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只要社会存在，人们就觉得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已然改变，那些社会成员在他们的心目中俨然变成了高尚的人类。不过，虽然对社会的归属感会极大地提升全体成员的自我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高看来自其他社会的成员。相反，在他们眼中，那些其他社会的成员不但行为举止和自己大相径庭，而且有时形象丑恶、面目可憎。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把整个其他人群想象成某些非人的，甚至像害虫一样的东西。

他们觉得其他人群卑鄙丑陋，完全应当像虫子一样，被自己踩在脚下蹍成碎末，而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断上演，可谓经久不衰、层出不穷。让我们回到1854年华盛顿地区的西雅图。当时，和这座新建城市同名的西雅图（Seattle），是苏奎米什部落（the Suquamish Tribe）的首领。他刚刚聆听了该地区新近任命的州长艾萨克·史蒂文斯（Isaac Stevens）在部落长老面前发表的讲话。史蒂文斯通知他们说，所有苏奎米什人都将被迁到一个保留地去生活。于是，西雅图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眼前这个身材矮小的州长相比，西雅图显得高大威猛。他说着苏奎米什方言，首先对本部落与白人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深表痛惜，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留给苏奎米什部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然而，对于族人的悲惨遭遇，他的态度却显得豁达而又坚忍：“部落新旧交替，国家彼此更迭，就像海浪一样，前赴后涌，永无止歇。这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人类即使心有不甘，也无济于事。”

作为一名野外生物学家，我一直都在思考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在探索人类部落和国家的时候，我花了多年时间来对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概念进行研究。我总是被一种异己性现象（foreignness）吸引：它能让一些实际上很细微的差别，变成横亘在人们之间的一条鸿沟，并且这种表现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从生态到政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考察智人（Homo sapiens）以及其他动物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尽可能广泛、深入地对异己性现象进行揭示和研究。本书的主要论点可能听起来不甚入耳或让人感觉不适，但人类社会和昆虫社会其实非常相似，二者之间的相似程度甚至超出了我们乐于接受的范畴。

对人类而言，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是异己性的表现，比如我在这方面就有很多亲身体验。当我在印度拿食物的手不对时，旁边围观的人们一脸羞愤。在伊朗，当我点头表示自己同意时，殊不知这个动作在当地代表着反对。在新几内亚高地，我和全村的人坐在长着苔藓的地面上观看一台老掉牙的电视中播放的《布偶秀》，而这台电视居然是靠一节汽车电池来提供能源。当一只猪——它可是当地百姓敬畏的神兽——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在屏幕上跳华尔兹时，当地的男女老幼都用一种嘲笑的神情看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来自美国，而这个《布偶秀》节目就是在美国制作出来的。在斯里兰卡泰米尔民族冲突期间，我费尽唇舌才得以从机关枪下逃脱。当满腹狐疑的玻利维亚官僚试图弄清眼前这个奇怪的家伙究竟是谁、在他们国家干什么勾当，以及是否该允许我这么做时，我吓得直冒冷汗。回到家乡，我也看到美国同胞对外国人同样表现出不适和困惑，有时甚至对他们充满愤慨。出于本能，双方都认为自己对面的家伙极为怪异，尽管他们同样身为人类，彼此其实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长着双臂和两腿，心中都充满了对爱情、家庭和亲人的渴望。

在本书中，我把社会成员的身份视作人类自我意识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最后几章中）。这一点应当与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一起加以考虑，因为后面这两种认同感也会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激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与构成我们身份认同感的其他方面相比，我们把社会——以及种族和族群——的重要性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似乎显得有些荒谬。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就曾试图解释人们为何愿意把自己融入一个凌驾一切的群体身份当中。阿马蒂亚·森以在卢旺达发生的致命冲突为例，深感痛惜地指出：“一名来自首都基加利的胡图族劳工可能会在当地主流舆论的影响下，认为自己只是一名胡图族人，并被煽动杀害图西族人。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是胡图族人，也是基加利人、卢旺达人、非洲人，以及劳工中的一分子和整个人类中的一员。” 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将是后面章节要讨论的主题内容之一。当人们对社会的所属性质或它究竟代表哪方利益的信念出现分歧时，怀疑就会产生，而信任也将坍塌。

