要是从狭义的范畴出发来进行论述的。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析方法之一就是阶级分析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分析同样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对阶级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在阶级社会，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使得文化成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愚弄人民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缺少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完整和不系统的社会学说。马克思逝世后，有些学者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经济史观”，攻击马克思主义缺乏人文关怀。对此，恩格斯曾给予过严正的声明，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做出过重要的补充。在之后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物质经济条件的限制，又出现了忽视精神文化建设的趋势，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相对于经济学说或政治学说，研究和发展都相对缓慢，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和现代性。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和现代性，就必须完整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是完整而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要求。物质生产是整个唯物史观论述的出发点，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对于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目的在于揭示每一个社会形态中对社会贡献最大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唯物史观就是工人阶级世界观，带有强烈的阶级性。然而，唯物史观被歪曲为“经济史观”“经济决定论”“人学空场”，资产阶级学者，如保尔·巴尔特、卡尔·波普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如伯恩斯坦等，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如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对唯物史观持类似看法。事实上，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生产对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生产不能等同于物质生产。社会生产是标志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范畴，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三种生产互相制约，共同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其中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效率、能力整体地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水平和治理能力，物质生产本身就包含了智力的成分，否则物质生产就成了周而复始的简单重复，社会生产就不能与动物的生产有任何质的区别；人类自身生产是人种延续的生理基础，人的生产除了肉体的生育之外，还包括了智力的培养、品格的塑造和文化的传授，为社会生产出合格的社会成员，从而使得社会能够得以延续；而精神生产的主要任务则是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为满足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理论观点、科学知识、文学艺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都是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三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唯物史观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而揭示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切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阶级社会是阶段性的社会形态，阶级社会本质上是由于生产力有限、物质财富匮乏而导致社会产品由统治阶级占有，而劳动归被统治阶级承担的社会形态，而经由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发展，物质财富高度积聚之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即对立阶级的存在理由都归于消失，到那时，物质的占有与享受只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充分地享受文化生活，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由于片面夸大物质生产，忽视文化理论，忽视精神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和现代性。
由此可见，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对于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历经近百年的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已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时期特殊的社会矛盾，形成了较为完善、全面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现阶段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正处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的转化过程中。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上科技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纷纷参与科技革命浪潮，走上科教兴国的发展道路。从我国的国内情况看，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起步晚、底子薄，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的双重任务，由于我国客观上人口众多、经济贫乏、技术落后、人才紧缺等原因，要缩短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抓紧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要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研发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人才培养，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为了完成新时期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繁重任务，深入研究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于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为我国改革开放开辟了一条科教兴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性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是将其作为简单的教条，而是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国情的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创新化和中国化。加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人民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内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特别是共产主义文化理论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框架。
尽管现阶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共产主义的文化理想、价值理念、文化本质、文化任务、文化原则等，为我们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世界历史必然带来世界文化的历史趋势。伴随着世界文化的建构发展历程，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频繁出现。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的民族国家进行了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的文化轰炸，企图从文化上将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应运而生，对世界文化多样化和民族文化繁荣产生着消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命运、世界文化的走向以及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遇到的西方文化冲击提供了理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不断转化、国际文化环境的风云变幻，文化建设也要不断地跟进和改善。深入挖掘、系统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正确处理和科学协调当今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冲突性与融合性等文化矛盾的实践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需要。
