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陕西“十二五”经济发展的评价

1.1.1　陕西“十二五”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1.1.1.1　陕西“十二五”宏观经济运行成就

“十二五”时期陕西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是综合实力提升最快的时期，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投资、消费、对外开放和居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十二五”时期，陕西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8个百分点。2015年，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8000亿元，达到18171.86亿元，位列全国第15位；实际GDP增速为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17位。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虽有所下降，但实现的产值总量是“十一五”时期的2.18倍，且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各省的排名比2010年提高了3位，已经由经济欠发达省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省份。

人均GDP在2014年增至46929.14元，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6629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15年达到47626元，位列全国第14位。与“十一五”时期相比，2015年的人均GDP是2010年的1.76倍，且在全国各省份人均GDP的排名中提高了3位。

（2）三次产业产值稳步增长，产业结构协调优化

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产值在“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5.3%，第二产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2.2%，第三产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0.7%。与“十一五”时期相比，第一产业在“十二五”时期实现的产值总量为1442.92亿元，是“十一五”时期产值总量的2倍，第二产业实现的产值总量为42581.17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2.24倍，第三产业实现的产值总量为5817.49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2.15倍。

在产业结构方面，“十二五”末期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8.87%、50.40%和40.47%，与“十一五”末期的9.76%、53.80%和36.44%相比，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下降了0.90%，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下降了3.40%，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增加了4.30%，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另一方面，在三次产业的贡献率中，第一产业贡献率由“十一五”末期的3.2%小幅增长至2015年的4.8%，第二产业贡献率由63.4%大幅降至47.6%，而第三产业贡献率由33.4%大幅增至47.6%，说明第三产业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的增量之比明显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产业结构更加协调。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农业生产基础渐好。201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226.8万吨，其中夏粮491.7万吨、秋粮735.1万吨，均创历史新高。“十二五”时期粮食总产量、夏粮总产量和秋粮总产量比“十一五”时期分别增长了9.41%、7.37%、10.69%。棉花总产量在“十二五”时期逐年降至2015年的3.86万吨，比“十一五”时期降低了36.40%。蔬菜和水果产量在2015年分别达到1822.53万吨和1630.62万吨，在“十二五”时期的总产量较“十一五”时期分别增长了48.30%和40.99%，增幅明显。2015年，肉类产量、牛奶产量和禽蛋产量分别为116.16万吨、141.19万吨和58.06万吨，“十二五”时期肉类总产量和禽蛋总产量较“十一五”时期分别增长了8.12%和18.79%，而牛奶总产量则小幅降低了2.51%。

工业平稳发展，工业化进入中后期。2015年，工业产值达到21060.03亿元，其中轻工业为4522.94亿元，占21.50%，比2010年提高了2.6%，轻工业在“十二五”时期有所发展；重工业为16537.09亿元，占78.5%，比2010年降低了2.6%，轻重工业结构得到调整。工业增加值“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2.6%，在2015年达到7344.62亿元，是2010年的1.79倍，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在2014年突破20000亿元，2015年达到20333.98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14283.48亿元逐年增长至2015年的18823.01亿元。利润总额出现下降，由2011年的1933.92亿元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1412.41亿元，而税金总额继续保持增长趋势，由2011年的1140.77亿元波动增长至1509.8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在2014年超过500个，在2015年达到5350个，比“十一五”末期增加了786个。

主要工业产品生产增长稳定。“十二五”时期，原煤、天然原油、天然气的生产总量分别达到243405.84万吨、17945.56万吨和1779.51万吨，比“十一五”时期生产总量分别增长99.28%、44.36%和138.11%。纱、布在“十二五”时期的总产量分别为181.36万吨、312870.78万米，其中纱的总生产量比“十一五”时期增长了61.03%，而布的总生产量则下降了19.50%。原油加工量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小幅下降，但其生产总量较“十一五”时期仍增长了20.84%。化肥在“十二五”时期总产量为659.40万吨，较“十一五”时期增长了24.8%。水泥、钢材和十一种有色金属在“十二五”时期的总产量分别为20192.44万吨、7213.56万吨和818.92万吨，比“十一五”时期分别增长了112.23%、109.53%、110.23%。

（3）投资总量不断提升，投资结构得到优化

2015年，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2万亿元，达到20177.98亿元，较上年增长7.8%，总量继2011年的1万亿元投资之后再上新台阶。其中，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9826.65亿元，较上年增长8%；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2494.29亿元，较上年增长2.8%；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357.69亿元，较上年增长32.58%；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6361.20亿元，较上年增长9.09%；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2458.97亿元，较上年增长5.01%。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在2014年超过1万亿元，在2015年达到12755.68亿元，较上年增长17.55%。“十二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计完成77685.36亿元，是“十一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6倍，年均增长18.91%。

