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当证人出庭作证时，人们便期待他说出真相——全部真相、毫无杂质的真相。不少与中国有关的“证人”已经讲述了一些真相，可是，恐怕绝少有人陈述的真相不含任何杂质，更没有人说得出全部真相。一个人无论多么博学，都不可能知晓有关中国人的全部真相。因此，本书将会面临三个方面的质疑。
首先，有人会说，试图向人们描述中国人的气质特点，这注定是徒劳无果的。库克先生（George Wingrove Cooke）是伦敦《泰晤士报》1857-1858年期间的驻华记者，就像当时论及中国的其他作家那样，他拥有绝佳的机会亲眼目睹了各种生存状况的中国人，并且借鉴一些学识广博的人的看法，来透彻地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的书信集[1]的前言中遗憾地表示，他对中国人气质的描述失败了：“在这些信中，我没能详尽地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实在是巨大的疏忽。这本来是一个最具魅力、最能施展才华的主题，可以尽情展示作者绝妙的假说，做出深刻的概括，得出自信的断言。我却浪费机会，没总结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一位批评家都会鄙视我。实际上，我已经提笔记下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某些优秀品质，很不幸，我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又表现出另一番粗鄙的言行，狠狠地推翻了我原来的结论，为了忠于事实，我只得烧掉一些往来信件。另外，我经常同几位最著名且最坦率的汉学家探讨这类事，他们和我一样，一致认为，绝不可能得出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一个整体概念。当然，只有真正深入了解中国人的作家，才会遇到这种难题。一个擅用技巧的作家，即使对描写的主体一无所知，也能轻易写出辞藻华丽、看似头头是道的分析文章，然而，缺乏的恰恰是忠于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人心里闪现的种种矛盾心思，并估量这种闪念占所有中国人心理的准确分量和影响。但是目前，我非常乐于避免严格的定性分析，转而抓住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来描述中国佬（Chinaman）[2]。”
过去30年中，中国人已然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看上去难以征服，甚至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确，只有在中国，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人，然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人仍然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集合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交道，却仍然像对待其他复杂现象那样说不清为什么我们无法对中国这个民族形成一致的认识。
对本书的另一个质疑则更为严重，即作者根本没有写作此书的资格。即使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也不能证明他有能力写出关于中国人气质的文章，正如一个人即使在银矿劳作了22年，也不足以证明他能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没有去过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省份、仅在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没有资格概论整个帝国的情况。本书收录的文章最初是为上海《字林西报》撰写，原本没有打算广泛传播。然而，其中一些话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这才应邀结集成书。[3]
第三种质疑是，有的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伦理道德方面的观点，是误导，是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对事物的印象不是统计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好几位。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会如实地呈现其他底片没能捕捉到的一些东西。摄影的胶片不同，镜头不同，显影液不同，照片的成像效果自然不同。
很多久居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远胜于我，他们实质上也同意我的观点。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局部添加些“高光亮色”会让这本如黑白图片一样的书更加写实。这无疑是中肯的意见，于是我对全书进行了修订，但再版时间仓促，我只得删除了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那部分的三分之一的内容，保留了全书最重要的章节，并新增了《知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拥有并展现的美德自然不该吝于赞美。然而，如果屈从于这个前提，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这也是危险的——盲目赞美的危害不亚于肆意批评。这让人想起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小说中的好人总那么愚蠢，坏人却那么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道，他只是写下了眼前的现实，从不多想。有一幅描绘橡树的版画，观众被要求从画面中分辨出拿破仑的侧影——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初，观众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什么拿破仑的侧影，看来这个要求肯定是搞错了，可一旦被知情者清楚地指认出来，再看这幅画时，就会清晰地看到拿破仑的侧影，绝不会看不出来。同样的，在中国，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注意到，只是一旦看见，便忘不掉了。
并非每一个合乎语法的句子都要加上一个限定性从句。所以，请读者千万注意，本书无意成为整个中国的概论，也不愿作为外国人在华见闻和体会的全面概要。这些文章只是记录了一个旁观者留下的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气质”的印象。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几张用炭笔勾勒出的民族气质的素描。总之，这些文章仅能构成一丝光芒，无数这样的光线汇聚起来才能组成一束白光。这些文字也可视为一般的归纳性研究，其中很多可供归类的子项不仅有作者的经历，也有来自其他人的不同时期的经历。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许多例证来探讨这个主题。
密迪乐先生（Thomas Taylor Meadows）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学者中最具哲学家气质的。他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让一个人正确理解外国民族的精神特质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他精读一堆随笔杂记。因为里面会细致地记录着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还附有当地人对此事件所作的特别的解释。
从数量充足的事例中可以推论出一般性的原则。这种推论可能会遭到质疑或反对，但是这些供分析的事例却不容忽视，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任何关于中国人气质特征的理论终将参考这些事例。
试图寻找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4]异同的研究者最能体会这项研究有多难了。很多被视为中国人“独特气质”的东西仅仅是东方人的性格特点，但这一点究竟有几分是准确的，只能靠读者的经验做出判断了。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三种途径得到的信息都有参考价值，不过似乎还有第四种途径，比前三种加起来更有价值，这就是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只是并非每个描写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都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在乡村比在城市更能全面地了解一个地区的地貌，同样，在乡村也能更好地了解民众的性格面貌。一个外国人即使在中国的城市住上10年，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的了解，也比不上他在农村生活一年。我们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仅次于家庭这个单元。本书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而只是一个尽量避免带有任何偏见的旁观者真实地记录下个人的所见所闻。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并没有提到中国人的气质特性的哪一部分应该由基督教改造。本书绝对没有假设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民族气质中出现了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修补这些缺陷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而是国际性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解答这个问题在20世纪将比目前更加迫切。如何让人类中的这一大部分人发展进步，任何有人文关怀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必将有一系列证据来印证它，即使这些证据迄今为止还被忽视。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结论却始终站不住脚。
许多年前，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5]回应上海商人演讲时说的话，今天听来依然准确而中肯：“当所有障碍被移开、人们得以自由地走进这个国家的内心，西方基督教文明将会面对的不是一片蛮荒，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尽管在许多方面，它衰弱、不完善，但是它不能不令我们同情与尊敬。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努力地在这个多疑而机敏的民族中取得成功，方法就是明确宣传，与内容囿于尘世的信仰相比，升入天堂的信仰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能够提供更好的保障。”[6]
[1] 译注：此书为China，“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1857-58.
[2] 原注：令人吃惊且更为遗憾的是：中国佬（Chinaman）这个野蛮的单词显然扎根于英语了，排挤了中国人（Chinese）这个恰当的单词。没有一家在中国的外国杂志放弃Chinaman这个词，也没有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这个词。
[3] 原注：《中国人的气质》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在中国和整个东方广为流传，初版两年多即售罄。
[4] 通常是指公元五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
[5] 译注：额尔金勋爵（1811-1863），英国政治家，1857年作为英国全权代表率军侵华，次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他下令火烧圆明园，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
[6] 作者在这里所表达的看法，说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及个人视野局限之下，仍受其固有宗教情结、民族立场的限制，诸如此类的观点难免偏颇。不过，作为一个外国人，没有了“身在此山中”的迷惑，中国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社会规则，在他眼中就变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恩溥在很多时候都能道出实情，尖锐地指出问题，他的观察和见解即便是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具有难以磨灭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完整保留原著面貌的原因。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面对中国今天的社会面貌，事实究竟如何，我们相信读者自有判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