于是你会想到“部落主义”（tribalism）这种说法，它指的是人们被任何相同的事物吸引到一起，无论是出于对赛车的共同热爱，还是对全球变暖的一致否认。 以这种宽松方式使用的部落概念，是许多畅销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然而，当谈到一个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或者谈到涉及我们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部落主义时，我们指的其实是一种终生维系的归属感，想到的是它如何激发出人们心中的爱意和忠诚。不过同时，我们还会想到在处理与外来者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归属感也会促使我们心生仇恨、产生破坏的想法或者充满绝望之情。

在讨论这些主题之前，我们将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那就是：什么是社会？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社会和社交——积极地与他人产生联系的行为——之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并且在自然界中不太常见，因为我们所谓的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独立群体，其成员由某个物种构成，还可以世代延续下去。虽然人们对于自己身为何种社会成员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关于其中哪些是重要社会成员，通常都心知肚明。而外来者，其外表、口音、手势及他们对周围事物所流露出的种种态度，包括对猪的看法以及是否把接受小费视为一种对自己的侮辱，都已经表明他们身上的异己性特征。这是显而易见、不会弄错的，因此他们很难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外来者只有接受时间的洗礼，经过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才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除了家庭之外，社会也是我们最经常宣誓效忠、为之战斗，甚至不惜牺牲的一种组织形式。 但在日常生活中，社会的首要地位倒是表现得不太明显，它只是形成我们自我意识的部分内容，也给我们比较他人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提供了条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选择加入政党、书友会、扑克俱乐部，以及青少年团体等各种组织。甚至坐同一辆观光巴士的游客也会暂时团结起来，觉得自己这辆车上的旅伴比其他车上的游客更有存在价值。并且，这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而共同努力，从而卓有成效地解决当天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加入群体的倾向凸显出我们作为人类的个体特征，并且一直作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受到广泛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以自己的节奏继续运行，其表现一如既往，波澜不惊、自然平常，就像我们的心跳和呼吸一样容易被人忽视。当然，在民族艰难或亟待唤醒隐藏在人们身上的爱国热忱之时，社会的价值就得以凸显。发生一场战争、遭受恐怖袭击，或者一位领袖的去世，都可能对一代人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即使在和平年代，社会也为我们的生活定下基调，影响我们的信仰，并为我们个人提供广阔的活动背景。

如果你对不同社会——无论是像美国这样横跨大洲、人口众多的国家，还是位于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之间有时出现的不可逾越的差异现象进行思索，就会发现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难道社会的出现以及将他人贴上其他群体标签的做法是“大自然发展规律”的一部分，因此也就属于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吗？由于自我优越感的束缚，加上易受来自其他群体的敌意的影响，每个社会是否注定就像西雅图所认为的那样，要么会与其他社会发生矛盾冲突，要么社会成员之间会产生一种疏远感，这种感觉会逐渐蔓延，从而使社会在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而走向衰落？

我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覆盖的知识面极广，涉及自然历史学、史前考古学，以及人类变化无常的文明进程——从苏美尔的泥墙到脸书上浩瀚的电子资源，等等。行为科学家惯于在狭窄的语境框架中梳理人类的互动特征，例如通过使用策略游戏来阐明我们如何对待彼此的关系。但我试图联系更广泛的学科背景来开展研究。了解社会的起源、运行和解体——社会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产生的具体过程，以及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将会让我们了解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的最新成果，其中还会涉及一些哲学知识。

当然阐述中少不了借鉴历史知识，尽管这些历史知识更多是用来揭示社会的发展模式，而不在于它所提供的细节信息。每个社会都留下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传奇故事，但我认为，可能存在一些共同的作用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将社会维系成一个整体、促进其茁壮发展，也可以导致它分崩离析、走向瓦解。实际上，无论是通过征服、嬗变、同化、分裂还是灭亡，所有社会——无论其成员是动物还是人类，是低调的狩猎-采集者还是工业巨头——都将走到生命的尽头。由于人类的生命如昙花一现、极为短暂，因此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人类社会也不会永恒存在，也具有生命周期。社会的衰亡不是由于有不怀好意的邻居在周边虎视眈眈，或者是由于环境恶化所致，也不是由于人们本身的生命短暂，而是因为社会成员呈现给彼此以及世界的身份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改变。人与人之间出现的差异至关重要，正是这些差异慢慢将人们曾经熟悉的事物变成了陌生的东西。