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15年的投资额为2461.95亿元，较上年增长18.12%，约占当年投资总额的12.20%。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投资额最高，达到868.49亿元，较上年增长20.78%，占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投资额的35.3%，较上年高出0.8个百分点。排在第2位的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其投资额在2015年达到375.55亿元，较上年增长34.86%，占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投资额的15.3%，比2014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且排名提高了两位。新能源产业投资额排在第3，在2015年达到252.21亿元，较上年增长42.28%，占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投资额的14.6%，比2014年高出2.5个百分点且排名提高了1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在2015年的投资额分别为306.27亿元、308.99亿元、242.38亿元和26.26亿元。

基础设施投资在2015年突破5000亿元，达到5337.86亿元，占当年投资总额的26.45%。“十二五”时期基础设施投资额累计达17045.09亿元，占五年投资总额的21.9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额累计达7023.45亿元，占基础设施投资累计总额的41.21%，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额累计1281.95亿元，占7.53%；道路运输业投资额累计4373.634亿元，占25.6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额累计达562.85亿元，占3.30%；电网建设投资额累计达534.37亿元，占3.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投资额累计达8924.41亿元，占52.38%，是基础设施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项。

房地产开发投资在2015年实现的投资额为2494.29亿元，较上年增长2.79%，占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2.36%，与“十一五”末期相比降低了1.51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实现投资额1.04万亿元，约为“十一五”时期的2.7倍，平均增长率为16.99%，增速回落约17个百分点，趋于放缓，房地产业发展趋于平稳。其中，住宅投资累计实现投资额8020.95亿元，平均增长率为15.68%；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15088万平方米，年均增速约0.5%，较“十一五”时期降低了55.4个百分点。

文化产业投资额在2015年为944.26亿元，占当年投资总额的4.68%，较2014年的4.13%高出0.55个百分点，投资额较上年增长22.3%。其中，文化休闲旅游服务投资额在2015年为532.40亿元，在文化产业投资额中占比高达56.86%，位居第1。其次是文化艺术服务，在2015年实现的投资额为165亿元，占文化产业投资额的17.47%。

（4）消费市场发展向好，实现稳定增长

2015年陕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上年上涨0.96%，排在全国第28位，比全国水平低0.44%。食品价格累计上涨0.9%，较上年下降1.9%；消费品价格累计上涨0.6%，趋势平稳。其中，日用消费品价格多趋于上涨，而耐用消费品价格多趋于下降；服务项目价格累计上涨1.5%；成品油价格总体下降，汽油、柴油价格全年累计分别下降17%和18.2%⁽¹⁾。“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为102.82，较“十一五”时期的103.5降低了0.68，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处在合理的范围内。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5年突破6000亿元，达到6578.14亿元，较上年增长12.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60%。较“十一五”末期的3257.54亿元翻了一番，“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5.99%。其中，商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3471.61亿元逐年增长至5904.8亿元，年均增长16.30%，餐饮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428.96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3.34亿元，年均增长13.60%。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4年突破5000亿元，截至2015年达到5794.935亿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6.75%；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444.82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783.20亿元，年均增长14.35%。

限额以上企业消费零售总额在2015年增至3855.554亿元，是2010年的2.53倍，“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21.46%。其中，限额以上企业食品、饮料、烟酒类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182.7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469.327亿元，是2010年142.69亿元的3倍之多，五年间年均增长27.9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0年的319.8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524.77亿元，年均增长18.56%；日用品类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58.86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04.4亿元，年均增长18.13%。

（5）对外经济较快发展

2015年陕西进出口总值达292.2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全国2015年进出口总值较上年增速出现负增长，增速为-8%，我国31个省、市、区中共有18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陕西居第10位。出口额在2015年为141.63亿元，较上年增长6.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的-2.8%，居全国第7位。进口额在2015年为150.6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的-14.1%，居全国第5位。

在利用外资方面，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在“十二五”时期波动较为明显，由2011年的25.49亿美元波动增长至2015年的57.82亿美元，年均增长29.2%，较“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率高出8.7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由2011年的23.55亿美元逐年增长至2015年的46.21亿美元，年均增长20.7%，较“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率小幅下降了3.7个百分点。

