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规律预见未来

向历史找答案，一直是我们最常用的思维方式之一，也就是通过从历史经验中发现规律来预见未来。更进一步，就是深入研究和把握历史经验，形成向地理和文化要答案的更高诉求。这些都是归纳推理的典型形态。只有理解归纳，才能明白演绎所处的位置，也才能够更加清楚地定位推演预见未来的哲学基础和实践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归纳思维，尤其是理解我们的传统战略思维中哪些经典的路径是归纳推理的，以及我们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是如何自然地畅行于归纳思维坦途之上的，以至于无法容忍演绎思维的萌生。

（一）历史

历史是长期以来研究战略问题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研究重大、未知的战略问题实践中，普遍的做法是首先叩问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大国的崛起引起了企图长期一家独大的美国战略界的警觉。当时，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就是具有主导性地位的大国如何在面对崛起国家的挑战时保持国际地位。1988年出版的《疲惫的巨人：英国以及对相对衰落的体验，1885—1905》就是这样一本书。它通过探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英国政治家和学者逐步认识到与崛起国家相对实力对比向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试图探求如何帮助美国避免或减缓这一趋势。^[31]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既隐晦又危险。对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一直是美国人的难题所在。这时候，历史研究就是一个好办法。北京大学张清敏教授与我共同完成的关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的定量研究，其实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32]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不是按照党和国家重大报告所说的那样，拿数据出来一看便知。实际上，中国的国际战略实践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结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自我，理解自身行为与战略之间的契合关系。^[33]这类研究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仍在继续。研究的目的非常清楚，也就是美国战略界30余年来都在向历史经验找寻（如何应对中国迅速崛起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地位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如何消除相对实力下降的风险，避免衰落和国际霸权易主）的答案。不只是美国，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也纷纷向历史要经验，以避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与美国迎头相撞。

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战略界在研究如何进行军事事务革命时，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战争中技术手段的革命性变化的发端及影响，尤其聚焦于这些技术创新是如何涌现出来的，以期借助这些经验，思考究竟应该走怎样的技术发展路线，从而以较高的确定性赢得未来的战争。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出人意料的军事力量崛起和战争走向的偏离，例如，德国利用机械化、航空和无线电优势组织了“闪电战”；海基航空兵的出现让航母取代了战列舰；陆基航空力量催生了战略轰炸与空地协同作战。^[34]在这些历史经验的启示下，美国将远程侦察和打击能力作为推动新战争形态形成的主要因素，将战争中的隐藏与发现作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由此催生了“察打一体”（reconnaissance-strike complex）作战形态、指挥控制自动化（C4ISR）系统以及体系对抗理论等。

不只是西方国家，中曾根康弘、高坂正尧等也在分析日本历史成败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寻找日本赢得未来的发展路径。这些日本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日本抛弃自己的海洋国家身份，试图占领大陆或与大陆国家建立同盟，就会以彻底失败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就放弃了与海洋国家的盟国关系，而选择了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与此相反，日本在与英国结盟时，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深刻的规律是：日本的发展与革新往往是在试图谋求宏大发展的对外军事扩张行动失败后，通过接受战胜国的体制改造或主动向战胜国学习而实现的。公元663年，在朝鲜半岛白村江之战中，唐、新罗联军大胜日本、百济联军，迫使日本退出朝鲜半岛，努力学习中华文明，此后经过千年和平发展才有日本今日之文明。明朝时期，丰臣秀吉两次侵朝征明失败后，德川幕府大兴汉学，使日本享受了250余年的和平。100余年来日本在亚洲的所为与所得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规律。

建立在归纳推理法基础上的历史分析法，通过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总结规律来预示未来。基于归纳方法进行的未来研判是建立在因果关系及其可复制推广的假定之上的。然而历史事件与普遍规律之间是否具有确定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例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就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存在普遍规律，社会科学只能关注应用到具体背景下的规则。^[35]社会科学的演进不断敲打战略研究者们，历史总是具有那么强的突发性，以至于让我们疲于奔命，还经常颜面扫地，所以只能养成一种说些模棱两可的话的妥协之策和立命之法。我们耳熟能详的“空城计”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归纳推理出现问题的案例。诸葛亮误用马谡而致街亭失守，于是他将多数军士派出应急，只留很少的军士守城。这时忽闻司马懿率领15万大军前来，情势危急，诸葛亮却大开城门，安坐于城楼之上。司马懿看到后认为，诸葛亮一生谨慎，如此情状定是城中设了埋伏，于是他立刻退兵了。司马懿的思维就是归纳式的，以他对诸葛亮的了解，知道诸葛亮凡有行动必然安排妥帖，这次必定也不例外。司马懿说：“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一生都是谨慎的，既然诸葛亮一生没有冒险，此次肯定也不会冒险，诸葛亮在城中必然设有埋伏。实际上，他的认识是对的，就连诸葛亮本人也说，自己并非要弄险，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城内兵士太少，若弃城而走，必为司马懿所擒。这个事件中司马懿通过归纳推理获得的结论之所以与实践不符，是由于关键信息缺失。受条件或情势所迫，以往总结的规律极有可能会失效。