人类与社会的联系有着深厚的渊源，这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作为动物的那段历史。然而，我试图借鉴心理学，用成员身份（membership）来描述社会，这意味着人类群体之间可能出现内外之分（ingroup and outgroup），但这种做法在生物学领域显得不合时宜。例如，我的生物学同事们往往就讨厌谈论社会，虽然他们很少明确承认这一点。比方说，尽管量词为描述许多物种社会提供了具体的表达词汇（例如，猴子和大猩猩是“一群”，狼和非洲野狗是“一窝”，斑点鬣狗和猫鼬是“一堆”，而马匹则是“一队”），但研究人员经常避开这些特定字眼，而简单地使用“一组”来加以概括，结果导致无论说话者的表达还是听话者的理解都不够清晰。试想一下，我曾经坐下来聆听一位生态学家发表的演讲。他谈到一群猴子被“分成两组”，后来“其中一组与另外一组发生了冲突”。结果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终于弄懂他要表达的意思，原来他想说的是：一群猴子的所有成员先分成两路，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结果这群猴子中一半的成员遇到另一群猴子并与之打了起来。毋庸置疑，一群猴子也是一个群体，但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是一个由稳定的成员构成的封闭群体，于是就可以和其他猴子分隔开来，从而不仅值得猴群的所有成员为之战斗，而且值得拥有一个特殊的术语来加以标记。

一旦一组——或者一队、一窝、一群——物种具有了这种独特身份，它就超越了只是通过繁衍后代而建立起来的普通关系，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可以从这个社会中获得诸多利益。我们和这些动物有什么共同特点？我们人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个体差异？更值得讨论的是，这些差异重要吗？

虽然借鉴动物王国有助于阐明社会的价值，但不足以解释人类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虽然在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看来，当今这些伟大国家的出现，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其实它们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繁荣的文明出现之前（我指的是拥有众多城市和标志性建筑的社会），我们人类社会也在地球表面辗转迁徙，寻找一片可以安身立命之地。不过当时社会的规模要比现在小得多，比如当时的人们生活在部落里，依赖简单的菜园和家养动物为生，或者作为狩猎-采集者从野外获取食物。这些社会就相当于当时的国家。而我们每个人的祖先都曾与它们有联系，因为追溯到远古时代，那时所有人都是狩猎-采集者。事实上，生活在新几内亚、婆罗洲、南美雨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民族，都和一个部落中的几百或几千人保持着基本联系，而这个部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国家政府。

为了描述最早的社会，我们可以从最近几个世纪的狩猎-采集者和考古记录中寻找证据。现在这些让我们深感自豪的广袤国度，会让我们那些身为狩猎-采集者的祖先感觉不可思议。我们将探索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社会朝着这方面发展，并且，尽管如今的社会已经变得如此浩瀚广大，其中大多数成员彼此都不认识，但他们仍旧歧视外来者。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具有随意性和匿名性，这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你走进一家满是陌生人的咖啡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这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我们人类取得的“最不受重视”的成就之一，它将人类与大多数其他可以构成社会的脊椎动物区分开来。那些物种的成员必须能够识别它们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而这是大多数科学家都忽略的一个限制因素，不过它也解释了为什么狮子或草原犬鼠不能建立起横跨大陆的动物王国。我们能够与社会中不熟悉的成员融洽相处，这不但给人类带来了诸多方便，更使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

