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对服务进口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世界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服务化”程度日趋提高，服务贸易已成为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为世界及各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殷凤、陈宪，2009）。^[1]WTO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4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以年均8.17%的增长速度迅猛发展。到2014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已增长到96020亿美元。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虽然服务贸易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604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6.09%。但是，在我国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发展危机：一是1995年起，我国服务进口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大于50%，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另外，金融危机后，外需萎缩、出口动力不足导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二是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传统服务贸易进口占比过半，新兴服务贸易进口偏低。2015年，以旅游、运输、建筑服务为代表的传统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总额高达69.6%，而以金融、保险、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贸易仅占10.1%。因此，如何扭转服务贸易逆差，加快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升级转型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扩大内需战略，强调进一步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建立基于内需的循环经济体系（陈启斐、王晶晶、岳中刚，2014），^[2]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事实上，扩大内需战略对我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扩大内需可以直接增加进口服务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危机后，外需增长空间与以往相比缩小，出口乏力，仅靠“出口导向”的服务贸易增长模式已不足以改善经济增长的潜在条件。国内需求扩大能够最直接地吸引我国服务贸易进口，进而发挥进口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与知识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陈健、赵迪、郑丹青，2015）。^[3]第二，扩大内需可以实现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扩大不仅能够促使企业聚集，形成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还使得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及高素质劳动力流向国内，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扩大内需能够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国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不仅带来了消费品需求数量的增多，而且要求消费品质量的提高，从而促使高质量产品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国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那么，扩大内需战略能否扭转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促进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优化升级？其背后的作用路径是什么？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本章主要关注两个方面：需求规模和制度因素。首先，新贸易理论十分强调“需求规模”这一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例如，Kimura和Lee（2004）^[4]构建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可能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以GDP表示的双方需求规模对服务贸易的作用要大于货物贸易。Keith Walsh（2006）^[5]采用服务贸易总额以及各部门细分的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和出口国的需求规模、共同语言等因素都会对服务贸易的规模产生显著影响。Head和Mayer（2004）^[6]以日本在欧洲的企业为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即使在零关税的条件下，企业也依旧会选择在需求规模较大的市场附近进行投资与生产。可见，“需求规模”会影响一国服务贸易，甚至可能影响一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规模与结构。其次，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等制度因素对贸易的影响也日趋重要。例如，Koukhartchouk和Maurel（2003）^[7]分析了促进转型国家和欧盟国家间贸易增长的潜在因素，在引力模型中引入了制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和制度质量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Dollar和Kraay（2003）^[8]也认为一国拥有良好的制度，该国的贸易规模将更大，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更快。而且，Linders（2005）^[9]提出制度因素对贸易模式有决定性影响。Cheptea（2007）^[10]则得出了影响跨境贸易的重要因素包括贸易政策和制度，并且贸易额增加能够反向推动制度改革的结论。因此，继续忽视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是无法容忍的。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第一，目前关于服务贸易与需求规模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贸易总量研究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的本土市场效应研究（张帆、潘佐红，2006，陈启斐，2013）^[11][12]这两方面，关于服务贸易进口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影响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仅有胡超和张捷（2011）^[13]、谢宝剑（2013）^[14]等个别学者研究得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改善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提高服务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并有效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的结论。鉴于此，本章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①本章利用中国和23个OECD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将需求规模和制度因素作为主要解释变量，重点分析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制度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路径，从而更好地衔接我国正在实施的扩大内需战略，也为服务贸易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②本章引入门槛模型以期得到制度变量的阈值，进而分析在制度因素的阈值前后，服务贸易进口随着制度变量的变化情况，使结论更具准确性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