（四）提高社会主义劳动者素质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3)。正是人的文化属性将人与动物本质地区别开来。人创造了区别于自在自然的人化自然，还有一个丰富、复杂、开拓的文化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又总是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和前辈人给予的既定的客观条件，而是千方百计地对现实的对象进行认识、改造和创造，对前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有所超越。因此，人类文化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人除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外，不能没有精神生产。人对文化的不竭追求，对意义世界的积极建构，既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证，也是对人的能力的不断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除了发现物质生产对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揭示出社会的劳动者对于社会的根本性贡献之外，还揭示出文化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可以说，尽管人们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认识到这些还不够。其实，一切社会形态的更迭，人与人的矛盾，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化，这些内容并没有触及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终极关怀——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研究，最终目的并非揭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范畴和原理，而是在给予科学、全面的研究的基础上，为人类的本质的复归找寻一条正确之路，还人以健康、丰富、全面、深刻的本质，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自由、和谐地相处。由此可见，在社会矛盾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价值旨归。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开创了这一过程的广阔道路和美好前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依据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劳动者包括社会主义体力劳动者和社会主义脑力劳动者，首先，体力劳动者要提高素质，社会就必须为他们提供提高劳动技能的各项培训，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此外，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化，还要不断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开展终身教育。其次，尽管脑力劳动者看似是文化的代名词，因此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是知识和理论，但是这并不代表脑力劳动者就不再需要提高素质。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他研究的那个专业是专家和行家，但是，一旦涉及其他学科，专家和行家也会显得束手无策。文化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目前存在的学科种类数目众多，此外新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涌出了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因此，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亟待全面提高素质。随着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消除，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日益增长，文化生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更体现在人的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上。人的文化生活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生活水平发展的标志及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武装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对于全面提高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素质，是非常迫切和紧要的。
二、研究现状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地论述文化的专著，相关文本也比较分散，因此，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尽管国内学者有过一些相关论述，但总体上还是存在着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和挖掘不深的缺陷。目前能够查阅到的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的专著有：邴正教授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黄力之、张春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现代性》，在学术论文方面，有张华所著的《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邹广文教授所著的《文化哲学视野中的哲学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文化思想及其中国文化观》《论马克思文化观的逻辑结构》，叶志坚所著的《马克思文化学思想探微》，以及黄力之教授所著的《论20世纪社会主义文化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系》，韩美群的《马克思文化概念的多维透视》，王仲士的《马克思的文化概念》。综合起来，目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范畴。厘清文化范畴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立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多次出现“文化”范畴，但在不同的经典著作中，文化的范畴又有所不同。在经典著作中，文化有时与文明同义，可以互换使用，指称人类精神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先进的精神劳动成果；文化有时指知识观念，还可以指人类精神生产、观念意识形态等等。目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的学者关于文化范畴有如下观点：第一，将文化划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广义文化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行为规范等等，涵盖了人所特有的行为及结果的总和，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而狭义文化仅指人类的精神实践过程和精神实践的成果，如以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法律等形式出现的观念文化。张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来使用和进一步区分文化的含义。从广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一部人类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从狭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主要指知识、科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成果”。(4)将文化划定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是目前较多学者所持的观点。第二，将文化划定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范畴。叶志坚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时，提出过文化的三个范畴，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指带有人类文化精神痕迹的器物或者物质，“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那些文化产品，其基本功能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5)。精神文化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和自由的需要。精神文化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各种思维定式、情感方式，习俗、常识等经验性的精神文化，还有科学、艺术、哲学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文化成果。而制度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而创造的合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文化规范。将文化划分为三个范畴（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较将文化划分为两个范畴（即广义文化、狭义文化）更有文本依据一些。
无论是文化范畴的两类划分还是三类划分，都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似乎都无法明确地划定文化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精神成果需要物质作为其载体，否则无法达到文化的传播与运用；而人类创造的物质中又包含了人类的精神创造，否则人化自然就与自在自然无异。在文化范畴上，物质与精神的纠缠导致了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化范畴是一个难题。
第二，文化的历史和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的思想主要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一部集中探讨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人的本质、人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著作。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文化的产生与人类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实践直接导致人类文化的诞生，人正是在实践创造的人化自然中反映出人的类本质。文化作为典型的人造人为的社会历史现象，其逻辑起点与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逻辑起点应该具有同一性。林坚、黄力之认为，人类文化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于人们日复一日的劳动实践。文化表征出人类的本质力量，是在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各类精神劳动的成果。邴正也将实践作为文化产生的逻辑起点，不同的是，在将实践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逻辑起点的同时，还引入了一个矛盾机制，即文化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用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存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发展矛盾）的手段和结果。所谓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一种生存型的矛盾，“对于人类来说，生存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生存需要自然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生存需要满足了，人的存在也得以延续。自然是生存活动的直接对象。文化的产生就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结果。由于人的生存需要是实践性的，不能直接得到满足，于是人把自然之物加工改造成文化，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因此，文化的诞生与更新，标志着人与自然矛盾的不断解决”(6)。