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之旅

本书的写作之旅不是一路到底的平坦大道，而是沿着许多纵横交错的小径逐步展开。我们会不时回头，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借鉴生物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知识。我们的讨论并不总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为了掌握人类的行为和想法，我们参考的对象不仅包括人类历史，还包括我们的进化历史。考虑到我们的写作之旅路途蜿蜒，会在许多不同的登陆地点之间穿梭前行，因此有必要对后文将要涉及的主要内容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我把本书分成九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接纳与认可”，这部分内容涵盖了广泛的脊椎动物社会，并重点关注哺乳动物。其中，第一章考虑合作在社会中的作用，但我将努力证明它不如身份问题重要，因为社会是由具有丰富人际关系的不同个体组成的，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都融洽和睦。第二章针对的是其他脊椎动物，特别是其中的哺乳动物，我将主要阐明尽管社会内部的合作关系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但社会仍能通过满足需求并提供保护来让成员从中获益。第三章探讨了动物在同一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出现的流动现象，如何有力地保障了各个动物群体的成功运行。其中一种形式多样的活动模式，即裂变-融合，会创造出一种活力机制，而这有助于解释某些物种中出现的智力进化，其中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人类身上，而且这个主题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第四章研究在大多数哺乳动物所组成的社会当中，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必须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它们的社会得以维持下去。在这里，我揭示了许多物种组成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限制因素，即所有成员，无论彼此是否情愿，都必须以个体的身份相互了解，而这将它们的社会限制在最多几十个成员的规模。既然如此，那后来人类是如何摆脱这种限制的，就成了一个有待探讨的谜团。

第二部分“匿名社会”，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一组容易突破这种数量限制的生物身上，它们就是：群居昆虫。我的写作目标之一是希望读者明白进行这些比较的重要意义，从而消除他们对将昆虫比作“高级物种”，尤其是和人类扯上关系可能产生的任何厌恶之情。第五章阐述随着基础设施和体力分工等特征日益复杂，昆虫社会的规模变大，从而导致社会复杂性也普遍攀升，而人类社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第六章研究了大多数群居昆虫，以及一些脊椎动物，如抹香鲸，它们是如何通过使用标志其身份的事物来表明自己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的。比如，蚂蚁是借助身上的化学物质（气味），而鲸鱼则是通过发出某种声音。这些简单的技术不受记忆的限制，因此允许某些物种的社会可以达到巨大的规模，在较为罕见的情况下，其成员数量甚至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接下来的一章“匿名人类”则阐述了人类是如何使用相同的方法的：我们可以娴熟使用每个社会都易于接受的那些标记信息，其中包括一些极为微妙，甚至只有在潜意识中才能加以区别的行为特征。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在被我称为“匿名社会”的社会中与陌生人交往联系，从而打破制约社会发展规模的隐形上限。

第三部分“近代以前的狩猎-采集者”包括三章内容，探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的社会状况。我研究了近代以前的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研究对象既包括那些规模甚小、四处游走的流浪团队，又包括一年大部分时间甚至长年累月定居生活的群体。虽然游牧民族已经被学者们广泛关注，并被视为反映我们祖先生活状况的黄金标准，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却是：上述两种生活方式都处于人类的选择范围之内，并且很可能追溯到我们人类的起源时期。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狩猎-采集者不是以古老方式生活的古老民族。相反，这些人应当被认为与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能够“用现在时态”进行描述的人类群体。尽管在过去的1万年中，人类出现了持续甚至快速进化的迹象，但自第一个智人出现以来，人类的大脑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根本性的重组。 这意味着，无论人类针对现代生活做出了什么调整，我们都可以根据文字记录的历史来审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并把人类社会早期的本质特征视为构建我们现在社会的基石。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狩猎-采集者和过着定居生活的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因为前者具有平等思想，通过集体讨论来解决问题，而后者的社会中则出现了领袖人物、体力分工以及财富不均。以游牧为生的狩猎-采集者的社会结构表明人类具有一种心理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我们身上至今传承不息，虽然今天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现更接近于那些采取定居生活的狩猎-采集者。第三部分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狩猎-采集者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二是这些社会和现代社会一样，是通过身份标记来加以区分的。