（6）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20元，较2010年的15695元增加了10725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0.91%，在全国的排名由2010年的第19位前移至第17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5年达到8689元，较2010年的4150元增加了4584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7.03%，在全国的排名由2010年的第27位前移至第26位。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0年的3.82:1降至3.04: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得到优化。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8463.87元，较2010年的11821.88元增加了6641.99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0.03%。其中食品支出占比由“十一五”末的37.06%降至“十二五”末的17.4%，衣着支出由12.08%降至8.1%，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等占比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7900.7元，较2010年的3793.8元增加了4106.9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5.77%。其中，食品支出占比由“十一五”末的34.25%增至“十二五”末的20.6%，其他支出项目的占比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政府财政方面，财政收入在2015年突破2000亿元，达到2059.95亿元，较“十一五”末的958.21亿元翻了一番，较上年增长了8.97%。“十二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为17.92%。其中，税收收入由2011年的933.84亿元增至2015年的1290.33亿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3.31%；非税收收入由2011年的566.35亿元增至2015年的769.63亿元，“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33.79%。

财政支出在2015年达到4375.53亿元，是“十一五”末的1.97倍，占GDP的比重为24.28%，比2010年高2.4个百分点。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为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交通运输、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和医疗卫生等。其中，民生支出在2015年的占比高于80%，且高于74%的全国各省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方面，新农合参保率达到95%；调整后城镇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基本月养老金达到2302.24元，排名全国第12位；失业保险金标准提到每人每月1110元，位居全国第9；40万名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住房条件得到改善⁽²⁾。

1.1.1.2　陕西“十二五”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陕西经济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外部环境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面临着持续的下行压力，加之经济结构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十二五”时期陕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出诸多问题。

（1）经济增速放缓

“十二五”时期，陕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由2011年的13.9%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8%，虽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改变。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由2011年的5.9%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5.1%，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由2011年的0.6%降至2015年的0.3%；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由2011年的16.4%降至2015年的6.6%，降幅较大，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由2011年的8.8%降至2015年的3.8%，下降了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十二五”期间增长率较高，但也出现了小幅下降，由2011年的12.5%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10.5%，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率由2011年的4.5%降至2015年的3.8%。

（2）工业下行压力较大

“十二五”时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逐年下降，在2013年降至15%以下，结束了工业高速增长的阶段，在2015年降至7%，与全国平均增速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由2011年的13790.1亿元逐年增长至2015年的18622.2亿元，但增长率由32.98%大幅下降至4.84%，“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率仅为1.08%，较“十一五”时期的27.07%降低了2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2010年的1933.9亿元波动下降至2015年的1312.4亿元，在2013年出现了负增长，截至2105年利润总额较上年下降了23.53%。“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率为0.79%，较“十一五”时期的31.77%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高耗能产业产值占比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依赖资源拉动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构成了对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约束。2015年，六大高耗能行业实现产值7277.247亿元，较上年小幅下降1.27%，但较2011年增长了38.03%。六大高耗能行业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5.79%，较上年有小幅下降。“十二五”时期，六大高耗能行业产值年均增长13.9%，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平均为33.21%。

（3）区域发展不均衡，差距日益显著

“十二五”时期陕北经济增长率逐年下滑，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中延安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1年增长率为11%，较全省平均水平低2.9个百分点，到2015年增长率出现大幅下滑，由2014年的6.2%降至1.7%，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3个百分点；榆林在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但自2012年起开始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到2015年降至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高度依赖石油、煤炭等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十分有限。与此相对应，陕南经济则表现出活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始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安康和商洛两市经济增速在2015年依然高于10%，分别为12.1%和11.2%，较全省平均水平分别高出4.1个和3.2个百分点。而关中的经济增速则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持平。

“十二五”时期陕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由2011年的18.6%逐年降至2015年的11.14%。陕北两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排在最后两位，其中延安由2011年的17.3%降至2015年的10.47%，榆林由2011年的18.4%大幅降至2015年的5.8%，较全省平均增长率低了5.3个百分点。陕南地区的汉中、安康和商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2011—2014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但2015年已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1.14%，分别为13.26%、13.47%和12.95%。

（4）能源消费总量随经济增长不断增加，同时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不断增强

陕西“十二五”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由2011年的10585.41万吨逐年增长至12151.73万吨，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单位GDP能耗虽然在“十二五”期间保持负增长，但依然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2015年陕西单位GDP能耗增长率为-3.2%，而全国平均增长率为-5.2%。

1.1.2　陕西“十二五”经济发展绩效的测度与评价

1.1.2.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涵界定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不断增长的过程，反映了经济规模和生产能力的扩大，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通常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合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社会创新能力增强、经济结构协调化、生态环境优化、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使得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增长。为了对经济发展的绩效进行评价，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个方面。

