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预见手段之少

预见未来虽然极其困难，但作为终极难题，它一直也是人类力图突破的关键命题。人类经过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不懈探索，在不确定性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体系化的成果。综合而言，预见未来的问题可以分解为四种不同的形态。前两种已经能够比较好地得到解决，而后两种则至今仍在困扰人类，成为深度不确定性环境中的主要问题。第一种是固定概率的不确定性事态，可以通过概率论来解决。就像掷骰子的次数足够多，一个特定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就基本稳定下来。概率论和统计学可以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中的绝大多数案例。一些科学哲学家甚至认为，所有基于归纳的预见性知识都是概率性的。“归纳法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最佳手段。目的是预言未来——把它表述为找寻频率极限，只是同一个目的的另一种说法。这个表述之所以具有同一意义，是因为预言的知识是概率性的知识，而概率又是频率的极限。知识的概率理论允许我们建立一个证明归纳法为正当的理由；它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归纳法是找到那类唯一可获致的知识的最佳方法。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认；归纳法就是找到最佳假定的工作。”^[9]

第二种是具有表征的不确定性，可以采用风险评估的方法解决。趋势与风险是一种出现某种具有特性或危害性的结果，其可能性是可以被确定的。^[10]比较典型的就是疾病诊疗。疾病的发生有概率特征，但是我们不会通过概率论来判断某一位就诊者是不是患上某种特定疾病，而是采取“望、闻、问、切”或现代诊疗手段来研判特定疾病的表征，通过表征信号的强弱来判断患病的风险。预防性治疗就是这样一种解决未来不确定性的典型案例。在趋势预判和风险评估中，绝大多数工作都是通过部分显露的迹象来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没有迹象的判断通常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正如《吕氏春秋》所写的：“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上述两种情况是相对简单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另外两类未知则构成了“深度不确定性”环境，就是那种无从可知的突发性事态。第三种不确定性问题是因果关系和表征联系不明的不确定性，即对自然状态认知模糊、不全面。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市场波动，包括股市、汇市、期货以及其他受市场影响较大的交易趋势就是一种深度不确定环境中的未知。这些波动受到极其大量的行为体和极其复杂的因素的干扰，至今还没有一种方法和手段可以准确预见市场波动的趋势。这就是很多研究国际和国内问题的专家绝口不谈受众最关心的股市的原因。虽然市场的波动与国际和国内问题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其确定性。需要研究和分析的因素太多，远远超出个体的研判能力。即使依靠先进、有效的方法，也很难提供足够可靠的见解。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推演能够推出未来，哪怕是说清楚明天的股市会怎么样，他还怎么可能在这里搞推演。”虽是玩笑，却说明了一种悖论，而这种悖论背后更深刻的问题就是类似市场波动这种因果关系和表征关系不明确的深度不确定性问题，至今我们对此完全束手无策。

最后一种深度不确定性问题，是完全无法预知的突发事件，也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态。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恐怖袭击事件。了解恐怖袭击需要依靠足够充分和精准的信息，也就是做到“知情”。而在无法渗透到恐怖袭击策划者之中掌握可靠信息的情况下，突发事态就作为一种“秘密”构成了一种深度不确定性事件。无法解析“秘密”制造了一种在信息缺失条件下开展研判的困难，“秘密”的时间、地点和对象均难以完全知晓，发生后适用的危机应对方案不易选择，实施措施产生的影响不确定。这种困难与第三种不确定性一起，构成了“谜”，即人类社会面对的深度不确定性环境。

总体而言，前两种趋势与风险问题的不确定性可以用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解决，后两种则构成深度不确定性环境。探索深度不确定性问题是极度困难的，这就为战略预见和战略研究提供了关键议题和核心使命：战略预见的关键议题就是解决“深度不确定性”，战略研究的核心使命就是为决策者解析未来。能够通过简单分析就解决的问题，不需要战略研究者参与，决策者就能够依靠战略素养和基本研判能力做出可靠的决策。而战略研究者的存在价值，是解决决策者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解决的深度不确定性问题，也就是那些“谜”，即无法通过因果关系、表征关系判断的趋势和无法通过可靠信息掌握的重大突发事态。

实际上，不管是长周期的趋势性预见，还是被淹没在信号噪声中的残缺预警信息，在战略博弈的实战中几乎是无效的。即使部分信息是有效的，也很难因为得到验证而受到重视，进而成为改进预见和预警的经验。这方面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情报界的“肯特法则”。冷战开始后，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反复的权力争夺，在扶植和推翻代理人政权方面频繁角力。美国情报界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既搜集了大量的信息，也进行了充分的行动。但是实践的经验往往出乎美国决策者的意料，情报界的很多信息与事态发展相去甚远，引发了美国情报界的反思——“任何我听到过的政变最后都未发生”。^[11]

这种现象的实质反映了社会领域行为体之间存在复杂联动导致的迷惑性的博弈关系，甚至博弈陷阱。开展战略研判的主体作为一种关键的行为体，自身的行为选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的变化。很多预警信息一旦生效，预警的内容就因为各种行为体的预见性行为而最终不会发生；预见的趋势如果可靠，就可能受到行为体主动作为的影响而改变发展轨迹。在进行战略研判后，很难说研判是不是准确，因为一些成果被应用到行为实践中之后，很可能改变了环境的走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战略预判的结果是很难得到科学的验证的。例如，研究得出可能出现某种重大风险的判断，事实证明在一定时间周期之后并没有发生，那很可能并不是这种风险预判出现了错误，而可能是这种预判引导了行为体的行为，最终成功避免了重大风险的出现，将其扼杀在了萌芽中。因此，简单地对一些预判进行事实检验是不科学的，很容易出现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