这意味着，在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祖先肯定采取了一种至关重要但迄今为止一直被人忽视的进化措施，即利用身份标志来形成社会，而这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让人类社会发展成更大的规模。为了寻找其中的发展线索，第四部分用了整整一章，带我们穿越到过去的历史中，还仔细研究了现代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行为特征。在此，我提出一个假设，即猿类在发声方面所发生的一种简单转变，形成了它们的原始叫声，结果这种声音成为它们识别自己社会成员的必备工具。在遥远的过去，这样的转变或者类似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祖先的身上。后来，越来越多的标记特征被添加到这个最初的“识别密码”中，其中许多与我们的身体相关，从而将我们的血肉之躯转变成一种公告牌，向社会展示自己的人类身份。

在研究了身份标志产生的历史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隐藏在这些标志以及社会成员身份背后的心理学内容。第五部分“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转（或异常表现）”共有五章，回顾了关于人类大脑研究中一系列令人着迷的发现成果。虽然这方面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种族和族群上面，但它们也应当适用于研究社会。其中一些议题包括：人们如何看待其他群体所拥有的一种潜在本质，这种本质使社会（以及种族和族群）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认为这些群体就像独立的生物物种一样；婴儿如何学会识别这些群体；刻板印象在简化我们与他人互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刻板印象如何与偏见联系在一起；此外，偏见是如何不由自主、不可避免地被表达出来的，这常常导致我们将外来者视为其族群或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

我们对他人的心理评估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我们倾向于认为外来者“低于”自己的同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把他们当成人类对待。第十五章阐述了我们如何把对他人的心理评估扩大升级，并将其应用于对整个社会的评价当中。人们认为异族群体的成员（以及自己社会的成员）可以作为一个统一实体，并具有相应的情感反应和追求目标。第十六章回顾了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基础生物学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家庭生活是如何融入社会中的。例如，社会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大家庭。

第六部分名为“和平与冲突”，讨论了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十七章中，我提供了一份来自自然界的证据，该证据表明虽然动物社会不需要发生冲突，但它们之间相安无事的情况也相对较少，即使有也只存在于少数物种当中，并且这些物种所处的环境几乎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接下来，第十八章把重点放在狩猎-采集者身上，考察了社会之间除了和平相处之外，还包括积极合作的现象，这二者是如何成为我们人类的选择的。

第七部分“社会的诞生与消亡”研究社会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分裂的。在对人类展开研究之前，我还调查了动物世界，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社会都会经历某种生命周期。虽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新社会的形成也可能是由其他一些机制导致的，但对于大多数物种的社会而言，“新陈代谢”的关键因素是现有社会的分裂。来自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证据得到了其他灵长类动物数据的支持，这表明在出现分化之前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时间之内，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派系，而它们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通常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也形成了一些派系，但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区别：让人类派系相互决裂的主要因素是当初将一个社会联系起来的标记不再被认同，这导致社会成员认为自己和他人不属于同一类人。这一部分阐述了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在史前是无法被阻止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狩猎-采集者之间沟通不畅。因此，狩猎-采集社会尽管在今天看来规模很小，但也注定会发生分裂。

我在第八部分“从部落到国家”中阐述的社会变化情况，使社会具有了扩展为政权（国家）的可能性。一些狩猎-采集者定居地以及进行简单农业生产的部落村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它们的首领开始扩张自己的权力，控制周边相邻的社会。我首先描述这些部落是如何演变为多个村庄的，但每个村庄在很多时候都独立行动。这些联系松散的村庄的首领，并不擅长维持社会团结和防止社会崩溃，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缺乏让人民与社会保持一致的手段，比如道路和船只等，这些手段可以将人们与他们的同胞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还要求扩大社会对周边其他领土的控制。兼并领土并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在整个动物界，我几乎没有发现它们的社会出现自由融合的蛛丝马迹。人类社会开始相互征服，从而将外来者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其他物种也偶尔会有成员转移，但在人类社会中，随着奴隶制的出现，以及最后对整个群体的集体性征服，这种转移现象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既然我们了解了推动小社会发展为大社会——包括今天的国家——的历史因素，那么第二十三章就对这些社会是如何走向灭亡的进行了分析。通过征服而形成的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并不像我们之前分析狩猎-采集者时所看到的那样，表现为各个派系之间的决裂，也不表现为社会的完全崩溃——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分裂现象，并且几乎总是大致沿着组成该社会的各个民族以前的领土界线展开。大社会并不一定比小社会持续得更久，其平均寿命才几百年而已。