而所谓人与人的矛盾是一种发展的矛盾，“人之为人，不仅在于文化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天人一体，而且在于文化撕裂了自我。主体自我必须依赖对象自我，对象自我是外化了的、凝固了的自我。主体自我作为人的身心结构是内在的、可控的、不断变化的，而对象自我却不能被随心所欲地控制，随主体的自我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构成了主体自我和对象自我之间若即若离，又不即不离的矛盾”(7)。此外，叶志坚、邹广文也将实践作为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第三，文化的本质。有关文化的本质的论述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进行论述：一是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入手论述文化的本质，认为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文化精神是人得以不断发展、进步的本质属性。张华认为，“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建立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活动——劳动的‘对象化’和‘外化’”(8)。黄力之认为：“尽管人在这个过程中直接解决了人的生存需要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人能够通过这个过程而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长此以往，人的感觉就越来越脱离了动物性的需要”(9)。林坚认为，只有运用人的本质来说明文化的本质才能正确把握文化，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历史性都能体现在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中，他强调文化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同一性。邹广文强调文化的人化本质，文化即人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将文化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的各类成果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文化理念的历史性和延续性为基础，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理论较为确切地表达了其对文化的人化本质和整体性特征的理解。”(10)林志坚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对象化。二是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入手挖掘文化的本质。邴正认为，文化就是人为对抗自然压力所创造的自体成果以及积累。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进步，本质上是由于人类在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的时候，在社会与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的时候，会产生各种矛盾，有些矛盾属于技术性矛盾，有些矛盾则属于阶级矛盾。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文化矛盾不断被解决，但新的历史时期又会产生新的文化矛盾，社会历史正是在文化矛盾的不断解决中进步，文化也在社会矛盾的解决中不断得以提升。
第四，文化矛盾及解决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充满批判性的理论，从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批判，上升到对文化的批判，再提升到对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无不充满了批判性。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是共产主义理论产生的前提。陈树林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是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自为生存活动的体现，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推动力。马克思的批判原则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探索、变革和革命精神的现代升华。西方文化从古代至今的不断进步得益于这种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作用，而马克思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和非人道的现实所进行的不妥协的批判”(11)。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文化矛盾的揭示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体现在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相背离。从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同一性这一理论前提出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于文化本质与人的本质相分离，李志江认为，“人的本质只能表现在他所创造的文化中，文化的创造、生成和积淀正是人的本质的历史生成和展开。因此，当文化的某个方面从人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一定是片面的”(12)。人是感性和理性、自由与自然的统一，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应该为人享有，为人服务，成为人的解放的途径。人的本质的复归和解放需要文化的推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于，文化沦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工具，沦为维护反动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文化矛盾是由经济基础的矛盾直接导致的，因此，解决文化矛盾的途径在于经济基础中的矛盾，在于推翻维护经济基础的国家政权，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随着近年文化问题的持续升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越来越为国内研究者们所关注，但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及成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整理不够全面，未形成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文化理论应该是包含了文化范畴、文化本质、文化产生与发展逻辑、文化特征、文化功能、文化发展趋势、文化使命、文化理想等的完备体系。然而，由于经典著作关于文化的思想比较分散，所以，建立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体系尚需时日。其次，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文本的挖掘不够深入。目前对于文化的文本研究多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四卷，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精华部分组成的。然而仅凭这区区的四卷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文本来源，显然是不够的。文本来源的缺乏会导致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研究的缺失或片面化的理解。再次，研究范式的单一导致研究结论的重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文化本质的探讨。“文化即人化”以及“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许多学者持有的关于文化本质的观点。这是因为大多数学者在探寻文化本质规定的时候都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文本来源和研究范式的。在文化本质的界定上过于趋同，没有争议，这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是不利的。只有多些争议，哪怕是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观点，对于一个理论完善都是有益的。笔者在前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的铺垫下，继续探索。尽管尽力克服目前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但由于能力有限和时间所限，书中这些普遍存在的不足仍不能完全避免，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要继续改善，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三、研究的内容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界说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但由于没有构建系统的文化理论，为后世研究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的挖掘和梳理留下了诸多争议的空间。
文化理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文化本质的界定问题，这也是本书的理论立足点和出发点。关于文化的本质也是学术界莫衷一是、难达共识的研究范畴。目前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文化即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和成果，是人不断自我超越的本质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一文化本质粗看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对文化的规定的。然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界定将物质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物质实践）的过程、结果和精神生产实践（以下简称精神实践）的过程、结果都包含在了文化范畴内。众所周知，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实践，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文化本质范畴的边界在哪里？如果将物质实践过程和结果连同精神实践过程和结果一并纳入文化本质范畴，无疑会导致文化的外延过大，难以凸显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实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道：“劳动生产了智慧”(13)，他还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14)“劳动”即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智慧”则是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的类活动分为两种：“实践上和理论上”，根据马克思的语言习惯，前者指物质生产活动，后者指精神生产活动即文化。
