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关于服务贸易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Deardorff（1985）第一次把服务部门引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可以应用到服务贸易的研究领域。^[4]在此之后，一部分学者研究了服务贸易对一国经济的贡献大小，如Luder Schuknecht和Rosa Perez-Esteve（1999）选取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行业作为代表，运用投入—产出法对其进行深入探索。^[5]结果表明，在OECD国家中，以电子商务行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对各成员国的经济贡献较大，其中，英国的电子商务行业以及相关服务行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其自身GDP的比重达到25%。而且，Francois（2001）将服务进口额表示成服务输入国的人均GDP与人口的函数，对服务贸易领域进行研究，发现服务进口额与本国经济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说明了服务贸易对一国经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6]另外一部分学者探讨了服务贸易与一国技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如Keller（2002）^[7]在研究OECD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时指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使得彼此国家的技术水平提高，就连经济水平排名第一的美国，其一半以上的技术效率提升也得益于服务贸易，这一点也得到了Eaton和Kortum（1996）^[8]的认同。可见，服务贸易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与技术水平，那么一国的经济规模（以国内需求来代表）能否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即服务贸易是否存在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呢？

大部分国外学者通过构建模型对本土市场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如Davis和Weinstein（1996）基于超常需求模型将本土市场效应与比较优势进行了区分，第一次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本土市场效应。^[9]Hanson和Xiang（2004）采用倍差引力模型分别对高、低运输成本的两组国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本土市场效应较容易发生在高运输成本的国家，低运输成本的国家本土市场效应不明显。^[10]虽然以上研究都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但是其研究逻辑对于服务业同样适用。Duranton和Puga（2001）运用本土市场效应的思路，研究发现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基本消费服务，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更多地出口高端消费服务。^[11]Kimura和Lee（2006）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1999—2000年10个OECD国家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样本中所选取的10个OECD国家的服务业都具有本土市场效应。^[12]然而，Chen和Zeng（2014）研究了大国的出口贸易后发现，如果贸易成本不同，那么大国就可能不具有本土市场效应，甚至会出现出口减少的情况。^[13]可见，贸易成本、国内市场规模都是影响服务业的出口重要因素，决定着一国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是否明显。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如毛艳华、李敬子（2015）运用2000—2013年中国和41个国家（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结果发现，在分类型的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最小，生产性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最大，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介于二者之间。^[14]与此相反的是，陈启斐、王晶晶、岳中刚（2014）认为，一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对其服务业出口的影响小于对其服务业进口的影响，故一国的服务业出口不存在本土市场效应。^[15]而且，张帆、潘佐红（2006）研究了中国19个产业生产、需求等数据，发现至少有10个产业的本土市场效应不明显。^[16]此外，Ceglowski（2006）^[17]指出，有关本土市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涉及服务贸易的相对不多，所以，对服务业本土市场效应的研究难免会存在一些争议。

综上所述，有关服务业本土市场效应的研究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上述文献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但是相关主题的探讨仍然存在进一步深挖的可能。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本书发现，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服务业的本土市场效应进行分析。虽然这种方法可以从总体上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但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原因在于该方法忽略了在条件分布不同位置时自变量影响的差异，使得估计结果出现不准确的情况。因此，本章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利用包括需求在内的三维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需求拉动服务贸易增长的机制；第二，使用最近发展起来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情况进行研究，以期发现本土市场效应的存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