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詹姆斯·S.科尔曼(James S.Coleman)和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他们自始至终地影响了本书的立论，他们的一些观点融汇于本书之中，甚至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析。也许他们最大的影响力在于提供了一种不断进行探求和质疑的模式。在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的一个悠闲的周三午餐会后，默顿鞭策我思考一个问题：黑人把“黑鬼”(nigger)这个脏词变成惹人爱慕的说法，这该作何解释？这个问题强有力地敦促我对规范问题进行重新把脉和理解。于是，对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修改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两章的写作亦得益于塞奇基金会的每日午餐会。那里的午餐会也是本书的民族志材料和信息的主要来源，比起那标价5英镑的食物，这不啻是一种“超值享受”。在离开芝加哥多年以后，我对本书的写作(包括我晚近的其他研究)还是一直得到了来自保罗·布伦(Paul Bullen)的富有创意的研究协助。

本书的观点得益于许多学界同仁的讨论。我感谢理查德·阿尼森(Richard Arneson),罗伯特·博纳齐(Robert Bonazzi),阿尔伯特·布雷顿(Albert Breton),尤瑟夫·科恩(Youseff Cohen),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戴维·科普(David Copp),英格丽德·克雷佩尔(Ingrid Creppell),南希·坎尼夫(Nancy Cuniff),德博拉·戴蒙德(Deborah Diamond),杰尔拉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哈斯克尔·费恩(Haskell Fain),乔治·弗莱彻(George Fletcher),温迪·戈登(Wendy Gordon),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已故的格雷戈里·卡夫卡(Gregory Kavka),帕特里夏·费尔南德斯·凯莉(Patricia Fernandez Kelly),刘易斯·A.科恩豪斯(Lewis A.Kornhauser),玛丽·克莱尔·莱农(Mary Clare Lennon),亚历杭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萨拉·罗森菲尔德(Sarah Rosenfield),萨斯奇雅·萨森(Saskia Sassen),约翰·肖尔茨(John Scholz),巴特·舒尔茨(Bart Schultz),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恩·温特罗布(Ron Wintrobe),以及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以及不计其数的会议讨论者。我也感谢来自许多学者的书面评论，他们是安德鲁·奥斯汀(Andrew Austin),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让皮埃尔·贝努瓦(JeanPierre Benoit),保罗·布伦(Paul Bullen),乔·卡伦斯(Joe Carens),约瑟夫·科洛默(Josep Colomer),费尔南多·科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吉姆·费伦(Jim Fearon),詹姆斯·W.费尔南德斯(James W.Fernandez),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卡萝尔·海默(Carol Heimer),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唐纳德·穆恩(Donald Moon),巴特·舒尔茨(Bart Schultz),邓肯·斯奈德尔(Duncan Snidal),以及保罗·斯特恩(Paul Stern)。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的研讨会上做过报告，包括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法律研究中心，法国的应用认识论研究中心(CREA, the Centre de Recherche en Epistemologie Appliquee)、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贝克尔科尔曼”研讨会(the BeckerColeman seminar)，伦理、理性与社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thics, Rationality, and Society)，跨文化会议(the Transcultura Conference)，以及芝加哥大学常年在周三晚上举行的研讨会。此外，我也在美国哲学学会的太平洋分部(the Pacific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公共选择学会(the Public Choice Society)、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维拉· 科隆贝拉集团(Villa Colombella Group)的意大利佩鲁贾外国人大学(Italian University for Foreigners, Perugia)和锡耶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iena)等机构举行的研讨会以及耶鲁大学的小型讲座上发表过本书的一些观点。 我感谢慷慨资助这些研讨活动的组织者，与会学者们的伙伴精神及其尖锐评议让我受益良多。我在思考这些冷峻问题的过程中自得其乐，这或许显得有些不合情理。

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以及制度改革和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在不同的阶段资助了本书的研究工作。和社会研究的普适性规范相关的所有参与者都让我心存感激。

我把本书献给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吉姆·科尔曼(Jim Coleman)。对我来说，吉姆是一个绝好的同事、优秀的典范。他为同事和学生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他展示了果断地将一个理论用于分析一个问题或者一类问题的好处，这也许是他最为重要的影响力所在。他与许多贤达一起成就了芝加哥大学这一伟大的学术机构。

本书的第二章“群体权力”，最初是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亨利·斯塔佛德(Henry Stafford)小型讲座(1986年4月10日)而写的。它的一个早期版本曾见诸《理性的限度》一书，参见卡伦·库克(Karen Cook)和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编著的《理性的限度》一书第358—378页，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