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做准备

第一章
高中毕业意味着什么？

2007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萨米特预科特许高中（Summit Preparatory Charter High School）的首届学生顺利毕业。萨米特高中位于雷德伍德城（Redwood City），距离旧金山仅有半小时车程。萨米特的毕业典礼和美国其他高中截然不同，没有按字母顺序依次朗读的毕业生名单，没有优秀毕业生和外部来宾致辞，舞台上没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也没有一直到最后都不停鼓掌的观众。为了契合萨米特的办学理念，我们有意要给学生们举办一场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我们在红杉高中（Sequoia High School）二十二英亩的一部分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临时校园，借用了学校的卡林顿礼堂（Carrington Hall）举办毕业典礼。卡林顿礼堂的前身是一座修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风格剧院，有传统的管弦乐队、中层夹楼和三层楼座，能够容纳四百人，这一宏伟的建筑给典礼平添了一份庄严和肃穆。当初，家长们冒着风险选择了萨米特，如今，萨米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萨米特不同于其他的高中，我们全部的毕业生都达到了四年制大学的录取标准（而全美平均水平仅为40%），98%的学生（也就是所有的申请人）至少被一所四年制大学录取。

我以校长的身份带领全部八十名毕业生在离礼堂一个街区之遥的地方排好队，以确保大家在进入礼堂时不会被学生的父母和其他家人提前看到，就像新娘踏入婚礼教堂一样。当天典礼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深思熟虑过。

毕业生将与他们各自的导师小组一同进入礼堂。每位学生都有一名导师，导师由学校的老师担任，每个导师大概会带十五到二十名不同年龄段的高中生。导师给予学生辅导和支持，与每一位学生都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学生信任导师，可以找导师谈心；导师关心学生的生活，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师生之间的日常见面，有时导师还会和学生的家人一起在家里吃饭。导师会与学生一起制订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帮助他们解决家里的问题，指导他们应对充满压力的社交环境。

陪伴毕业生走入礼堂的还有他们的父母或亲属，他们都是学生生命中重要的存在。导师的努力和家人的努力互相补充。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导师和亲属会同毕业生站在一起，给予他们支持，这份陪伴和支持会延续终生。

我停下脚步替学生们整理领带和帽子，和他们拥抱、合影。伊莎贝拉露出了一个带着酒窝的微笑，开玩笑说：“塔文纳女士，您是不是有点操心过度啦？”我反驳道：“我必须这么做，因为你们就要离开我了。”一想到这个，我整颗心都揪了起来，为了避免情绪失控，我连忙往前走了几步。

礼堂已经坐满了人。当我们顺着通道往前走时，所有人一齐起立鼓掌。我望着这些毕业生家长的面孔，试图去想象将来我陪伴我的儿子雷特走过这里时，会是种什么感觉。今晚他和他爸爸就坐在前排的位子，五岁的他正使劲儿地挥舞着小手希望引起我的注意。

终于，厚重的深红色幕布徐徐升起，整个毕业班出现在舞台之上，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我一直试图克制着的脆弱情绪终于崩溃了，泪水滑过了我的面颊，而此时正轮到我上台致辞。还好每位学生都足够了解我。“塔文纳女士就是个爱哭鬼，”高年级的学生每年都会向新生们解释，“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她爱我们。”

我的致辞很简短，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主角并不是我。整个仪式都是为这些学生准备的，我希望让他们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存在都非常重要且有意义，这是我们的使命。每一位导师都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学生的故事，每一位毕业生走上舞台时，投影仪都会放出他/她的照片，从孩童时期到高中四年级，同时还会播放一段录音，孩子们会回顾各自的高中旅程。

我了解这些孩子（或者应该说是年轻的大人）和他们的家庭。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写什么，在说什么，我看得到他们的表现。我知道他们在意什么、害怕什么，我了解他们身上已经形成的或者想要摆脱的那些好的或不好的习惯。我知道他们的梦想，他们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尽管我此前参加过无数次毕业典礼，但这还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如此确信，这些孩子都已经为大学生活、为成年的人生做好了准备。观众们离开礼堂时，人群自发地形成了一个通道。当毕业生出现时，迎接他们的是长久而热烈的欢呼，仿佛是哪个体育明星出现一般。他们慢慢穿过人群，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不由得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震惊，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条成长的道路上，我一直与他们同行。

