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差异化战略支点—层级城市网络”体系的建设方式

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发展基础和产业演进属性，选择差异化、定制化的建设方式，是建构“差异化战略支点—层级城市网络”体系的基本理念。

1. 差异化战略支点的选择与布局

升级性支点、发展性支点和安全性支点的选择与布局，一是要符合不同区域的产业演进阶段和发展趋势，二是需符合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功能属性。

区域的产业集聚来源于历史变迁，并且形成特定的地理、资源、文化、地缘政治等特征。在进行区域划分时，一是通过历史分析考察其工业化程度；二是通过对外经贸往来状况考察其参与全球分工的方式，涉及贸易规模测度，以及中间产品比重等；三是通过大中型城市分析，评判区域分工深化与联系，以及产业的空间分布状况。由此，可以划分出升级区域和发展区域。结合全球分工格局的当前特征，“一带一路”沿线的升级区域主要包括欧洲和东亚领先国家，发展区域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中东欧、中东、非洲等区域。其中，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东部沿海地区属于升级区域，而中西部主要是发展区域。

在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差异化战略支点的选择方式为：

首先，关于升级性支点的选择。主要选择在分工规模较大的城市系统中的中心城市，同时能够兼顾对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的安全诉求。如境外的伦敦、中国香港，境内的上海、北京等。这些升级性支点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分工细化、价值链深化，安全保障侧重于网络、信息等方面的维护。

其次，关于发展性支点的选择。在升级区域的非支点城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分工深化，发展逻辑主要体现在对新兴生产方式的利用上。在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群分工程度都相对较低，发展逻辑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业化的推进。虽然，这两类城市的发展逻辑存在差异，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都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以及在这些城市的建设将主要取决于市场力量，合乎市场认同的评价标准是鉴别此类支点的关键，因此，对发展性支点进行甄选时，可以将两类城市系统合并起来，从发展基础、腹地影响力等角度作出综合评价，并进行选择，形成发展性支点的大体布局。

最后，关于安全性支点的选择。“一带一路”的推进主要是两种发展方式的并行推进，即发达地区促使新生产方式繁衍，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地区采用更适应其发展阶段的传统的工业化方式，并且发展区域的产业规模扩大也将支撑升级区域的产业演进。对于两种生产方式而言，保障各自要素的供给安全、生产过程安全、流通途径安全等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两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有显著差别；另一方面分工网络的产业规模扩张与中心地的产业升级演进之间存在内生关系，因此，底端安全、顶端安全、过程安全和通道安全是安全需求的重中之重。如底端安全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顶端安全涉及金融安全、网络安全，过程安全涉及文化冲突，以及通道安全涉及海运“瓶颈”安全等。基于安全需求特征，在选择和建设“安全性支点”时，主要依据新生产方式发展、落后地区适用的传统工业化得以存续的要求，在有合作意愿和基本条件的城市设立战略性的安全支点，并由此联结成安全通道，保障其畅通，对国家转型发展及外部联系网络建设构建起安全屏障。如从喀什到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从经济意义上来讲，投资价值并不大；但是，其在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方面，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因此喀什和瓜达尔港本身就构成以能源供给为核心的安全链。

2. 层级城市网络的定制化建设方式

层级城市网络的建设需要考虑地区发展基础、功能定位，以及推进的可行性等。

（1）战略支点的定制化建设原理

结合模块网络化的发展机制及开放背景下公共服务趋于多元化的形势，战略支点建设的目标就是使其能够成为转型升级的自主演化系统。其中，包括城镇化、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需要致力于人力资源的开发，由此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在开放背景下，发展区域或者升级区域各自所面临的开放程度不同，各国内部区域经济分化的存在，使其推进全盘开放存在难度，因而选择支点城市等局部进行较高程度的开放，具有一定可行性；以及这样的开放方式有必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协议来加以保障。因此，从战略支点共性来看，是国内外公共服务共同支撑中心城市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自主演化系统，只有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才有可能因势利导，加速集聚累积效应的形成，使战略支点高质高效的引领“一带一路”的推进。

战略支点的自主转型系统要得以构建，即成为产业集聚的轴心，需要相应环境和条件，并形成不同范围的分工网络。第一，支点需要具备对外联通的硬件基础设施，临海地区的海港，内陆地区的陆港，频繁高速流动而需要的空港，以及信息开放所需要的网港，它们通过干线连接在流通环节能够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大幅提升集聚点的市场潜力；第二，具备对外联通的软件基础设施，主要是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在通关、物流等环节减少壁垒，提高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程度，便利区内经贸活动、继而产业聚集；第三，城市设施与功能。产业聚集同时也是人口聚集，其个人与家庭的工作生活，对城市多元产业引起需求，由此，合理化的城市布局，能提高产业和人口的聚集效率；第四，在集聚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差异化的产业分布于城市群，所产出产品扩大到广泛的市场范围；第五，集聚规模继续扩大有可能对本国甚至周边国家产生影响，从而形成更大的辐射效应；第六，为配合战略支点的建设，需要国家对其港口、园区、城市加强规划，特别是与多国展开合作，构建开放的软硬件和互联互通环境（如图1-3-9所示）。

（2）不同战略支点的定制化建设方式

首先，升级性支点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其建设重心在于以金融等先进生产性服务为主导，提高开放程度，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扩大城市群辐射范围，不仅是国家、而且地方政府需要建立适合开放的管理体制、实施促进开放的政策体系，并且与其他国家沟通达成保障开放的国际协议等。

其次，发展性支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内产业集聚有限，由此以差异化的主导产业为核心，以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设置自由贸易园区，辅之以城市规划与建设方案，并通过周边基础设施联通，促进周边产业聚集。

最后，安全性支点的选择以规避风险、保障安全为目标，经济发展并非首要考虑，所以主要根据核心安全诉求，着力保障软硬件的互联互通，以及基本经贸活动所需的园区基础设施。保障“一带一路”沿线流通安全的战略支点，需要以形成“安全链”“安全通道”为标准，强调建设的网络化、系统化、通畅化。

3. “差异化战略支点—层级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

为增强战略支点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力，主要是强化支点与外部市场的联结，增大中心城市的市场潜力，使其有能力吸聚产业，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并进一步拉动周边区域发展。由此，“一带一路”“层级城市网络”的建设需要通过战略性支点间形成干线连接，并利用干线连接的规模经济效应，增强支点辐射周边的影响力。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需要着力建设支线连接，以利于区域内形成差异化分工，并提高整体的产业规模效应。因此，“一带一路”最终呈现出“差异化战略支点”与“层级城市网络”共同联结而成的网络体系，其中不同城市重点突出，各有分工，兼顾经济性、安全性、可操作性，便于“一带一路”形成早期收获，并持续推进（如图1-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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