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

历史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验，但历史经验往往不能简单应用于当前的特定环境，否则便是科学思维和马克思主义所摈弃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如果理论预判不了未来，那就只是具有历史解释力的理论，而不具备现实价值。再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能预判未来，就等于零。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广泛接受之前，为了解释以“地心说”为基本理论框架的行星运行规律而形成了精致且复杂的“本轮”和“均轮”解决方案。理论已经极其漂亮，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是对未来毫无用处。现代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可重复性，在实验中归纳总结出的规律，在现实世界的运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并可以按照这些理论去创造蒸汽机、电报、桥梁甚至太空站和宇宙飞船。

科学发展已经经历了从归纳到演绎的演进。不只是通过实验归纳可以形成理论，通过思考推理出来的理论，也可以解释未来。爱因斯坦就曾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让位于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应该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一般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7]什么是区别于“科学幼年时代”方法论的“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最为典型的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就是通过理论思考，“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进一步推理形成广义相对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几十年之后的科学观测中，通过得到引力场变化的情况下光速出现变化才得以验证。这样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其强大的预见性的，以至于当时世界上竟然鲜有人敢言完全明白广义相对论，因为太过超前而无法得到验证。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爱因斯坦的理由也只是他二十几岁在瑞士专利局做小职员时论证了光电效应。他的墓碑上却刻着“E=mc²”这样的终极理论。

不无遗憾的事实是，自然科学早已乘风飞远，而社会科学的现代化还没有穿上鞋子。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基本上是基于对历史的归纳，形成一种解析未来的框架，但是这种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常常遇到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科学长于解释，而短于预见”。在现实政治和社会运行中，学术性的理论往往很难指导实际决策，造成学术研究与决策实践的脱钩。演绎推理是一种运用科学和逻辑思维进行的推理，这种演绎的思维是以逻辑和分析为框架开展推理，也正是我们在探索未知中所欠缺且应该大力推广的思维。推演不同于一般的研究之处正在于，其核心本质是演绎推理思路不同于归纳推理的研究路径。

时逢大竞争时代，战略博弈空前激烈，战略决策必须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对系统、科学、可靠的决策支撑手段的需求迅速上升。推演作为一种“富于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预见未来的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实践成果，也是经过长期应用检验而不断改进的成熟方法体系，在战略界和商界备受推崇。推演不仅对国家战略决策有极大的助益，对企业保护资产安全也至关重要。^[8]推演的仿真活动能够为参与者提供进行决策的实时演练，而且可以第一时间看到决策结果。^[9]推演的价值在于，能够非常有效地探索“黑天鹅”等重大突发性事态。^[10]推演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商业和军事训练，已经成为一种培训战略领导能力的普遍方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