诚然，“文化即人化”的观点是有其理论依据的，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15)，而“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16)。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物质实践还是精神实践都是人类的实践，而物质实践的成果和精神实践的成果都能蕴含人类的文化追求、文化能力和文化理想，因而，这种观点顺理成章地认为，物质实践过程及成果也可以称为文化，也就是“文化即人化”的广义界定。然而，尽管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却不能严格地将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相区分。物质实践常常借助精神创造的成果从而发挥巨大潜能，而精神实践也需要物质实践作为载体，使自身流芳百世、发扬光大。然而，毕竟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各自具有截然相反的属性：前者具有物质的、有形的、重复的特性；而后者具有精神的、无形的、创新的特性。二者对于社会历史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如果一意将物质实践及成果包含在文化之内，那么，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就难以演绎和叙说了。我们深入挖掘文本，会发现马克思不断使用“理论上和实践上”这样的用语，仔细体味不难发现马克思论述中的深意：只有将人的类活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划分为物质实践的和精神实践的两个方面，才能既正确阐述唯物史观，肯定物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也能给精神实践（即文化）赋予它应有的内涵和还原它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应有的地位。
笔者认为，“文化即人化”的规定，不能准确反映唯物史观关于文化本质的观点。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视作文化的本质，导致既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物质实践，也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精神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结果毋庸置疑地被打上人类文化的烙印，但这并不应该导致我们在理论上将物质生产实践纳入文化范畴。否则，文化本质范畴的外延过大有可能导致将唯物史观诠释为文化史观，还有可能导致文化决定论。
依笔者拙见，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文化范畴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所推动，并由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决定的，人类一切精神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示，是对人的物质生产能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文化的范畴包括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而存在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文化形态，如参与物质生产的科学技术以及处于研发阶段的科学技术；还涵盖了为了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存在的文学艺术、道德、法律、政治、哲学等。此外，还有渗透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观、行为模式、风俗习惯等。
（二）主要内容
本书除导论之外共有五章。
第一章：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论。本章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详细论述文化的起源以及促进文化起源的各种因素，从人类生理的、社会的双重角度对文化的生成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而文化的发展是在人类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呈现出的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力量的双重特性。
第二章：文化的本质与特征论。本章系统梳理和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思想中所涉及的文化本质与特征的内容，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各个维度的本质以及特征的思想。
第三章：文化的形态与功能论。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门别类地论述，将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类文化的认识、把握和理解呈现出来，而文化的功能是就文化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提高人类的能力等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
第四章：文化的趋势与使命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理想进行系统梳理，是全书基于前面论述的一个总结。共产主义文化是文化异化、文化阶级性、文化的民族局限性的彻底解决，也是为下一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建”提供的理论基础。
第五章：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这一章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为理论指导，着力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文化建设的实践精神，在综合分析当今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优劣之处的条件下，提出与现实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方案。
四、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的相关文本，系统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相关思想，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唯物史观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之路。具体说来，本选题研究将遵循的主要方法是：
第一，文献研究与批判借鉴相结合的方法。本课题的研究，要首先立足文本，系统阅读、研究和归纳文本的基本思想，发掘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理论资源。研究新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创新构建之路，对两种优秀文化进行批判借鉴，探求新时期文化的构建模式。
第二，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恩格斯曾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7)也就是说，历史是逻辑的客观基础，逻辑是历史的理论概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研究中，既要遵循历史的方法，阐明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又要依照历史逻辑的基本脉络，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思路。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本选题侧重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的理论研究，系统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目的、意义、历史渊源、科学内涵、构成要素、主要特征、社会功能、实践规范等问题，实践的观点也将贯穿其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建方法和途径方面，更侧重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第四，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法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在人类特殊的历史阶段——阶级社会，一切静态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阶级，以及动态的社会变迁、社会革命、社会变化等都是具有阶级性的，这是生产力条件有限，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文化随人类这一物种的产生而诞生，文化由人类创造，同时也创造着人类，伴随人类跨越漫长的各个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文化本身是人及社会的产物，不免带有强烈的阶级性。运用阶级分析法，就是要揭示阶级社会的文化现象对人的本质的背离，从而预测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五，系统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是运用系统的观点，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通过分析事物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最后得出优化的整体的目标方案的一种思想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的研究如它的起源和发展、本质与特征、形态与功能、民族性和世界性等都要用到系统分析法。另外，关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构建、生成机制、冲突与融合、交流与再生等问题也必须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才能全面、深入、有效地把握。
(1)《哲学大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4页。
(2)《哲学大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张华：《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第9页。
(5)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6)邴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7)同上书，第21-22页。
(8)张华：《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第9页。
(9)黄力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页。
(10)邹广文：《马克思文化思想及其中国文化观》，《河北学刊》2006年第7期，第137页。
(11)陈树林：《文化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8页。
(12)李志江：《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理论学刊》，2008年第9期，第10页。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5)《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4页。
(16)《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