我三年级的时候——那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出了教室。她年轻，漂亮，人缘很好。留着一头金色的蓬松长发，用玳瑁做的梳子盘在脑后，总是穿着时尚的喇叭牛仔裤和高高的坡跟鞋。她非常喜欢蝴蝶结，经常用它们来装点教室，大部分女孩子都希望长大后能够像她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斜靠在教室入口旁边的储物柜上，双手环抱，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低着头站在她面前，双眼盯着地板，感觉自己无处躲藏，非常紧张。

她的语气很平静，语速也不快：“黛安娜，我今天把你叫出来谈话，是因为你注意力不够集中。你没在做功课。”她停顿了一会儿，我感觉她一直在盯着我，默默地等待她接下来的话。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还有，你的样子有点邋遢。如果你不尝试做出改变，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很顺利。”

我明白她的本意或许是为了激励我，至少是想吓吓我，让我有所行动，但她并不知道我家里发生了什么。那一周早些时候，我的父母又激烈地吵了一架，场面很可怕。母亲受伤了，父亲也被警察带走了。而且这一次，第二天父亲没被警察局放回来。我很害怕，不知道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不想毫无准备，所以根本不敢睡觉，我非常惊慌，必须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不愿洗澡是因为我不想让父亲回家时看到我一丝不挂、手足无措的样子。我的老师没说错，我确实没能集中注意力。我邋里邋遢是因为我太害怕了。而现在，除了害怕，我还感到了羞愧。

但那天，我并没有回应她的话。我不能告诉她我的事，也不能向她寻求帮助。我无力改变自己当时的处境。所以，我只能回到教室，但我没有和其他同学坐到一起，以免自己身上的味道影响他们。我开始做练习题。

按照常理，本来是轮不到像我这样的人来写这本书的，就像学校不是为了给我这样的学生设立的一样。我本不该拿到我的学位，本不该找到现在的工作，本不该有资格和如此多优秀的同事一起共事。但是，我非常幸运，在某些关键的节点，我遇到了贵人，他们在我身上发现了原本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东西。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我曾经受环境所迫做出的那些错误决定最终没有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从高中一路跌跌撞撞到了大学，我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想要更清醒地去看待我的人生和我自己。为了获得一门教育概率课的额外学分，我在一所本地小学申请了志愿者工作。在那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帮助他人学习的乐趣，那种感觉毕生难忘。我深受鼓舞，努力去抓住每一次做志愿者的机会。为了“我的学生们”，我通常备课到很晚，甚至都忘了写自己的作业。

后来，我选择成为一名老师，因为我想为那些像我一样的孩子们做点什么。我本以为我能够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我想象着自己能够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远离那些我曾经体会过的恐惧。更重要的是，我本以为可以利用自己所学的东西帮助他们改变现状，打破那些恶性循环——我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

可是理想和现实总是充满了差距。我的目标虽然崇高，但最初当老师的那几年里，我逐渐发现，我根本不可能去了解每一个学生，我想要帮助每一个孩子的愿望相当不切实际。每五十分钟就会有大量的学生涌进我的教室，或许我会和某个学生在课下相处得很好，但总会有十几个学生是我不认识的。而且就算我完全了解我的学生、了解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发现自己也不能切实地帮助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并不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他们想要的只是支持的声音和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曾经的我。

最初的教学生涯让我感到沮丧，有时甚至令人心碎。我帮助学生们勉强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尽管那一刻非常有成就感，但“勉强”拿到文凭显然并不足以令他们考上大学，或找到一份工作。我曾遇到过一些孩子，我知道他们根本毕不了业，我太清楚将来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辍学的高中生往往找不到工作，因此没办法挣钱养活自己，继而变得非常贫穷。大部分人要依靠公共救济，身体健康也得不到保障。我很清楚这些，但我就是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去帮助他们。我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和眼前的现实十分失望。而还在苦苦挣扎的不光是那些贫穷的孩子。我曾在一个暑期阅读项目中结识了一群非常有钱的孩子，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他们同样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遇到过急功近利的学生，他们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只想混个文凭。毕业后，这些即将离开家的高中四年级学生多半会四处碰壁，根本没法独立生活，因为他们一直太过于依赖父母。这样看起来，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有失败的可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想想办法，让他们都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

