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气候变化的经济内涵与特征

（1）气候变化影响的外部性特征所导致的“搭便车”问题

人类的许多经济行为都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这就会带来气温的上升，但几乎并没有相关的激励机制引导经济行为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也无须为自己的排放行为的后果负责。因此，人类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外部性物品，除政策之外，不受任何市场和机构的影响，这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Betts（2007）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在起源和影响上具有全球性特征，大部分环节上其影响机制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有些影响非常长远，而且潜在的影响非常大，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这些基本特征使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完全不同于很多通常研究的外部性物品。Sandler和Hartley（2001）就认为气候变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特别是在减少排放的过程中，各国都会倾向于从别国减排的努力中享受好处，即“搭便车”行为的发生。Barrett（2007）指出，由于气候变化以及相应的减排这种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无法矫正“搭便车”行为，有效气候协议达成便不可能，同时良好的国际环境合作也无从谈起。Stern（2006）将气候变化的所有损失都看作是由碳排放引起的，并通过一个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最优减排额度的理论模型分析对每单位的排放征收与相关的外部性数额相等的碳税，可以迫使企业将其外部成本内部化。

Andrew（2010）在考虑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外部性等气候变化的核心科学问题基础上，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计划为引例，探讨了碳税的设计特征以及碳税对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主要优势，提出了解决气候变化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问题的可能方法。Saijo等（2016）利用实验方法研究在没有明确强制执行机制的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动态外部效应，并指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动态执行条约的必要性。

（2）气候变化影响的长期性所导致的代际公平问题

对于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制定，从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经济学研究更注重代际公平。由于在代内和代与代之间存在重大而潜在的政策取舍，经济学家引入了贴现率指标从而达到气候治理收支在代际的公平。代际公平最大的争论在于贴现率的选择，贴现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们对现在和未来福利的权衡取舍，较低的贴现率使得未来气候变化的损失被放大。Stern和Taylor（2007）指出，现在很少的支出可以避免未来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害，并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结论招致了一些经济学者的批评，争论的焦点仍然在贴现率上，因为其使用了一个很小的时间贴现率，Nordhaus（2011a）认为，如果按照当前市场的真实利率和储蓄率来重新计算，Stern和Taylor（2007）的结论将不再成立。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这个过低的贴现率进行了批评（Weitzman，2007；Betts，2007）。Weitzman（2013）指出风险溢价应该纳入贴现率计算中，这意味着贴现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其他的一些研究依据期望净现值理论，对不同国家随时间推移递减的贴现率进行实证研究，都得到了各国不同路径的递减贴现率（Hepburn等，2009；Freeman等，2015），递减贴现率提高了气候变化的损失成本，贴现率的选择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

（3）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特征所导致的国际公平问题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相同，如气候变暖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影响程度的估计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但典型的寒冷气候的国家可能会从气候变暖趋势中获益，因此，各国在国际寻求全球变暖解决办法中，根据自身不同的适应能力会持不同的立场。Baer等（2009）建议以历史责任和支付能力的结合作为基础分配减排量，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在控制全球变暖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Crowther（2010）指出，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公平的伦理与实践为气候变化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他主张将单独的个人而不是一个国家作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并承担相关的权利、责任和义务。Ajibade（2016）考察了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内的公平和分配公平问题，提出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国家和国际气候应对政策。无论何种解决方案，都需要建立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机制，对气候变化进行有效应对，但解决国际合作问题仍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