最后一部分带领我们沿着迂回的路线继续探索前进，这条路线导致了种族和族群的崛起，但有时也导致在当前的民族身份认同之中出现一些错乱现象。为了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一个征服者社会必须改变自己以前控制独立群体的那套做法，转而将他们接纳为自己社会中的新成员。但这需要调整人们之间的身份。在这场身份转换当中，少数民族群体得适应人数居多的主导群体——因为后者属于统治阶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是后者建立了社会，因此他们不但可以控制这个社会的身份特征，而且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权力。但这种社会同化作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其原因在于：不同的种族和族群——正如本书在前面阐述个人和社会时所展示的那样——在一起感觉最舒适的前提是他们得拥有一些共同点，但同时相互差别又得足够大，可以将其区分开来。不同的少数群体之间也出现了身份差异，并且这方面的差异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尽管主导群体几乎总是牢牢控制着社会大权。少数民族群体的成员要被接纳为社会成员，先得允许他们与主导群体混合起来，但并非所有以前的社会都允许人口之间进行这样的地理融合。

第九部分中的第二十五章讨论了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移民的方式，使大量外来者能更友好地融入进来。但进行移民并不容易，并且像过去的情况一样，移民在社会中只能获得较少的权力和较低的社会地位。如果他们从事的工作能减少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同时又能给自己带来一种价值感和荣誉感，那他们遭到的社会排斥、抵制就会较小。移民往往得把自己在民族家园中曾经珍视的身份特征进行重塑、改造，以使自己可以融入新的更广泛的种族群体中。新加入社会的成员需要先转变自己的观念，但他们可以接受这种转变，因为在新的社会中自己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章最后描述了公民身份的获取标准与人们对社会成员是否享有合法地位的心理评判之间如何逐渐产生偏离。人们对后者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自己对一个问题所持态度的影响，即社会在供养异族个体或人群与保护自身利益方面，到底该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该问题的不同态度，分别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关。社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所凸显的个性差异，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来说可能是必然现象，尽管它也是导致出现今天成为头条新闻的那些社会冲突的原因之一。鉴于存在这些压力，最后一章“社会出现的必然性”掀起了关于社会是否有必要存在下去的讨论。

在本书中，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推理，但我先得承认，想对社会进行统一研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种最常见的情况是，学术研究通过将知识领域划分为壁垒森严的各种学科，如生物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培养了人们对某些思维方式的习惯性关注以及对陌生学科的蔑视之情，从而在知识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很大的争论空间。例如，“现代派”的历史学家将国家视为纯粹的近代产物。但在我看来，建国立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做法。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更为激进，他们认为社会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只有当人们认为此举符合自身利益时才会结成这样的联盟。然而我想说的是，对我们的幸福安康而言，获得社会成员身份就像寻找伴侣或疼爱孩子一样重要。我这样说，也许会让我所在的生物学领域中的一批专家学者感到不安。我曾听到一些生物学家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社会应当被视为由不同身份和成员构成的群体组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研究的物种不完全符合其中的标准。然而，这种强烈的反应其实比任何事物都更清楚地表明了“社会”一词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撇开专家之间的争论不谈，每位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都会在如今的科学当中发现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但是，无论你持什么样的社会观点，我都恳请你考虑一下那些超出自己平时兴趣的领域所提供的见解，因为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所存有（通常隐藏在潜意识里）的偏见，以及周围人群所存有的偏见——这在大众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会如何影响你所在国家的规划决策以及你与他人之间的日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