社会对教育的责难屡见不鲜。家长被指责没有教育好孩子，孩子在学校不遵守纪律，时常感到疲惫、沮丧，沉迷于玩手机或发生其他更加糟糕的状况。学校被指责管理松散，无法令学生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保护他们的安全。政府被指责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不足，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导致贫穷和社区矛盾。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落井下石去责难任何人。事实上，我非常敬佩美国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我只是在思考，我们是否变成了这些成就的受害者。

纵观美国的历史，你会发现美国人民在很长时间里其实是处于一种贫穷的状态。我可以用亲身经历告诉你，任何曾体会过贫穷滋味的人都知道，谁都不想过一穷二白的日子。如果你很穷，那么你活着的意义就只能是生存，让自己或至少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贫穷。二十世纪早期，许多美国人第一次被赋予牢固的价值主张——让你的孩子为工业化经济做贡献，从而让整个家庭摆脱贫穷。雇主招募有经验的工人，为他们提供工作，高中学历的工人可以借此踏入中产阶级，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是赢家。

这一举措使得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学校是由镇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开办的，后来则被更加制度化的东西所取代，以确保学生能够快速学会基础知识，为适应工厂生活打好基础。学校要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方式教授同样的科目。教科书这一新的发明正是为了适应将知识进行标准化处理的产物。受工厂生活的影响，学校开始用铃声提醒大家准时上课，统一生产的储物柜存放着全部的私人物品，通过仅有的一次考试对学生进行筛选和排名。没错，这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流水线，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也就是要上“流水线”。

取舍显而易见。标准化战胜了个性。优等生和差生在高中无法学到他们所需的知识，因为学校不是为这些人设计的，而是为了两者中间的“大多数人”，为了这些人能够掌握现行教育体制所倡导的“有用”的技能。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入侵取代了传统和固有的家庭价值观。父母的作用仅仅是为了确保孩子的顺从：去学校、坐好，然后闭嘴听课。也许孩子们并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但他们的确能够因此拿到一张通往中产阶级的入场券，因此这样的付出仍旧是值得的。父母指望孩子长大成人后可以负担整个家，甚至有一天可以买一栋房子。这样的梦想真实而可贵。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从高中顺利毕业，但这其实也无关紧要。即便成为中产阶级这条路走不通，总还有大量的农场需要用人。如果拿不到高中文凭或在工厂找不到工作，还是有其他体面的出路。少数表现优异的学生会选择上大学，最终成为经理，管理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段，工业化经济逐渐转变为全球化经济，致使社会的价值主张也发生了变化。想要在工厂工作，仅有一张高中文凭是不够的。整个经济体系更多地开始转向以服务和信息为依托，雇主的用人需求也随之改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雇主最青睐的技能是：1.能够进行快速和长时间的工作；2.能够记住细节和操作指南；3.数学运算。而根据《福布斯》的统计，2020年的雇主最需要的是：1.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2.批判性思维；3.创造力；4.人力管理；5.协作能力；6.情商。现在的雇主看重的是创新思维、独立性和主动性。而在我们祖父母那一辈，这些能力并不受重视。

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原本根深蒂固的、依靠土地和耕种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高科技农业以及全球化竞争。你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此外，仅凭高中习得的技能就想要找一份好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因而，仅仅分数及格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抓住机会，你必须表现得非常出色。如此一来，轰轰烈烈的大学招生如“核军备竞赛”般顺势开启，高中毕业不再是最重要的事，被一所好的大学录取才是。通常来说，大学注重优异的成绩和考试分数、丰富的校园活动和课余活动经历。虽然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都一样，但你必须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经济环境在变，我们也在变。1949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真正的中产家庭的收入几乎翻了一倍。那个年代的孩子长大后都比父母的生活好很多。而今天，在物质上想要比父母一辈优渥基本不太可能。不过，比起七十年前，由于我们有条件追求更多，我们今天想要的东西与过去已经大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当人们还在为生计发愁时，几乎不会梦想着去实现个人价值。而一旦人们解决了温饱，就开始想要更多，梦想也变得更加远大。一份工厂的工作和自有居所显然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我们想要更加有意义的工作，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对自己而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想更加长寿、健康和有活力，想和我们在意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想要被周围的人理解和接纳。但我们从未想过要拿稳定的收入来做交换——没有人会为了实现梦想而放弃金钱。我们开始思考，是否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我们的国家在建立时曾许诺：每一位公民都享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而迄今为止，对许多公民来讲，国家还未能践行这份承诺。尽管社会资源分配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父母和教育系统依然密切合作，为了让孩子能够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而努力。只不过，当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没能及时适应并做出改变。我教书的前十年已经目睹了这一后果。到了今天，即便是就读于好学校的那些孩子，想要被一所顶尖的大学录取，想要顺利毕业，并为自己的下一阶段人生做好准备，也都需要一点运气，遑论那些对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不适合的学校，这个概率几乎为零。在我看来，凭借运气取胜显然不是明智的国家战略，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方法。