组成现代人类社会的成员众多，并且大家可以万众一心，这在比指甲盖大的所有物种的生命史中，可谓绝无仅有、独树一帜。然而，我关注的对象是一些更小的生物，其中包括群居的昆虫，（从个人偏好而言，）蚂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我是在圣迭戈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看见一个长达数公里的战场时，脑海中才开始产生写作此书的想法的。当时在那里，我目睹了两支阿根廷蚂蚁组成的超级战队，每一方都有数十亿只蚂蚁，在为保卫自己的草皮而战。早在2007年，这些小家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大量的个体，无论是蚂蚁还是人类，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社会？本书将在讨论中指出：蚂蚁采用的手段几乎和人类如出一辙，它们在社会中依靠匿名方式来对彼此的行为做出回应。而这就说明，我们——以及它们——作为个体，不需要相互熟悉也能保持自己社会的独特性，而此种能力为人类超越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社会所遭遇的规模限制创造了可能性。这方面最早的例证出现在狩猎-采集者社会，它们后来发展到可以容纳数百人的规模，并最终为历史上出现大型国家铺平了道路。

但匿名社会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如果要用像蚂蚁那样的方式来识别彼此，就得借助一些共同特征来将其他个体标记为自己的同伴。这些标记虽然在蚂蚁中只是一些简单的化学物质，但在人类当中就变得复杂了，从衣服到手势和语言之类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被包括在内，而且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释是什么将我们的文明组合在一起。与智力低下的蚂蚁相比，有利于扩大人类社会的条件显得既严格又脆弱。人们从他们的心理工具箱中找出其他久经考验的技能，以适应社会中涌现出越来越多同伴的情况。比如，通过工作和其他区别（我们的群体性）来强化个体差异就是其中的一种工具。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将讨论的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在领导人的崛起过程中的表现对于一个社会的人口建设同样重要。我们将这类现象视为理所当然，但其实这种现象在狩猎-采集者中表现出的差异很大，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有些人虽然居无定所，但内部成员之间却是平等的关系。

一个社会中各个种族和族群的共存，主要开始于农业时代，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愿意接受个体差异——甚至包括接受他人权威——的一种扩展或延伸。先前的一些独立群体聚集起来形成联盟，这在狩猎-采集者团队中简直是闻所未闻、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上，在其他物种中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如果人们不能重新调整他们的生存认知方式，从而接纳并适应不同的种族群体，那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人们对差异性的容忍必然会产生一些压力，这些压力最终会对社会产生强化作用，但也可能对社会产生破坏和冲击。因此，虽然多民族成功融合算得上好消息，但这也只是就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言，因为民族融合会产生自我中心主义（we-ness），而它是导致群体暴乱、种族清洗和社会大屠杀的根源。

我在写作本书时，自始至终希望能激发读者对一些神秘现象产生兴趣，其中一些现象意义非凡，而其他现象虽然表现得奇特怪异，但仍然不失启迪作用，并能够发人深省。比如后文将提到，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上的大象会形成自己的社会，而亚洲象则不会这样。我们还将讨论一个奇怪的问题：既然人类和另外两种猿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生物学上具有如此密切的亲缘关系，那为什么蚂蚁会做各种各样“人类的”事情，比如修路、制定交通规则、拥有清洁工，以及进行流水线工作……而那些猩猩却不能这样做。我们将考虑猩猩发出的那种被称为喘啸（pant-hoot）的原始叫声是否标志着我们的祖先朝着挥舞爱国旗帜的方向迈出了最初的一小步，并且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形成我们今天这些超级大国的基础。此外，身为一个外国人，我怎么就能无视人种的差异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而大多数动物，包括蚂蚁在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或者，对历史爱好者来说，值得他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当时大多数南方人仍然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是否对美国内战的结果产生了影响？

萧伯纳曾这样写道：“爱国主义的本质乃是一种信念，即一个人由于出生的关系而认定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最为优秀。” 如果人的秉性就是深深眷念自己的社会，对其加以美化讴歌，不惜经常轻视、怀疑、贬低甚至憎恨来自其他社会的成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是我们人类表现出的不可思议之处，也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当人类社会的规模从小到大不断发展时，我们对别人是否适合该社会保持着一种直觉性的认识。是的，我们可以和外国人建立友谊，但他们身上的异己特征并不会因此消除。无论是好是坏，这种区别依然存在——同时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同样明显并且往往带有破坏性的区别特征。对此，我希望自己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对待相同和不同事物的态度极为重要，它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