时至今日，向历史经验要答案仍然是中外学界面对当今世界变局的首选方法。然而大变局终究是大变局，百年未遇、四百年未遇、五百年未遇的不同说法都指向了当今深刻的变化。东方大国迅速崛起，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比照。科技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及对社会的深刻影响都不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可以比照的。历史经验不可忽视，但必然已不足用。

（二）地理

归纳国家发展和行为的规律，一个终极因素是地理，也是拥有长久生命力的朴素唯物主义。根据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山脉、河流、部落和民族比理论与思想更为重要，在现实中排在首位。这是因为地理具有决定或影响绝大多数国家路径的力量。实际上，历史与地理的分野就在于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的维度来思考世界。按照时间来对事物进行描述或研究的是历史学，按照空间来对事物进行描述或研究的就是地理学。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和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都曾有过相关的论断。“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影响的思想在科学上远不是新东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早就不止一次谈到过”，但直到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些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俄国早期唯物论者普列汉诺夫，地理决定论才真正成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并由此逐步衍生出地缘政治学说等理论，出现了麦金德、斯皮克曼、马汉、布热津斯基等诸多闻名世界的大家。

这方面的理论一直影响至今且颇有市场。较为典型的就是对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归纳。这种基于地理决定论的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形成了一定的指向未来的预测力，实质上也是地理决定论的一种宏观指导性的体现。在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出现后，将地理决定论与国际政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地缘政治学说。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外层太空、网络空间以及其他新兴的高边疆领域。著名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政治学说就是一种战略行为的归纳和对未来的预示。

在今天，地理环境理论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地理对战略局势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形成了一些可循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往往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未来的轮廓。例如，非洲面积是欧洲的五倍之大，资源丰富多样，为何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落后？深受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影响的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1917年出版的《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指出，原因就在于欧洲海岸线曲折漫长、犬牙交错，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海岸线只有欧洲的1/4，且除东非部分地区外，非洲海岸线几乎没有优良的天然港口。非洲内陆热带气候造成的大河多有瀑布湍流，无法航运，因此非洲内陆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长期隔绝海洋，无从交流发展。^[36]

虽然地理显著地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的运行规律，但必须明确，地理决定论实质上是初步的唯物主义观，地理绝不是历史的首要决定因素。地理形成影响的逻辑基础在于对“能量分配”的影响，进而造成人类行为受到地理条件的支配。^[37]这种对能量分配和对人类行为支配的影响构建了历史进程中权力关系的基本结构，进而构成了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地理的支配并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科技的武装下，人类的能力不断演进，这种事实存在的广义进化无疑不断瓦解地理的支配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并非地理环境决定上层建筑。康德在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明确反对这种具有“最终原因”导向的“目的论”，主张从历史的先例中找答案。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文章《历史必然性》中告诫：“不要相信地理、环境、种族特征等因素能够决定世界政治的方向，不要认为国家、文明和历史中蕴含着比现实的人更高的智慧，不要把人们的行为或命运都归咎于地理和文化等客观因素。”正确的观念是既认识到地理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又不将其过分简化，过度强调它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更加鲜明地反对“地理决定论”。他以犹太民族为例，指出早在公元1世纪，犹太人就因反抗罗马帝国而失去家园。但失去地理依托的民族却依托于犹太教的信仰力量在历史长河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至今仍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地理固然重要，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向地理规律求未来是有巨大不确定性风险的。人永远是决定历史的首要驱动力。在这方面，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地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演变，地理因素尤其随着科技演进而受到很大影响。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都与技术发展打破地理界限有巨大关联。例如，马的使用启动了远距离快速交往和欧亚联动发展。中亚国家使用马拉战车的军队曾经在古代文明时代先后入侵西欧国家、印度和中国，从而将驯化马的技术引入这三个地区，形成这三个地区于公元前800—前200年大体同步繁荣发展的轴心时代。马在长途奔袭和大规模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借助马所形成的人类远距离快速交往和信息传送，对于欧亚联动和东西方古代大型国家建构有重大作用。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大发展引起的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的革命性变化，无疑使人的力量极大地进化了，从而超越了地理环境的束缚，导致地理空间的“塌缩”，进一步削弱了地理的决定性作用。

（三）文化

在自然地理环境之上，衍生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战略文化传统，这也成为历史的依归与行为的宿命。这种具有较强历史延续性的基于人群特质的因素，成为归因国家行为的重要力量，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论述文化对人类进化的意义时所指出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行动，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

战略文化虽然是主观性的思维结果，但会对一个国家的基本战略行为，即客观性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著名思想家拉兹洛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作为战略行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决策者（或决策集体）还是实施者（或实施集体），无不生活在一定的战略文化氛围之中，深受某种战略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他们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带有深刻的战略文化印记。今天，无论是在英国犹疑入欧和率性脱欧过程中看到的“光荣孤立”的影子，还是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中所闪现的俄罗斯人对土地近乎无限制的渴望，都映射着文化对战略行为的深刻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战略文化虽然对国家战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战略的选择并不具有直接的、不受约束的、明确的效果，也难以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单独产生影响。对国家战略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国家利益、威胁以及国家战略能力。战略文化的作用和意义恰恰是通过对这三者的影响而体现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38]，战略文化作为一种“行为的惯性”，仍然不足以作为预见未来的依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