萨米特的建立初衷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想要创建一种新型的高中教育模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上大学的机会，过上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去创造一个他们理想中的世界。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为社区、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下，个体需要习得怎样的技能？个体应如何为有经济保障和有意义的人生做准备？高中生要如何认清自己，并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从事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建立的学校必须有能力解决上述所有问题。它不应是什么特殊类型的学校——它要有特色，但也要可复制，仅依靠政府的公共拨款就可以建成。我们不仅仅是在设计一所学校，更是为了显示我们有能力教育好孩子。我们力求打造这样一种环境：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得到关怀，他们彼此熟识，有共同的归属。我们不仅要培养孩子顺利考上大学，还要指引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同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学校必须和家长通力合作。父母必须相信学校为学生提供的价值承诺。我们不允许有孩子没达到目标。我们需要创建一所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校。

得益于学校处于硅谷的地理位置，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利用免费的技术资源；从创业者身上吸取经验；和研究人类动机和思维模式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最初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取得联系时，并没有经由任何中间人介绍。作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就这样直接打电话过去，偶尔我们还会像“追星”一样尾随其后，不断寻求来自各方的建议和意见，只为确保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将所学到的东西用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找到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的方法。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只要你改变看待教育的方式，你既可以帮助孩子考上大学，也能够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两者并不矛盾，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想法非常棒，但我的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当下，“让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的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我作为校领导去参加各类会议和集会的时候经常被同行称作“疯狂的女士”。毕竟，考上大学并不是光靠设立一个目标就能实现。它有一套既定的公式——学校成绩（GPA）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而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更多的孩子提高成绩。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同行也变得非常好奇，如果我们不是这么做的，那么萨米特又是如何成功的？

我们的办学的确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当前我们在两个州共建立了十一所学校。萨米特所有的毕业生百分之百地达到四年制大学的招生要求，录取率高达98%。完成大学学业的萨米特毕业生数量是全美平均值的两倍，其中少数族裔的比例则要更高。大学毕业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学生未来的经济收入稳定。但我想总结的是，我们是如何让学生为成功做好准备的，如何帮助学生培养能力，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而有意义的人生。

萨米特的成功引起了全美的关注。纪录片《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中做了五所学校的专题，萨米特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萨米特一直被《新闻周刊》（Newsweek）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评选为全美最好的高中之一，而且还获得了扎克伯格-陈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支持。别人经常会问：“你们的秘诀是什么？”我发觉自己在社交场合经常会深陷于有关学校和为人父母的话题中。大家都想着钻系统的空子为孩子争取一点优势。在这些人眼中，萨米特之所以能够成功，一定是找到了赢得这场“大学招生游戏”的关键，或是破解了美国高考的“密码”。每当人们开始向我抱怨学校的各种问题并向我寻求解决之道时，我多少都会感到有些局促。不过这些年来，我的丈夫斯考特一直帮助我将过于严肃的建议用更加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干脆巧妙地避开那些讨论。