（1）创新发展方面涵盖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人力资源和研发水平等方面。其中，经济增长的效率反映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较高的经济效率意味着相同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指标测度。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由于受到教育、保健、培训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知识和技能积累所形成的一种特定资本。研发水平衡量各类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研究开发、运用科学技术和新知识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2）协调发展方面主要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和平衡。经济结构是由多个系统构成的复合体，具有多层次、多因素的特征，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空间结构等。合理的经济结构能够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从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提高了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能够推动不同经济部门和领域的平衡发展，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和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3）绿色发展方面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资源利用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状况。主要通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等指标衡量。绿色发展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增长、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4）开放发展方面反映了一国或地区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往来。商品、服务、要素的跨国流动能够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各国或地区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带动经济增长。一般来说，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的规模也较大。开放发展一般用对外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净出口增量/GDP增量等指标衡量。

（5）共享发展方面衡量经济增长与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广大居民所共享。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单一实现经济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更加关注于人的发展，促进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共享发展水平一般用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劳动者报酬占比等指标进行测度。

1.1.2.2　陕西经济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方法选择

根据经济发展的内涵，本章构建了评价“十二五”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绩效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创新发展度、协调发展度、开放发展度、绿色发展度和共享发展度等五个方面指标，之后将这五方面指标进行细化，形成了30个基础指标，如表1-5所示。

在数据使用与处理方面，选取2006—2015年作为时间序列对陕西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测度，该时间序列包括了“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经济发展阶段，能够较好地反映“十二五”时期陕西经济发展较上一阶段取得的成绩和显现的问题。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陕西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陕西经济信息网等。以2000年为基期对含有价格因素的数据进行平减，调整为其实际值。对于指标体系中复杂的基础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采用DEA方法；对资本存量的估算参考张军的研究方法⁽³⁾；投资率的适度值为38%，消费率的适度值为60%。对于缺失值的处理，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使用线性预测值代替缺失值。选取的指标具有代表性，所使用的数据较为完整，因而测度结果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在测度方法方面，由于选取的基础指标的单位不同，首先去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将各个基础指标的数据进行均值化。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为方面指数赋予权重，通过输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计算得到方面指数。最后以相同的方法得到陕西经济发展指数。

1.1.2.3　陕西“十二五”经济发展绩效测算结果

根据以上方法进行测算，得到2006—2015年陕西经济发展指数以及五个方面指数的具体数值和变动趋势，具体测算如表1-6和图1-8所示。

根据测算结果可知，“十二五”时期陕西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由2011年的2.3493波动增长至2015年的4.0984，且自2011年起绩效指数增速加快，增长趋势明显。同时，“十二五”时期绩效指数较“十一五”相比波动较小，增长较为稳定，仅在2015年出现下降。在五个方面指数中，创新发展度的增长对提升绩效指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开放发展度，开放发展度的波动是造成绩效指数波动的最主要原因，之后是绿色发展度和共享发展度，排在最后的则是协调发展度。

创新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1.5334稳步增长至2015年的3.2347，尤其在2015年增幅较大，对陕西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创新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增幅较大，增速有所提升，说明创新发展对陕西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日益增强。在基础指标中，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和研发水平对创新发展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劳动生产率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3.40增长至2015年的5.02，增幅明显；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由2011年的1.99%波动增长至2015年的2.18%，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增速回落但波动较小；申请专利授权数由2011年的11662件增长至2015年的33350件，且增速明显加快；人力资本指标由2011年的5.81波动增长至2015年的6.26，较“十一五”时期增速放缓且出现波动。资本生产率对创新发展度具有负向作用，从2011年的0.22逐年降至2015年的0.19。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明显，对创新发展度的提升不具有持续稳定的作用。

科技创新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全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位列全国第7。但不可忽视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人力资本、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等基础指标在“十二五”期间对陕西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部分指标对经济发展指数的提升甚至存在阻碍作用。陕西的经济发展在创新发展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忽略了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的作用，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第二，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陕西科技资源丰富，但是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等主体之间的互相分离，科技资源无法高效地转化为生产力，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第三，缺乏有利于培育创新的制度环境，尚未建立健全支持和培育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缺乏有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政策，人力资源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协调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0.0258增长至2015年的0.4060，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增速明显放缓。在基础指标中，工业化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消费率、存款余额与GDP的比值、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和城镇化率均对协调发展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化率由2011年的59.98%波动增长至2015年的61.90%，自2013年起增速放缓，2015年出现小幅下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由2011年的0.90增长至2015年的1.16，由“十一五”时期的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并且增速加快。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由2011年的1.54和0.95逐年增长至2015年的1.80和1.21，较“十一五”时期增速加快，并且波动较小。城镇化率由2011年的0.47增长至2015年的0.54，较“十一五”时期增幅有所回落。投资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则对协调发展度的提升具有负向作用，对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提升造成了阻碍作用。