有一次，我和几个关系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聚在一起，他恰好不在场。那晚的对话让我意识到，有太多的孩子每天都在机械地完成各种作业——他们是被迫的，那些作业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这些孩子毫无动力，灰心丧气，感觉自己难以融入学校。有些孩子会哭，大多数孩子都讨厌上学。即便是那些成绩优异的孩子也会觉得上学是件无聊的事情。然而这才只是小学阶段，他们的求学之路还很漫长！妈妈们也很苦恼。一方面，她们非常清楚，哪怕现在孩子年龄还小，他们也要表现得比其他人更优秀，日后才有可能考上好大学。但另一方面，利弊和取舍又将这些妈妈逼到快要崩溃。她们没办法接受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憎恨学校和与之有关的一切，不想为了名次，强迫孩子去做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当她们向我寻求建议时，我只能这样回答：“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确实有问题，我们需要彻底地换个思路。”这些妈妈们对问题的严重性非常清楚，她们以近乎专家级别的精准度对其进行了剖析。她们知道问题存在，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也正是我的朋友朱莉觉得沮丧的原因。“黛安娜，我到底该怎么做？孩子上学的事快把我逼疯了，他又不能去你的学校。我尽我所能买了一栋最好的学区房，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孩子的学习上，可是你看看我现在得到了什么。我到底该怎么做？”她话语中流露的，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深度关切。

我感到非常震惊。她们找我，并不是想要再次确认事情有多么糟糕，她们只想知道自己现在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我很惊讶：原来有人也想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萨米特的建立确实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几乎每走一步都会有阻碍。很多人觉得我们疯了，而且他们也不避讳告诉我这一点——如果没觉得我们疯了才奇怪呢。

我每天都在思索朱莉的话。像朱莉一样的母亲究竟还有多少？有多少望子成龙的父母还在他们并不认可的教育环境中苦苦挣扎、权衡利弊？多少人屏住呼吸，希望他们的孩子最终能够成才？而无论是父母也好，孩子自身也好，他们所有的焦虑、压力和担忧的代价又是什么？

那一刻，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给朱莉孩子的学校一个机会，让学校重新思考教育的模式。如果她的孩子没办法上我的学校，那至少他可以选择一所类似的。我们设立了“萨米特学习”项目，免费为其他学校提供资源、课程和我们所使用的工具。过去四年间，四十个州共有近四百所学校参与其中。我们组成了一个由超过四千名教育者组成的社区，共同为近八万名学生提供服务。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进展太慢了。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儿子雷特已经十六岁了。他作为观众参加萨米特第一场毕业典礼时，我曾想象过他毕业时候的样子，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要到来了。我经常在想，为了能够让他在毕业后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我都做了些什么，而萨米特在这其中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想到我的那些朋友，她们面临和我类似的处境，但她们并没有一所学校可以从旁协助，一起为孩子上大学和今后的人生打好基础。她们又该怎么做？我该如何回答朱莉的问题？

当下，这本书就是我最好的答案。过去的十六年间，我们一直在尝试建立一所学校，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让所有的孩子，真正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成为最好的自己，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上幸福的生活，做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不用为生计发愁，有稳定的人际关系，邻里和睦，身体健康。我相信，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有利于“开办”一所学校，同样适用于为人父母。

2015年，《快公司》（Fast Company）提名萨米特公立学校为年度最佳创新教育公司。我觉得这有点可笑，首先，我们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由公立学校组成的网络。其次，我们并没有什么真的创新，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将大家耳熟能详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培养健全和健康的人——整合起来，打造一种连贯的、切实可行的教育模式。如果说萨米特有成功的秘诀，也许这就是吧。

这本书的内容包含了迄今为止我们所走过的路，我们从全世界的专家那里学到的经验，以及如何把它们转化为日常的行动和选择，引领我们的孩子走向成功。这本书会告诉你，不同的人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稳定的经济收入，过上稳定和有意义的美满生活。我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旅程，作为一个孩童、一名教育者和一个高中四年级孩子的母亲，不同身份带给我的不同感悟。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希望你能够和其他同样信奉这种全新的、更加广义上的成功概念的人联结起来，并做好准备一起去实现它。

教育问题牵动了太多人的神经，从教育者、家长到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一个繁荣强大的民主社会需要有见识和积极参与的公民，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手中选票的分量，知道发声的价值。我们在政府该如何援助民众这一问题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却忘记了当个体能够自力更生，过上有意义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援助。我们忘记了当每个人都能过上充实有意义的生活的时候，这对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件好事。我们深陷于国家正在走下坡路的紧张和惶恐中，忘记去寻找那些能够让我们变好的方法。我希望你把这本书当作一本手册、一份指南或是一张路线图，去分析你自己的问题，然后采取行动。同时牢记，当我们为这些年轻人举行毕业典礼共同庆祝时，我们有多么大的收获。毫无疑问，这些年轻人都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