协调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对提升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贡献较为有限，陕西经济发展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陕西经济增长以第二产业为主，201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比高达50.39%，高出全国9.8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业、食品工业为主，工业结构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且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陕西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农业基础薄弱，产业化程度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下降。其次在供需结构方面，陕西长期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等低端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拉动，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下一阶段陕西经济发展面临着人口红利消退、产能过剩、产品低附加值、重复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单一重视需求结构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最后在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5年分别为26420元和8689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3倍之多。同时，陕西城乡二元结构还表现在消费水平、公共产品供给、社会保障、生活方式、文化素质等多个方面。

绿色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2.0855小幅波动增长至2015年的2.8247，与“十一五”时期相比增速明显提升，对提升陕西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但在2014年增幅有所回落，2015年绿色发展度出现小幅下降。各基础指标在“十二五”时期均表现出上升趋势，不同程度地对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提升发挥着促进作用。其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由2011年的0.85万吨逐年降至2015年的0.66万吨，但自2012年起下降速度放缓。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由2011年的0.09逐年降至2015年的0.07。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和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均呈现出稳步下降的态势，均在“十二五”时期对经济发展指数的提升发挥了促进作用，但自2013年起下降速度有所放缓。

绿色发展度对陕西经济发展指数具有持续的拉动作用，但是在“十二五”时期，绿色发展度及其多项基础指标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陕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拉动，尤其是能源重化工业，能源使用的低效率导致了对资源的高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高污染。陕北地区的煤炭开采历史和陕南地区的矿产开采现状造成了区域性污染和严重的生态破坏。由于陕西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加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环境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另一方面，雾霾天气、城市污水、城市垃圾等问题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

开放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由0.5317波动增长至3.6976，存在较大波动，是造成绩效指数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提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基础指标方面，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额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对经济发展指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进出口总额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1462344万美元逐年增长至2015年的2922696万美元，且增速明显提高；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2011年的235483万美元稳步增长至2014年的462118万美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由2011年的129505万美元波动增长至2014年的200022万美元。净出口增量与GDP增量的比值在“十二五”时期有小幅增长，但存在较大波动，是造成开放发展度波动的主要因素，说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稳定，对外贸易不稳定增长也是导致陕西经济发展绩效指数波动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尽管开放发展度对陕西经济发展指数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但陕西开放发展水平并不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主要表现在：一是外贸依存度较低，“十二五”时期保持在7.7%左右的较低水平。陕西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来说波动较大，虽在“十二五”时期表现出上升趋势，但其水平依然较低。这主要是由陕西外贸产品缺乏竞争力、外商投资规模小、加工贸易发展水平较低等因素所导致的。二是吸引外资竞争力不强，利用外资质量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陕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完成额为351.25亿美元，在西部省份中排位第4，仅占西部地区外贸、外资总额的10.9%。同时，以单纯的资金引进为主，对优化扇叶结构的贡献不足。三是对外贸易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而关中地区又以西安市为主。2015年全省进出额总值为1895.4亿元，而西安市的进出口总值就达到1761.75亿元，占到全省的92.95%。从外商投资情况来看，2015年全省外商实际投资额为46.21亿美元，西安市达40.08亿美元，占全省的86.34%。

共享发展度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2.0301逐年稳步增长至2015年的2.5836，对陕西经济发展指数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基础指标方面，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农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对提高经济发展绩效指数均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十二五”时期由2011年的18245元增长至2015年的2642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5028元增长至2014年的8689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2011年的22.06平方米增长至31.3平方米；农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2011年的34.76平方米增长2014年的42.6平方米。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增速加快，对提升经济发展指数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劳动者报酬占比增长较慢，对经济发展绩效指数的贡献不大。

共享发展度虽然持续增长，但陕西在福利变化和收入分配方面与全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是2015年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20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8844元，位列全国第16名。二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2015年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是低收入组收入的10倍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01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83倍。收入分配问题和城乡收入差距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导致居民储蓄增强、消费倾向降低，最终造成社会总需求减少，影响了经济增长。三是社会保障问题，陕西社会保障尚未实现人群全覆盖的目标，且地区差异大，统筹层次不一，社保缴费标准、养老金计发办法、社保基金使用等内容未形成统一设计和统一管理，公平性有待提高。四是居民收入与经济未能实现同步增长，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